晚清十年，民族危机、存亡危机、统治危机，竞争危机。
面对重重危机，清政府自上而下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自强运动，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国计民生之诸多领域，希望达到富国强兵、消弭革命，挽救统治的目的。但是积弊已深，大势已去，最终在立宪派、北洋集团、地方督抚、皇族亲贵、革命党等各方的利益博弈中，清王朝的统治大厦轰然坍塌。

马平安，1964年生，河南卢氏人，历史学博士、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史、中国近代政治史。写作出版《春秋何以无道》《战国何以称雄》《晚清变局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北洋集团与晚清政局》《中国政治史大纲》《中国传统政治的基因》《中国近代政治得失》等著作20余部；在《世界宗教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第一章 国策的转移
一、统治者执政思路的转变
二、疆吏的药方
三、得失之小结
第二章 第二次自强运动
一、改革官员任用制度
二、增设新的行政机构
三、兴办新式学堂
四、改兵制练新军
五、发展工、商、邮政与铁路交通事业
六、得失之小结
第三章 官俸制度之改革
一、清初文官俸禄之嬗变
二、晚清官俸制度的改革与流产
三、得失之小结
第四章 科举制度之废除
一、科举制度的废除
二、废科举引发新的社会危机
三、得失之小结
第五章 利益集团的崛起
一、北洋系的崛起
二、立宪派的搅局
三、得失之小结
第六章 “西天取经”与政治改革的得与失
一、立宪派的政治诉求
二、前所未有的出洋考察
三、自掘坟墓的政治改革
四、得失之小结
第七章 慈禧晚年的高层人事架构
一、着眼长远，潜移默化安排身后事
二、新一轮高层人事架构
三、奕动、袁世凯结党
四、得失之小结
第八章 慈禧平衡朝局之办法
一、否定庆袁的改制方案
二、扶植瞿鸿禨、岑春煊抵制庆袁势力
三、用张之洞牵制袁世凯
四、以铁良代替袁世凯掌管兵权
五、得失之小结
第九章 摄政王载沣的理政方略
一、罢黜袁世凯
二、剪除袁党
三、集权皇室
四、外放铁良
五、用士官生代替北洋武备派
六、冷落顾命大臣张之洞
七、对奕劻既用又抑
八、得失之小结
第十章 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
一、亲贵党争
二、内阁总理的尴尬
三、奕励力荐袁世凯
四、庆袁翻牌、清帝逊位
五、得失之小结
结语
第一，穷则变
第二，变，未必通
第三，种瓜得豆
第四，启示与鉴戒
主要参考书目

经过甲午战争、戊戌变
法、庚子八国联军侵华等一
系列连环事件的沉重打击，
清王朝元气大伤，这使得以
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急火
攻心。在痛定思痛之后，当
历史的时针刚刚指向20世纪
时，慈禧太后便急急以光绪
皇帝的名义在西安行在颁布
了新政诏书，由此揭开了清
王朝最后十年改革自强的序
幕，学界将这次变革称为“
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是清廷在最后
十年间所进行的一次较为全
面系统的改革自强运动，涉
及国计民生诸多领域，最主
要的则是经济、政治、军事
、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
为政在人。
为了清廷的万世基业，
已进入垂暮之年的慈禧太后
，也不得不重新振作精神，
一方面与光绪皇帝改善关系
，一方面希望通过经济、政
治、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
的改革，实现富国强兵，再
次引领清王朝这艘已经千疮
百孔的航船渡过险滩，力图
化解清政府所面临的全面统
治危机。
改革，本就是摸着石头
过河，承担着高风险、高回
报。新政成功，则大清国基
业重筑；新政失败，则可能
直接导致清王朝统治的灭亡
。这是一场极其凶险的政治
赌注，考验着清王朝最高统
治者的政治智慧与应变的能
力。
首先，经济改革方面。
应该说，在经济改革与开放
上，清政府是花费了气力、
用尽了自己智慧的。从
1901年到1905年，中国经
济也确实出现了快速的增长
。不过，由于改革的实际权
力被地方督抚所操纵，经济
改革的成果一是滋生了一批
新的商人阶层，二是助长了
地方势力的抬头。这两股政
治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
最后联合起来抵抗中央政府
，这也是导致清政权灭亡和
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政治改革方面。
从1905年开始，在江浙立
宪派的鼓动下，各省督抚纷
纷要求清廷实行君主立宪。
在立宪派与督抚的双重压力
下，清廷开始派遣王公大员
出国考察学习，从1906年
起开始尝试预备立宪，从
1907年开始在直隶等省尝
试推广地方自治，1908年
制定与颁布《帝国宪法》，
在京师设立资政院，在地方
各省筹办谘议局，艰难地迈
出了政治改革的步伐。然而
，帝制与宪政不两立。专制
政治是清王朝赖以生存的政
治土壤，一旦开了立宪的口
子，传统的专制意识形态将
再也无法有力地统治民众。
清政府既然舍弃两千余年的
专制政治而照抄照搬西方各
国的立宪政治，实际上人就
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而从此陷
入无法自拔、四面楚歌的泥
潭。
再次，文化教育方面。
1905年，清廷接受张之洞
、袁世凯的意见，宣布废除
科举制度。当执政者为科举
制度画上句号的时候，传统
教育遗留下来的问题并没有
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宣告
终结。事实上，当清政府甩
掉旧包袱的时候，他们很快
就发现又增加了一个更大的
新包袱。结果非常明显，科
举制度的废除，破坏了国家
吸收和垄断精英士子的正常
渠道，造成了传统人才资源
的大面积流失和引发了人们
恐慌及反对的情绪，造成了
政府对读书人群体的失控。
旧式私塾出身者不再支持政
府，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知
识分子对于清政府更是离心
离德。当旧式知识分子对当
政者怨恨与离弃达到一定程
度时，当反政府的新式知识
分子大面积成长达到一定程
度时，便是这个专制王朝行
将崩溃之时。
最后，军事改革方面。
军事改革是清政府在新政中
最为关注与投入的关键领域
。清政府为此在京师设立练
兵处，企图全部以新军取代
绿营，建立相当规模的现代
化军队。然而，当清政府集
全国财力、人力训练而成的
新式军人，不仅没有成为保
护清王朝统治的坚强支柱，
反而最终倒戈一击，成为这
个王朝的终结者。武昌首义
的第一枪是由张之洞训练而
成的湖北新军打响，袁世凯
的北洋新军则前线倒戈，成
为迫使清廷和平退位的最大
筹码。
种瓜得豆。
历史说来就是这样无情
与残酷。
新政成功了吗？答案是
否定的。因为新政不但没有
达到清政府挽救自己统治的
目的，相反倒十足地加速了
这个腐败王朝的灭亡步伐。
新政失败了吗？好像也
不能这样简单地下结论。历
史是一条向前奔流不息的长
河。毕竟，清王朝虽然灭亡
，但新政的成果也是明显的
，它也为民国初年的中国发
展初步奠定了基础。
不过，今天看来，这场
新政的教训应该多于经验。
政治方面的教训多于其他方
面的教训。清末新政虽然没
有达到挽救清王朝统治的目
的，但其改革开放的诸多举
措及其经验教训却值得认真
总结和探讨，以为我们今日
的改革发展事业提供史鉴。
《诗经·大雅·荡》说：“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这就是写作本书的目的。

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
清政府在新政过程中没有搞好社会各阶层的平衡，治理能力的欠缺与治理体系不完善最终导致了清政府的垮台。
本书讲述了清末新政是清廷在最后十年间所进行的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改革自强运动，涉及国计民生诸多领域，最主要的则是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

第一章 国策的转移
一、统治者执政思路的转变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在流亡途中，经过颠沛流离之苦后，慈禧太后痛定思痛，经过慎重考虑，她决定改弦易辙，在国家推行全面改革。很快，她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力求振作的上谕。
这道上谕的发表，标志着清末新政的开始。上谕说：
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当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渐变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敞，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敝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整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自丁戊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巾。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藉保皇保种之奸谋，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联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得救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酌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睹。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服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肥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总之，法令不更，铜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至西幸太原，下诏求言，封章屡见。而今之言者，率出两途：一则袭报馆之文章；一则拘书生之浅见。指其病未究其根，尚囿于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悉归于窒碍难行。新进讲富强，往往自迷始末；迂儒谈正学，又往往不达事情。尔中外臣工，当鉴斯二者，酌中发论，通变达权，务极精微，以便甄择。特是有治法尤贵有治人。苟无其法，敝政何从而补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使不分别人有百短，人有一长，以拘牵文义为守经；以奉行故事为合例。举宜兴宜革之事，皆潜废于无形；旅进旅退之员，遂酿成不治之病。欲去此弊，慎始尤在慎终；欲竟其功，实心更宜实力。是又宜改弦更张，以祛积弊，简任贤能，上下交做者也。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物穷则变，转弱为强，全系于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遇事偷安，宪典具在，决不宽贷。将此通谕知之。
这篇上谕主要表明：
第一，经过庚子事变后，慈禧太后在反思之余，政治态度发生了一个比较彻底的转变。这就是从原来抱残守缺的改革开始向全面的维新图强转变。在这道上谕中，最高统治者虽然仍宣布康梁为“逆党”，斥责康梁变法为“乱法”，但并没有反对变法从新的意图。慈禧太后的这种做法主要是想将自己即将举行的新政与戊戌变法区别开来，但其变法自强的愿望与主张是坚定的。
第二，清朝最高统治者终于走出了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怪圈，不再拘泥于祖宗的成法。认识到了“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第三，在总结过去洋务运动成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这道上谕希望突破洋务运动的樊篱，指出了“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因此，富强之路、振兴之望在于必须舍西政之皮毛，而求西政之本源。 第四，如何举办新政才能富强，清廷并没有十分成熟的主张。因而下谕要求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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