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年轻的作家斯廷戈在布鲁克林的公寓里结识了波兰籍女子苏菲和她的爱人内森。三人彼此欣赏，很快成为朋友。美丽而哀伤的苏菲深深吸引着斯廷戈。苏菲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战后来到美国，与才华横溢的犹太艺术家内森相爱。然而这对情侣的关系似乎热烈、疯狂而又紧张，令斯汀戈尤为不解的是面对多疑、狂躁的内森，苏菲总是默默承受，不愿离开。
斯廷戈对这个仿佛背负着谜一般精神重负的女人产生了好奇，渐渐了解了苏菲梦魇般的过往。苏菲有过两个孩子，在纳粹集中营里，她只能让一个孩子活下来，她选择了儿子，而把女儿推向了焚尸炉；后来在打探儿子下落的过程中，她又利用自己父亲反犹主义者的身份，违心地为纳粹军官效力……这些痛苦记忆始终折磨着苏菲，让她无法解脱，即使获得了斯廷戈的爱，即使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苏菲还是选择回到她已经疯狂的爱人内森身边，和他一起走向死亡……

威廉·斯泰隆，1925年生于弗吉尼亚州，毕业于杜克大学，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被誉为继海明威和福克纳之后最伟大的作家之一。1951年，长篇小说处女作《躺在黑暗中》一问世就获得美国文学艺术学会的大奖。1967年的《奈特·特纳的自白》为其赢得当年的普利策文学奖。1979年出版的《苏菲的选择》成为美国当代小说的经典之作，被誉为“西方小说史上的里程碑作品”，为斯泰隆摘得了1980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并入选兰登书屋“现代文库”评出的100部最佳英文小说名单。其小说惯于将死亡与性，残酷与激情融为一体。另著有《漫长的行程》《纵火焚屋》《静静的灰尘》和《看得见的黑暗》等。

《苏菲的选择》无目录

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入选兰登书屋“二十世纪百佳英文小说”。
当代文学大师，普利策文学奖得主威廉·斯泰隆的代表作。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学史上，斯泰隆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他的作品中，他揭示了个体的恶以及造成这一恶的背后深刻的历史、社会以及心理因素。个体的恶不是孤立的，往往是社会体制、权力游戏、意识分裂以及人性软弱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部值得当下重读的经典之作：在不文明的时代里，先死掉的是文明人。苏菲的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她是一把利剑，刺破人性当中的冷漠与懦弱，也是一记警钟，提醒我们直面自己内心的欲望，重新审视作为个体与我们深处的时代于社会的关系。

这是一本文采卓著，惊
心动魄，而又充满哲思的作
品，它的每一个人物、每一
个场景都触及历史与生命的
真相。
——《纽约时报》
以不乏风趣机敏的语言
，洞悉人性中的罪恶与光辉
。
——《华盛顿邮报》
美国文学中永恒的瑰宝
。
——《卫报》

第一章
那时候，曼哈顿区很难找到便宜的公寓，所以我只好搬到布鲁克林去。那是一九四七年，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夏天有很多事情让我觉得开心，其中一件便是天气。阳光明媚，气候温和，空气中满是馥郁的花香，就像时光被扣留在状似永恒的春天。光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青春快走到了尽头，我也得对此表示感激。当时我二十二岁，努力想要成为一名作家，却发现十八岁时那股夺目、持续，几乎将我烧毁的创作之火已经化为一盏幽暗的导航灯，仅在我心头，或在我曾最渴望创作的地方留下象征性的丝丝光芒。并非我已无意于写作，我仍然热望将那部我长久以来想写的小说写出来。只是在开始写了几个不错的段落之后，我就再也写不下去了，或者说类似于格特鲁德·斯泰因给“迷惘的一代”的一名二流作家做的评论，我是灵感满腔却无处下笔。更糟的是，我失去了工作，身上的钱所余无几，于是自我放逐到弗拉特布什——像其他的同乡一般，一个在犹太人王国中徘徊的瘦弱又孤独的年轻小伙子。
就叫我斯廷戈吧，那个时期认得我的人都这么叫我。我还在家乡弗吉尼亚州上预备学校时就有这个诨名了。我母亲去世后，我父亲因为我难以管教而心烦意乱，便将十四岁的我送进这所不错的学校。我这个人不修边幅，尤其不注意个人卫生，因此很快就得到了“臭哥”的绰号。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加上我个人习惯的彻底改变（事实上，我对此感到羞愧，现在甚至有点洁癖），这个无礼又难听的绰号便在不知不觉中为人淡忘，代之而起的是更有魅力，或者说不那么没有魅力，当然也更戏谑的“斯廷戈”。直到我三十几岁时，这个诨名才神秘地和我告别，像一个苍白的鬼魂，从我的生命中销声匿迹，而我对这种消失漠不关心。但是在我写作的这段时期，我仍然被称为斯廷戈。如果我一开始没有对这个绰号加以解释，那可能是因为我所要描述的是我生命中孤独又病态的一段时期，那时我就像住在山洞里的疯狂的隐士一样，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我很高兴丢了工作——这是我这一辈子除了服兵役，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支领薪水的职务，虽然失去这份工作大大削弱了我本就微薄的财力。现在我还认为，在那么年轻时我便明白了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是坐办公室的料对我而言实在是有利无害。事实上，想到最初我是多么向往这份工作，而不过五个月后我却安心——甚至可以说是欣然——接受被解雇的命运倒使我颇为惊讶。一九四七年，工作机会极其稀少，尤其是出版业的工作，但我很幸运地被一家大出版公司雇用，职位是“初级编辑”——审稿人的委婉说法。当时的钱比现在更有价值，雇主的权力可以透过我的薪水窥见一二——周薪四十美元。扣除税金后，每一钟点的报酬是九十美分多一点。每个星期五，那个管工资的驼背小妇人都会把一张数额不多的蓝色支票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然而对世界上有财有势的大出版公司付给我微薄薪金这一事实，我丝毫不觉得沮丧。我还年轻，又坚韧不拔，对我的工作怀有一种崇高的理想——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况且，这份工作也自有其迷人的补偿：在21俱乐部吃午饭，和约翰·奥哈拉共进晚餐，才华横溢、泰然自若却追名逐利的女作家为我的编辑洞察力而感动，诸如此类。
但过了不久，这些事情一件都没有发生。一方面，这家出版公司虽然以出版教科书、工业手册及数十种科技期刊——涉及范围多样又神秘，包括养猪业、殡仪馆学和塑胶压铸——为主，却也出版小说和非小说，因此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审稿人，但它的作家列表却很少吸引到真正的文学爱好者的注意力。举例而言，我刚去上班时，出版公司所支持的两位最重要的作家分别是退休的二战时期的海军五星上将和因写鬼故事名登畅销书排行榜中游的前共产主义密探。想要找一个像约翰·奥哈拉（虽然我有许多杰出的文学偶像，但对我来说，奥哈拉是那种年轻编辑可以与之一起外出喝酒的作家）那样地位的作家，根本就是绝无可能。此外，我被分配的工作任务令人沮丧。当时麦格劳一希尔出版公司（以我雇主的名字为名）缺乏文学作品上的名气。它一向以供应科技书而闻名，我工作的那个出版大众书、渴求实现克诺夫出版公司和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同样成就的小部门，自然显得无足轻重。它有点像蒙哥马利·沃德或马斯特斯这样巨大的零售组织毫无顾忌举办的私人沙龙，用于交易貂皮和灰鼠皮，但内行人都知道这些动物皮毛是来自日本的染过色的海狸皮。
因此，作为办公室职位最低的人，我不仅没有机会一读略有可观之处的手稿，还被迫用心阅读一无是处的作品——稿纸上满是咖啡污渍和指印。这些老旧又残破的稿纸无声诉说着作者（或经纪人）的束手无策，显然麦格劳-希尔是他们最后考虑的出版公司。但是当时那个年轻又醉心于英国文学的我，就和马修·阿诺德一样，严格要求所有作品只能表达最高的严肃性及真理，所以对这些出于上千个孤独又脆弱的陌生人的渴求创造出来的无依无靠的“孩子”，我因自己的权威性和理论知识而厌恶它们，就像厌恶猩猩捉它毛皮上的害虫一样。我立场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