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回忆早年生活的自述作品。因祖籍台湾，台湾岛的形状像个番薯，岛上两三千万汉人自称“番薯人”，故以此名书。书中记述其家世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度过的孩提时代，重点追忆了18岁作为“政治犯”被捕入狱一年的特殊经历。这段经历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他一生的志向，也由此引发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科学兴趣。

张光直（1931-2001）华裔考古人类学家。祖籍台湾，自称“番薯人”。1950年代在台湾大学读人类学，师从李济。后负笈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院毕业。曾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台湾中研院副院长。为美国科学院及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
张光直一生致力于中国考古学与考古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通过一系列有影响的专著和大量学术论文，把祖国古代文明的丰富考古材料介绍给世界。更倡导以世界性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力求通过中国文明进程和发展模式的建立，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内涵做出原创性的贡献。

前言
父亲、母亲和他们的朋友们
北京的生活
师大第二附小和男附中
回台
40年代的板桥
建国中学
二·二八事件
建国中学（又一章）
四六事件
监狱生活
回到情报处
内湖
回家
后记
附录一 老兵的佛像
附录二 伐檀
附录三 小人物的速写

拉丁语lpomea batatas，
英语sweet potato，汉语“番
薯”，是一种块茎类的植物
，植物学家都说它起源自南
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
，把它带到全世界去。它到
明代末年才传到中国，葡萄
牙和西班牙的水手们把它传
到了中国。这种作物非常适
合中国山区干地，所以在中
国长得十分茂盛。
拉丁语Colocasia
esculenta，英语taro，汉语
“青芋”或“芋仔”，也是一种
块茎类作物，植物学家说它
起源于东南亚，包括中国南
部和马来西亚。它的年代与
东南亚的栽培植物(例如稻
米)一样地早，大约一万年
以前。
1895年，大清帝国与日
本打了一个大海仗，输得一
败涂地，被迫将台湾岛给予
日本。从此，台湾岛上的居
民便成为“亚细亚的孤儿”。
因为台湾岛的形状很像一个
白薯，所以岛上两三千万的
汉人常常叫他们自己为“番
薯人”。我父亲就是一个“番
薯人”，他在1924年从台湾
到北京念大学；本来念的是
中国大学，后来承吴承仕先
生介绍，转到北京师大，在
那里碰到我母亲。我母亲是
湖北黄陂人，那年只有18岁
。我父亲23岁，两人相恋，
母亲家里不同意，两人便私
奔台湾。在台湾举行了一个
隆重的婚礼。证婚人林献堂
先生，介绍人洪楢、王敏川
二位先生，地点是在台北江
山楼。从1926年到1941年
，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光
正、光直、光诚、光朴。
我们四个兄弟都生在北
京，我们都是说标准的京片
子，但是因为我们祖母不会
说北京话，而且我家常常是
台湾人在北京歇脚的地方，
有很多台湾人来往，所以我
们兄弟也会说台湾话，不过
都程度不一地有点北京腔。
我们从小学就不喜欢日本人
，虽然学了六年日文，但是
日文只能看，不能说，也不
能写。我们自己认为毫无疑
问的是台湾人，是番薯人；
但也是闽南人、中国人。
现在的台湾人也自称为“
番薯人”，但是有一个新名
词加入了族群语汇，那就是
“芋仔”，指1945年以后来的
外省人。胡台丽说“芋仔”这
个词是1949年以后，从大
陆来了六十万大军之后开始
出现的。这些阿兵哥再加上
之前来的外省人，被台湾人
称为芋仔，或老芋仔。芋仔
和番薯人现在被人为地界定
为两个刻板印象：芋仔人不
说台语，不与台湾认同，也
痛恨日本人；番薯人说台语
，本土性强，对日本人有亲
切感。
我们一家人用新的语汇
就无法分类。事实上，三四
十年代的台湾人，都不能清
清楚楚地分出番薯人和芋仔
。在北京的台湾人，除了我
们一家以外，且举几个例子
：徐木生、张深切、黄烈火
、柯政和、江文也、林焕文
(林海音的父亲)、连震东、
苏芗雨、赵炼、苏新、苏子
蘅、谢文达、蓝荫鼎、郭柏
川、杨开华(杨英风的父亲)
，这些人都可以说是以中国
人自认的。但是今天认同的
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我相
信他们都会很乐意地被叫做
番薯人。但是别的称呼呢？
我们无法知道。
我弄不明白的是：青芋
在台湾已经有一万年以上的
历史，当代的政论家却用它
来象征来到台湾只有半世纪
的大陆人。而番薯这个植物
在台湾只有三四百年的历史
，但却用它来象征台湾本土
人。也许是因为我们台湾汉
人的祖先抵达台湾和番薯来
台湾的时间差不多同时，反
而芋仔到达台湾的时间已经
不能在人的记忆中回想得到
。芋、番薯，都是象征性的
言语，而象征是流动的。老
芋仔本来指来台军人而言，
现在芋仔又包括非军人。第
二三代更没有一定的规矩来
说了。妈妈也许是云林人，
爹爹是上海人。自己是生在
台湾，长在台湾。也许会说
点闽南语，也许会几句家话
，也许只会台湾国语。这种
人，有时被父亲强迫说是上
海人，有时随自己的意思说
是台湾人，多数不知道自己
到底是哪里人。
我知道我是哪里人。在
三四十年代，只听见人说番
薯人，与其相对的就是日本
人、四脚(Sika)。将其包围
的观念是唐山人或阿山。我
和父亲都是唐山人或番薯人
，这都是特殊的唐山人。40
年代以后，族群的观念有连
续的改变。但是，那是在这
本书的故事发生以后的事了
。

张光直先生娓娓道来回忆其早年生活。一位考古人类学家的早年经历如何引发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关注。张光直先生的早年生活自述，贯穿四五十年代的历史。
本书记述其家世和上世纪兰四十年代在北京度过的孩提时代，重点追忆了18岁作为“政治犯”入狱一年的特殊经历。这段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一生的志向，也由此引发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科学兴趣。

这里写下来的这些事在
心里记忆了近五十年，没有
在更早的时候写出来，是考
虑到有关的人的隐私权问题
。现在事过境迁，访旧半为
鬼，再不写，恐怕这一小段
历史就没有人记得了。所以
把这几年的事情记下来发表
。这些既然都是实事，人名
也不用假的。希望当事人同
意我现在把这些事情记下来
。这些事情的大纲是不错的
，但在细节上一定有很多小
错，因为都是用脑子记下来
的。希望读者不吝校正。
五十年前的这些人物，
现在都到哪里去了？罗老师
、翁廷枢、父亲、阿燕姑、
曾健成姑父、阿梅姑、廖先
生、阿安表哥、瀛洲表哥、
阿惜、土城的姑婆、陈文彬
校长、谢操、陈诚、傅斯年
、苏芗雨、洪炎秋、丘宏仁
、史习枚和杨肇嘉，都作了
古人。
四六事件的受难者，后
来来往很少，他们的下落，
我多不知道。只知王耀华出
狱后在美国与一个美国女子
结婚。陈钱潮最后的消息是
在大连，据说是在治疗癌症
。孙达人要到1997年才看
到，他说他在我出来以后不
久也出来了，结婚以后，他
的夫人一度做过台大法学院
的院长，他自己则含光隐锐
，过了多年的平安日子。
申德建后来也出来了，
继续读完工学院，在台湾服
务。他的哥哥后来在大陆有
一次来找我，要我给他写一
篇证明书，说申德建所以能
够活着出狱而没有作为“先
烈”死在狱中，是因为他原
来就不是共产党，受我的牵
连而入狱，绝非出卖同志或
干了其他叛徒所做之事而出
来的。我当然觉得这个要求
相当奇怪；申德建有没有入
共产党竟要我来证明。但是
既然他要我写我就写。我于
是写了一封信，说申德建之
入狱，完全是温景昆害的！
温景昆在他寄给我的信里，
说要我把他（温）寄给我的
一本书看完以后交给他（申
）去看。就这一句话，害得
申德建坐了至少一年的牢。
他的哥哥收到我这封信以后
，非常高兴，说是替他解了
多年的一个冤枉结。
常常有人问我：这一年
牢狱之灾对你有什么影响？
我想，它影响了我一生做人
的态度。在那个环境里，人
的“好”与“坏”是很难判断的
。“特务”一定是坏人啰。被
抓去那天，那几个到我家来
的特务，很显然有保护我的
行为，不然我的罪状一定要
大得多。石所长也不是坏人
；假如我亲眼看到他使用刑
求，而且以此为乐，我当然
要说他的坏话，但是我实在
不能想象他会参与刑求。
总之，我在当时坐了一
年的牢，接触到各样的人，
出来以后，对人之所以为人
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我看到
两伙人，或说两伙都包括着
好人的人，代表两种不同的
制度，在一个大时代，碰在
一起，各为其主，各尽其力
，彼此相互斗争。结果为何
而死，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人这样容易受骗？为
什么肯这样出力地斗争？这
使我非常好奇。我出来以后
，没有继续念书，在家里自
己读点书，以同等学力的资
格考上了台大的考古人类学
系。考这个系，基本的原因
就是想知道上面所说的“人
之所以为人”。有没有结论
呢？那是50年代以后的事了
。

在张先生的回忆录中我
们发现，他是一个乡情浓厚
，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用
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个既会
说“标准的京片子”，“也会
说台湾话”……自认为是台
湾人，但也是闽南人和中国
人的“番薯人”。他对他的故
土北京和台湾，对他的父母
、老师、同学和朋友，一直
有诗一般的魂牵梦绕，又透
着淡淡的哀伤。
——李零

1902年，父亲诞生在板桥——台湾北部的一个小镇，原名张清荣。我的祖父张再兴（一说张再昌），是个小包商，专做小桥等小型建筑工程。祖母姓陈，是板桥港仔嘴人。父亲从小住在板桥，板桥公学校（即现在的板桥国小）毕业，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板桥国小的林木土。板桥国小现在的校歌，说是父亲写的词；最近板桥国小要找一个校友作个纪念石像，他们就作了一个张我军的头像。板桥公学校毕业以后，父亲到厦门一个日本银行做事，在厦门改名字叫张我军。
父亲没有兄弟，有几个妹妹都给人了（生了女儿，自己不要，送给别人，是台湾早年的恶习），只有一个妹妹叫张淑燕还有联络，嫁给曾健成，有两个儿子。我的祖父有一个妹妹，嫁给土城姓何的，有五个儿子；祖父的五个堂兄弟，最大的叫张黑硬，是个农夫；老二张松，在板桥作代书，有四个儿子，还有一个从良的小老婆，叫凤子，生子名光华；老三叫张坤元，在林本源家管过账；老四叫张望洋，也在林本源家里做过管家。我祖父、祖母和父亲过世之后，骨灰都埋在属于张松产权所有的土地上。
1955年，父亲以52岁的英年去世。他是可以多活很多年的；但是他好喝酒，说真话，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他喝到桌子底下去的。长年的喝酒伤害了他的肝脏，50岁时又在台中街上吃了不洁的食物，染了甲种肝炎。这些多方而集中的攻击，终于打倒了这个原本是一个农家小伙子的健康身体。母亲原名罗文淑，她的身世比起父亲来是要苦些。外祖父是四兄弟中的大哥，生了一女一子。女儿是这一代里的大姐，就是我的母亲。儿子自小有精神病，20岁时娶了一门亲事，想用冲喜来治他的病。婚后生了一个女儿，病是一点没好。三四年后，舅舅就因为老肺结核去世了。舅母只有20岁左右，只好带着小女儿和外祖母同住，守寡；解放后，据说舅母嫁了一个打鼓儿的。到了70年代我们重现于北京时，外祖母、舅母、表妹三代都已不在。外祖父的二弟是个军人，一直跟着张继。只有一个独子，叫文浩。承继父业，上了黄埔军校第八期，在蒋介石手底下做到中将，一度还做过“实践学社”的社长。可是他和蒋经国不合，所以老蒋死了，文浩的军事事业前途也就无望了。
母亲的三叔是个衙门的刀笔吏，有一个儿子作海军军官。母亲的四叔，也就是外祖父的小弟，在官场作一个中级的官吏。他的大儿子文绍，一想到他就想到巴金的小说《家》里面的大哥觉新，为了家而牺牲自己的爱情。文绍的弟弟文中也是军人；但他既非黄埔，也不是海军。他就是寻常的小兵，从二等往上爬，我最后看见他的时候，他大概爬到了中尉。
在这个大家庭里面，人，是不好做的。外祖母守寡，舅母也守寡。外祖母是个做人的榜样，“长嫂如母”，俗语如此说。但是在罗家（和其他类似的家，我猜），“欺负老实人，踹寡妇门”恐怕更是实情。外祖母住在北京湖北会馆，生活上的困境，是可以想象的。张我军走入他们的生活，今天客观地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好消息。父亲第一次到北京，才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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