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出版的那些事》是根据石峰的采访口述内容整理编撰而成，以口述历史的形式，回忆了石峰从参军到进入出版行业工作这三十多年中，他所见证的一些的重大事件和承担的一些重大项目，参与的一些重要工作，这当中既有事件背后的趣事，也有改革路上的艰难；既有人生的关卡，也有成功的喜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为出版事业“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同时也见证了他为出版事业所做的贡献；让我们捕捉到不少通向历史真相的线索，同时也记录下很多宝贵的人生感悟。

石峰，1946年7月出生。浙江义乌人。196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编审职称。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委员。
1972年5月从部队调到国务院出版口从事出版管理工作，1982年5月起任文化部出版局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出版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95年12月任新闻出版署党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2000年5月起分管报刊工作。2003年1月至2006年12月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党组成员。2007年2月至今担任中国期刊协会会长。

第一部分 我的出版机缘
我的出版瞬间
我的出版机缘
第二部分 我经历出版的那些事
关于“开门办社”的调查
我与民族文字出版工作的情结
出版界解放思想第一炮——1978年庐山少儿出版工作座谈会
长沙会议确立地方出版社工作方针的前后
感受第一届全国书市——1980年全国书市盛况空前
难忘的两次出版成就展
经历出版由乱到治的转变
苏联解体前的出版改革见闻——中国出版代表团访问苏联
“东风工程”的提出和实施
出版业发展阶段性战略转移的提出
三次出版整顿的前因后果
查处违规报刊后的思考
一次不寻常的“越洋对话”
率团访问考察日本出版业
都市报曾经的辉煌
筹备第36届世界期刊大会
见证汶川地震恢复重建奇迹
举办刊博会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
努力倡导期刊数字化转型
组织编撰《中国期刊史》
第三部分 管理工作中的创新探索
建设“中国期刊方阵”
推进报业集团化发展
推出新办期刊“试办期”制度
建立“中国数字报业实验室”
实施出版物发行数据核查
后记

收集鲜活史料 知古鉴
今资政
——“口述出版史丛书”
总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对党的历史的
总结和运用。习近平总书
记曾强调指出，历史是最
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
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
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
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这
一重要论断，为我们进一
步学习和研究党史、国史
，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
统和工作作风，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推动各方面工作
健康发展，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出
版史是党史、国史的一个
缩影。出版史与一个国家
的社会发展史有着深厚的
渊源，这一判断至少包含
如下三层意思：作为一种
实践活动，出版活动本身
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作为一种传播载
体，出版行为具有记录历
史、传承文明的功能与作
用；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
分支，伴随着人类社会历
史车轮的缓缓前行，出版
业也在创造和书写着自身
的行业发展史。
孔子曾称赞其弟子子
贡为“告诸往而知来者”，
意思是告诉你以前的事，
你就能够举一反三、知道
未来。这说明反思历史是
未来发展的必要借鉴。没
有历史的未来，亦犹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
思议的。因此，我国出版
业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
续繁荣发展，恐怕也需要
对一个时期以来的出版史
进行返观自省，梳理过往
的发展轨迹，剖析发展节
点上的是非曲折，总结疏
导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
等等。一个行业，倘若没
有深厚的历史作为积淀，
是注定走不远的。
研究历史，就需要有
丰富的相关史料。史料包
括文献史料，有史书、档
案文书、学术著作等文字
史料，也包括当事人或亲
历者提供的口述史料等。
尽管我国史学有秉笔直书
的理念倡导和传统，但毋
庸讳言，那种“为尊者讳”
的流弊却也屡见不鲜。因
此，历史过程的亲历者、
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目击
者所提供的口述史料，就
有着非同寻常、非常鲜活
、非常珍贵的特殊价值。
几年前，北京电视台
推出了一档集人文、历史
和军事等题材在内的揭秘
性纪实栏目——《档案》
，颇受观众青睐。2011
年，我看了一期《档案》
节目后受到启发，觉得在
我们出版界把那些当代的
、珍贵的资料用音像的形
式收集、记录和保存下来
，很有必要、很有价值。
我想，我们可以像《档案
》栏目那样，去采访出版
界的老领导、老职工，把
当时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
的决策经过、重大事件的
亲身经历和处理过程，用
口述的形式记录下来，保
存起来。按我当时的想法
，采访要原汁原味，遵守
保密协议，记录者不得随
意外传，受访者有什么谈
什么，有不同看法，甚至
涉及高层领导的意见，都
可以谈，要尽可能地保持
历史原貌，为后人研究我
们当下的出版史，保存一
批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我把上述感想写信告
诉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的领导，这封信受到了研
究院领导班子的重视。他
们专门抽调科研力量成立
组织机构，并进行摸底研
究，制定了采访规划，于
是，“口述出版史”这个项
目就应运而生了。现在回
过头来看，与其说“口述
出版史”的诞生，是由于
我偶然间的一封信，倒不
如说我的提议正好契合了
研究院长期以来所关注出
版基础理论的科研旨趣，
更进一步讲，它也正好契
合了国内各行业如火如荼
的口述史理论探讨与实践
探索。这大概就是唯物辩
证法所讲的“偶然性事件
中有必然性因子，而必然
性往往通过偶然性来为自
己开辟道路”吧。
我个人认为，以往中
国近当代史的研究是以群
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
事”模式。口述史的开展
，可以在“宏大叙事”模式
之外，多了一个“私人叙
事”的视角，并由此收集
、保存一批带有鲜活个性
的、珍贵的当代史史料。
这既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现
实需要，同时，从某种意
义上说，也是一种史学研
究的创新。
之所以这样说，不仅
是因为口述史作为一种现
代史学研究方法，对操作
规程有着严格要求（它要
求采访人要有跨学科的研
究视角、严谨的史学素养
、扎实的实务功底、严格
的保密规程，等等），更
是因为它所涉及的受访人
大多是行业内重要政策出
台的起草者、参与者、见
证者，他们阅历丰富、见
识高深，不少受访的老同
志在退居二线前身居高位
，如何与这样高层次的受
访对象展开对话与交流，
采访并收集到文件上所看
不到的“重要事件的处理
始末、重要政策的起草与
出台经过”，这是一项极
具挑战性的科研尝试。
然而，科学研究是不
能畏首畏尾、止步不前的
，而要有一种开拓创新、
探寻真理的精神。我欣喜
地看到，中国新闻出版研
究院正在着力推动这项科
研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所抢救、收集到的出
版业口述史料，会日益彰
显其珍贵的价值。为了能
早日把“口述出版史”项目
所采集到的史料奉献给业
界，研究院决定出版一套
“口述出版史丛书”。我认
为

中国出版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一代代出版人将描绘出更美好的明天！
把当代出版业放到历史的坐标系中去考察，收集珍贵史料，还原历史真相，达到抢救历史记忆、温故知新、知古鉴今的目的。
本书为推进我国出版业的改革发展，提供更好更多的借鉴。

每人做过的事，到头
来真正拿得出来说的不多
，感觉还有点儿价值的就
更少了。这是我整理完《
我经历出版的那些事》后
的最大感受。
需要说明的是，我经
历的这些事并不都是我做
的事，我做过的事并不是
我一个人完成的。有句谚
语说得好，“一个篱笆三
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做任何事都讲究天时、
地利、人和，都离不开与
你共事的人。我对与我共
过事的每一个人都心存感
激。我在分管报刊工作时
，报刊司司长、副司长有
刘波、余昌祥、王国庆、
艾立民、李保中、张泽青
、林江等，我与他们共事
，他们都有水平、有担当
，配合我、支持我的工作
；我的秘书任道远，北大
的研究生，对我帮助也很
多。我在期刊协会的十余
年，副会长张友元、余昌
祥、侯正新，常务副秘书
长刘晓玲等，大力支持我
、协助我。我在新闻出版
署（文化部出版局、国家
出版局）办公室担任副主
任、主任18年，期间与我
共过事的有三四十人。我
的老主任马丹如、翟富中
，工作经验丰富，对我很
宽容、很支持；李学甫、
杨成录、章新民、王岩镔
、王涛、王自强等几位副
主任主动做事，为我分担
很多；陈艳茹、何秀珍、
贾三陵、白春兰、余维馨
、吕丽娜、黄源海、陈桂
平、田彩云、姜庆、陈琳
等等，他们都与我共事十
几年，他们在不同的岗位
上默默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为我分忧。我的同事中
，有的先走了，我很怀念
他们。
有的事由于时间久了
，加之查找资料困难，记
忆不很准确，漏误在所难
免，请同事们指正。叙述
的事难免涉及人，我要郑
重声明，就事论事，我绝
无针对任何人之意，如有
不妥之处，敬请见谅。
这个书稿能完成，我
要特别感谢中国新闻出版
研究院的李晓哗研究员，
他北大毕业后，一直在出
版系统从事出版业务和出
版研究，理论功底扎实，
出版发展态势了然于心。
我们还曾一起到新疆、西
藏就少数民族文字的新闻
出版工作做调查研究。由
他来对接我的口述史对我
帮助很大。感谢冯玉明女
士、钱鹏宇先生、穆广菊
女士为我提供了相关资料
。还有我的老伴刘菊兰，
又帮我从头捋了一遍书稿
，避免了文字上出现更多
的差错。
2021年10月

我的出版机缘
我是个农村孩子，读初中之前几乎没有接触过除课本以外的其他书，却让我与书打了一辈子交道。
我是浙江义乌佛堂人。义乌是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之地。2004年，我撰写《岁月流逝的故乡》（《散文》2004年第11期，《散文》海外版2005年第1期）时，曾查阅过相关资料。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平定江南，始置乌伤县；新朝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曾改名乌孝；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公元25年）恢复乌伤县名；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改名义乌，至今未变。乌伤、乌孝、义乌命名的由来，都与一个关于孝道的民间传说有关。据万历年《义乌县志》载，“秦颜孝子氏，事亲孝，葬亲躬畚锸，群乌衔土助之，喙为之伤。后旌其邑日乌伤，日乌孝，日义乌，皆以孝子故。”义乌出过不少名人，首推唐初诗人骆宾王，据说他聪颖过人，7岁时就以《咏鹅》诗才名远扬，后来与王勃、杨炯、卢照邻齐名，号称“初唐四杰”；宋代抗金名将宗泽战功卓著，1937年重修宗泽墓时，墓前石碑坊横匾镌刻“民族之光”，石柱上镌刻“大宋濒危撑一柱，英雄垂死尚三呼”，可见宗泽对后人的巨大影响；现代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陈望道，1920年4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最早的中译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被学界称为“太史公”，他在史学方面作出的贡献和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的足迹，足以使后人仰慕不已。
佛堂是个千年古镇，相传达摩祖师云游至乌伤双林乡，恰逢江水横溢，百姓遭殃。达摩将随身携带的铜磬抛进水中，磬化为船，百姓得救了。为了纪念达摩，当地百姓募建渡磬寺，寺柱楹联有“佛堂市兴永千秋”之句，后人遂名此地为佛堂，渡磬寺也被称为古佛堂。由于这里临江，水陆交通便利，是乌伤境内的一个重要集镇，称为佛堂镇。传说当年达摩是农历十月初十离此地而他往的，后人为了纪念达摩，每年这一天都要在佛堂镇举行“十月十庙会”，一直沿袭至今。当然，如今庙会的纪念意义和仪式感已然淡漠，而庙会的热闹程度却不减当年。佛堂镇离我们村只有千余米远。
1946年7月，在全国解放战争开始的隆隆炮声中，我来到了这个世界。我小时候的故乡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名称很特别，叫大田缺。我从小就在问，我们的村子为什么叫大田缺（在我们那边田缺就是农田的排水口）？代表村名的田缺在哪儿呢？始终没有人知道。现在村子大了、房子多了，但我还是怀念我小时候的村子。那时候村子虽小，但很幽静、很美。村前有一条小溪，是东面山谷雨水的主要排水河道；村西边的竹林是我儿时玩耍的好去处，可谓“溪水有鱼虾，清风满竹林”。我最忆村前现在很少能看到的三棵大樟树和两棵一人合抱不了的大松树，都有至少几百年的树龄，那是那个年代我们村的标志，可惜现在都不见了。大樟树旁有个关帝庙，在破除迷信运动后变成了铁匠铺。还有一个有钱人家做善事盖的凉亭，夏天到佛堂赶集的人，都会在凉亭里歇歇脚。我前几年曾填《酒泉子》词抒发对童年故乡的思念：
常忆故乡，不是桃源似桃源。白墙掩映清翠间，村前水潺潺。东有塔山迎朝阳，西有竹林作屏障。别来变化几多有，梦里也乡愁。
我兄妹5个，我排行老三。我们兄妹5人，3人当过兵，我大哥当了一辈子兵，我和二哥在部队的时间都不长。我的父亲有点儿文化，打得一手好算盘，从我记事起他就在外地供销社工作。他最多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很少，但他是我们全家的靠山。记得我读初中时，父亲因为工作忙有两个多月没回家了，家里又急需用钱，母亲就让我到父亲那里去一趟。父亲工作的苏溪镇离家有六十多里路，当时去那里要坐汽车再换火车。我虽然十四五岁了，但从没出过远门，父亲见到我时很激动，抱着我不停地说：“大人了，大人了，能出远门了。”小时候总盼着父亲同家，他的旅行包里会有我们期盼的东西。偶尔还能带我们到佛堂镇看个戏，尽管很少，却记忆犹新。与父亲相处，留在记忆里的都是欢乐，他每次回家看到我们都会很高兴。我感到最亏欠父亲的是我没有让他到北京来玩玩。他很想来，他认为儿子在北京工作他很荣耀，但又舍不得那几十元钱的路费。我很后悔，我怎么能就缺这几十元钱呢？我们读回忆录、看电视节目，经常有这样的情节，人老了，当回忆起父母时都会老泪纵横，说“如果生命能从头再来，我会选择多陪陪父母”。我也有同感。可谁都知道生命不可能从头再来啊，世上没有后悔药！爱的表达，事不宜迟啊！我父亲是1977年走的，那年他才65岁。我现在还会偶尔在梦里见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