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之间》是一本全面讲述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增长模式及未来发展问题解决策略的普及性著作。
在考察我国现有经济增长、工业化及城市化模式的历史背景、演变过程及其理论逻辑的基础上，《人地之间》分析了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土地利用的多方面影响，并最终给出合理、可行的城乡土地改革方向及具体的政策组合。
在城乡土地改革的每个细分领域，作者所提供的解决方案都是在既有政策框架基础上以逐步缓解现有矛盾为目标的适度调整。既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无关痛痒的修补，而是希望通过一系列“激励相容”的联动改革逐步推进。

陶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2002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2003－2007年，在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他的研究专注于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多个相关领域，包括转型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和户籍改革、官员社会政治网络与地方发展、地方治理及公共财政等。主持过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目前正在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序言　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之问
绪论　中国城乡土地制度的整体挑战
一　矛盾与挑战
二　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进展与局限
三　本书各章主要内容.
第一章 中国增长模式与“土地财政”的兴起
一　两个背景
二　两个流行的备择假说
三　驱动中国增长的结构性变化与机制
四　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
五　中国增长模式
第二章 “土地财政”下的策略性出让及多重扭曲
一　“土地财政”模式下的策略性出让
二　过度土地城市化与不完全人口城市化
三　房价泡沫化与地产调控难题
四　“土地金融”和地方债务风险.
第三章　征地改革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一　进展缓慢的征地制度改革
二　关于征地政策的争议
三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及前景
四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解决方案
五　土地征收与公共利益
第四章　“涨价归公”、公平补偿和征地合法性
一　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和征地合法性
二　从“留用地安置”迈向“留用物业安置”
三　再论“涨价归公”：土地增值收益的形成和分配
四　中国的实践和改革方向
五　改革思路的一个小结
第五章　传统农区土地改革的局限和进路
一　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
二　农地的确权和抵押困局
三　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困境与改革
四　传统农区土地制度改革的解决方案
第六章　耕地保护和土地指标交易
一　当前耕地保护制度
二　既有耕地保护制度的局限
三　“土地发展权”与“增减挂钩”政策
四　浙江模式
五　土地发展权转移和市场化交易的顶层设计
第七章　产业升级与城市存量低效用地再开发
一　工业用地 ：挑战、政策和探索
二　南海实践 ：“工改工” +“工改居”
三　基于一个模拟案例的一般化讨论
第八章　城市更新的困局和模式创新
一　反公地困局
二　珠三角“三旧改造”经验考察
三　模式创新 ：两个竞争加一个腾挪
四　一个可行性测算
结语
致谢

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
之问
中国过去70年的经济变
化，尤其是过去40年的快
速成长，无疑是人类经济
发展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
之一。作为占全世界人口
近20％的超大规模国家，
中国发展与否、业绩如何
、可持续性怎样，对当代
全人类的命运，尤其对广
大欠发达国家的众多人口
能否有效走出贫困，都具
有重大意义。更重要的是
，在过去70年的不同发展
阶段中，中国政治和经济
系统互动方式的变化带来
了前后迥异的经济发展策
略，也引发了非比寻常的
跌宕起伏。
过去40年间，中国逐步
跳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
捆绑，从一个绝大部分人
只能获得最基本生存资料
的贫困国家，变成一个相
当比例人口初步达到小康
生活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
，从一个开放程度很低的
国家变成全球最大的贸易
国、第一大制造业生产国
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这
沧海桑田的变化，学者，
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者，应该不断就这些变化
给出更通透、更本质的解
释。
生活在这个时代，并全
面经历、直接见证和亲自
体验中国转型发展整个过
程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肩
负着重大责任，具体而言
，需要去很好地回答如下
问题：
70年前的中国从哪里出
发？
前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
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改革开放为什么在“文革
”结束两年后就可以很快启
动？
转型发展第一阶段（改
革起始到20世纪90年代中
期），到底发生了什么？
转型发展第二阶段（20
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中国经济又出现了哪些重
大的结构性变化？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
可以带来持续40年的高增
长？
为什么经过40年的转型
发展，改革开放仍然处于
进行时？
中国经济体制在哪些主
要方面还面临重大挑战？
我认为，只有从理论上
和实证上回答好这些“实然”
问题，才能更扎实地去判
断中国未来可能向何处去
：是否存在多种不同的发
展前景，到底有哪几种不
同的可能前景，以及需要
做出怎样的努力才能避免
出现不利的局面，并最终
实现全面转型。
为此，我准备用三部著
作尽可能准确回答上述问
题，分别是第一部《人地
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
城乡土地改革》、第二部
《天人之际：关键历史节
点下的中国转型模式》和
第三部《无食我黍：东亚
发展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
增长模式》。
“三部曲”将努力给出中
国过去70年转型发展的一
个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这个分析框架的基本立
论是，基于国际比较和对
中国过去70年不同阶段典
型事实的分析，转型发展
的“中国模式”不仅存在，而
且在不同时期还依次出现
了具有前后延续性，但参
照系有所改变的多个“中国
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就
存在一个与苏联计划经济
模式有很大相似性，但因
资源禀赋不同、政经互动
模式有别而又有所不同的“
计划经济的中国模式”；而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20
世纪90年代中期，虽然中
国面临着和苏联、东欧国
家在相应阶段遭遇过的相
似挑战，仍然出现了一个
转轨路径及增长绩效都呈
现重大差别的“经济转型的
中国模式”；从20世纪90年
代中期到现在，又逐步演
化出了一个与传统“东亚发
展型经济体”有诸多相似，
但仍存在多方面结构性差
别的“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
。
基于不同参照系的比较
分析，“三部曲”将对中国不
同时期的政治、经济、社
会体系之间的互动展开全
方位的分析，建立一个考
察政府和企业之间、不同
产业之间、中央和地方之
间三组关系的整体性理论
分析框架，并从历史制度
主义的视角出发，研究不
同阶段相应“中国模式”产生
的背景、运行机制、演化
路径和发展绩效，系统评
估国家和社会两组力量互
动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经济
增长、收入分配、社会和
环境治理等多方面所具有
的意义。
……
再来审视关于“模式”是
否存在的第二条判别标准
，即某个特定“模式”应该和
其他“模式”不同，需要具备
独特性或差异性，而中国
的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早
有20世纪80年代“东亚发展
型国家模式”和现代化导向
的“新加坡威权模式”的先例
，因此“中国模式”并不存在
。
应该追问的是，中国是“
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和“新
加坡威权模式”的简单加总
吗？且不说“贤能选拔的威
权体制”这个说法是否充分
刻画了新加坡的国家治理
模式，中国的官员选拔体
制和新加坡的官员选拔模
式是一样的吗？虽然中国
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和“东
亚模式”中的日本、韩国、
新加坡的干预方式有一定
相似之处，难道不存在几
个关键维度上的重大差别
吗？
如果对前面两个问题的
答案是否定的，对最后一
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那么用缺乏独特性和差异
性来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
就自然没有说服力。
再来看关于“模式”是否
存在的第三条和第四条判
别标准，即成为一种“模式”
必须能被他国模仿和被别
人认可。这显然是把“模式”
误解成了“模范”，用价值判
断替代了事实判断。
正确的态度是首先把“模
式”当成一个中

分税制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有多大？
到底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
“小产权房”“以租代征”为何大量涌现？
房价为何越调控越高涨？
“土地金融”如何引发地方债务风险？
顶层设计如何推动发展模式转型？
户籍改革到底要改什么？
如何实现人口的城市化？
农村集体土地如何实现渐进国有化？
扎根第一现场，紧贴一线实践！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写给切实关心中国前途读者的答案之书。

如何理解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兴起的中国增长模式？为什么经过1994年和2002—2003年的两轮财政集权，地方政府“大干快上”工业开发区和新城区的激励反而逐步增强？如果不存在一个以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为主要依据并进行提拔的“地方主官考核体制”，地方政府发展的激励来自何方？哪些更根本的因素推动了过去25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同时导致了地方财政收入比例的先降后升，并引发了“土地财政”“土地金融”的兴起？
对“分税制”效应的误读
1994年的分税制将地方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例，从1993年的78迅速降低到1994年的44.3，特别是中央一举分享了制造业增值税的75，增值税一个税种就占当时所有税收收入的45。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过去25年地方政府还会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工业开发区建设热潮？
这个浪潮首先从苏南地区启动，先逐步延伸到东部沿海的其他城市，2005年前后开始向中部地区扩散，2009年大规模宏观刺激后又进一步席卷广大西部地区。
实际上，建设工业开发区的成本相当高。首先，地方政府必须大规模征地，即使大部分城市的征地成本因政府强势而相对较低，但工业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不仅很难降下来，而且还会随着日益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而不断上升。
过去20多年，各地工业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不断加码，已经从早期的“三通一平”到“五通一平”，又到后来的“七通一平”乃至“十通一平”，各地工业用地的单位成本持续攀升。
我们近年在各地的调研表明，只有少数城市的工业用地出让金，可以超过或勉强打平地方为提供这些土地所需支付的征地补偿成本和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很多经济基础较差或区位条件较弱的城市都在净亏损供地。
如果对于制造业缴纳的增值税，地方的分成很低，为什么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动力还这么强？一个常见的解释是，虽然分税制后地方财政分成的比例显著下降，但地方财政支出相对刚性。甚至“分税制”后，省级政府向市、县下压的支出责任有所增加，地方政府只能大搞“土地财政”来补齐收支缺口。这可以被称为“财政压力论”。
但“财政压力论”存在逻辑上说不通的地方，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地方（制造业）税收分成比例显著下降，地方政府发展制造业的积极性应该下降才对。毕竟，地方政府大建工业开发区必须支付相当高的征地补偿成本和基础设施成本，甚至还要支付因低价征地、环境污染、劳工保护不足等导致的诸多社会维稳成本，而且这些成本还会随着更多区域加入竞争而不断上升。如果这些成本增加过快，甚至超过收益的增幅，就会有效地约束地方政府发展制造业的冲动。
当然，不能否认地方政府确实存在一定的财政支出刚性，但这种刚性不仅不是绝对的，更不是无条件的。例如，分税制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一些地方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大力推进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但其本质是以市场化为名的甩包袱。即使地方政府不得不“保基本运转”，也未必一定要通过“大干快上”地兴建工业开发区来补充财源。如果建设工业开发区的成本很高且收益难以有效覆盖成本，地方官员完全可以选择不作为，或是少作为。
事实上，至少在2009年实施大规模的财政信贷刺激政策之前，一些区位条件较弱和经济基础较差地区的政府更倾向通过“跑部钱进”来获得转移支付，而没有积极性去大建工业开发区。但实际情况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财政集权受损最大的沿海地方政府选择的是加入并强化招商引资的区域竞争，而在2009年之后，全国各地都开始超常规地建设工业开发区和新城区。这些显然都是必须在理论上给予有效解释的重大现象。
伴随分税制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要对1994年分税制后地方政府一波又一波的“大干快上”做出一个比既有理论更有力的解释，必须深入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地方政府面对的国际和国内竞争环境以及二、三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一些对地方政府成本和收益产生重大影响的更根本因素。
如前所述，地方政府大规模、有意识的“以地谋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从苏南地区开始的。那时，绝大多数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还没有发育起来，住宅用地出让金可忽略不计。当时苏南地区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主要还是考虑制造业的税收。
虽然分税制降低了地方的税收分成比例，但相比于分税制前对地方国有和乡镇企业征收的诸如产品税之类的综合税税率，分税制后的增值税税率较高，如果再加上分税制新引入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制造业的综合税率就更高一些。因此，地方在工业上“谋发展”的积极性不会下降很多。
尽管如此，如果制造业的综合税率有所提高，那么其他条件不变时，更高税率应该对制造业产出带来负面影响，而且鉴于原有税率在拉弗曲线上的位置，地方的总税收未必增加。但实际情况是，分税制后，中国制造业的产出不仅迅速增加，甚至在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还成为很多中低端消费品生产的“世界工厂”，地方政府的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