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文化散文集。以《汉书》《史记》为基本阅读范畴，以史实及相关史料为基本内容。从中梳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全书约20万字，文章写世态，写人情，指陈弊病，纵论古今，不乏诛心之论，更是有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做底子。作者看重古人的规矩，遵循规矩对照当下文学审美，以此走出百年以来国人于西学的“学徒”心态，寻回文化自信。行文疏密相间，雅俗同赏。本书语言精悍，立意深刻是一本难得的文化散文集，相信有好的市场前景。

穆涛，《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委会委员。作品《先前的风气》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和2014年中国好书。2017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中国之文的发现与再造（序）：王兆胜
旧制度下的公知者
主气和客气
经济膨胀之下的政治滩涂——汉代的吴地面貌
端午节，自汉代开启的国家防疫日
没有底线的时代，笨人是怎么守拙的
在掌控与失控之间——汉代的五个特别行政区
《汉书》告诫我们的
汉代的一国两制
刘邦发现文化的亮光之后
罪己诏
冒顿单于与吕后的一次互通国书
“和亲”与“倒悬”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路
与丝绸之路相关的物产
以丝绸之路为罪证的一桩宫廷命案
酷吏的隐患
在养羊大户与帝王之间
脏唐臭汉
全民举报
算缗和告缗
这一仗，刘邦输了150年
《食货志》里的一笔良心账
尊儒术，是汉代的主旋律
“五经”：汉代的大众读物
在汉代，文学意味着什么
《史记》与《汉书》的体例之功
中国爱情的旧款式讲法
礼仪之邦的底线
多留神
冬至这一天
黄羊解
热不自热，寒不自寒
被怀念的是渐渐远离我们的
长安城散步
先生与先醒
耳朵麻痹了
参话头
士与倡优
民变，还是政变
老政治的痛点
神通
如果历史学家集体闭嘴
有多少种觉悟叫迷悟
我参加空港新城域内道路命名的经过和一点认识
附录
胸有万壑笔藏锋——穆涛散文论

中国之文的发现与再造
王兆胜
以前，我读过一些穆涛
的散文，也读过他对散文的
论述，常感到眼前一亮。这
次，有缘得读其全部作品，
受到很大震动。这种震动既
有关于他这个“人”的，也有
关于他的散文的，还有关于
他的文学观、人生观、价值
观的。如将所有这些概括起
来，那就是：穆涛不是一般
的散文家，也非一般人，而
是个得道者。他胸有谋略，
运筹帷惺；他心有韬略，内
敛沉静；他大道藏身，举重
若轻；他看透世界人生，逍
遥自适。这与那些随波逐流
的散文写作和浑浑噩噩过人
生的人大为不同。本文主要
谈谈穆涛散文的叙事策略，
从中可见其境界、品位、风
格、气度。
一、历史文化自信与整
体时间观念
有人将中国传统文化分
为“大传统”和“小传统”。所
谓“大传统”，是指中国古代
文化传统；所谓“小传统”，
是指五四以来开辟的新文化
传统，或日向西方学习后得
来的“现代性”传统。长期以
来，对于这两个传统，不论
是文学还是文化都处于断裂
甚至尴尬状态：既然五四新
文学和新文化是在批判乃至
否定中国古代传统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求新求变、去老
破旧也就势在必行。因此，
不管怎么说，五四在开辟一
个新时代的同时，也与中国
古代文学文化传统断裂了，
这在五四那代有着深厚国学
功底的人身上表现得尚不明
显，越到后来这一断裂愈加
突出。
五四那代人仿佛在清醒
中又中了魔，他们不遗余力
批判和否定中国古代文化传
统。鲁迅将中国古代文化比
成“吃人的宴席”，陈独秀觉
得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
释家都应打倒和根除，钱玄
同甚至偏激地说中国应废除
汉字和换血换种，林语堂则
痛骂中华民族是根本败类的
民族，等等。在这一过程中
，虽有学衡派等的坚决反对
和据理力争，但基本是一边
倒，即用西方的现代性之刀
割断中国传统文化的脐带。
乐黛云曾回忆在二十世纪五
六十年代，她没读过《诗经
》，被汤用彤的“谁生厉阶
，至今为梗”一句考住的窘
态。尽管她找的理由是搞现
代文学的，老师没教过这课
，但汤先生却认为，连《诗
经》都没读过，还算是中文
系毕业生？于是，乐黛云感
到非常耻辱，从此发奋背诵
《诗经》，并表示：“我认
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做
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根
基，就是从汤老的教训开始
的。”
更年轻的国人、学人、
作家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更是忽略，在西方文化的天
然优越和先进的预设中，唯
“西方是从”和“西方崇拜”的
现象非常突出。即使所谓的
“寻根文学”也往往不一定寻
到真正的“根”，有的还将糟
粕当精华。像余秋雨等人的
历史文化散文往往存在两个
不足：一是知识漏洞百出，
因此受到多方批评；二是用
西方价值观审视和剪裁中国
历史。可以说，在五四以来
的小传统面前，包括散文家
在内的不少作家、学者都陷
入一种盲目随从状态。他们
在文化的意义上缺少谋篇布
局，更无理性自觉。在此，
穆涛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
：“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是
中国历史中唯一的一个‘不
自信的一百年’。上一个世
纪，军阀们做的恶劣事情以
及恶劣结果，已经被认识到
了，但文化上酿的一杯杯苦
酒还有待于我们自斟自酌。
”（《解放思想》）事实上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遵循
着这样的启蒙逻辑：国家战
败是因为军事不如人，军事
战败是因为缺乏实业，实业
不兴是政治所致，政治腐败
是因为制度落后，制度落后
的根源在文化的劣根性。于
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成为
罪魁祸首，被五四新文学和
新文化挖根掘坟。
……
融通幻化是穆涛散文艺
术生成的第五个方面。时下
，模仿或模式化散文大行其
道，因此流行风、跟风、随
风式写作所在多有。因此，
真正有个性、创见、特点的
散文并不多见，这既需要定
力，也少不了融通、化合、
创造。穆涛曾以跳高为例，
他说：不论是背越式、俯卧
式、跨越式，还是采取别的
什么式，都不重要，重要的
是跳出高度，“如果跳出的
高度一般，跃杆的方式再怎
么创新，都在自娱自乐范畴
之内”。（《言者有言》）
在穆涛，他强调的是融通幻
化作用，就像生命的升华一
样。在《化与幻》一文中，
穆涛说：“这个过程就是幻
，像放幻灯一样，幻处即真
，真处亦幻。”“化是动态的
。量化，转化，融化，进化
，潜移默化。”“化是复合多
元，佛经里讲命有‘四生’，
胎生和卵生是众生常态，比
较特殊的生态是湿生和化生
。湿生是魔鬼道，蚊子、苍
蝇一类，是恶业行径的旧宿
。化生是大境界，蛹成蝶，
俗化仙。”“文化不是简单的
事情，不是用先进文化传统
文化就能概括得了的。文而
不化不叫文化，读一肚子书
，如果转化不成能量发扬出
去，是把书糟蹋了。文化的
重心在如何化上。”正是基
于如此清醒的理性自觉，穆
涛散文才能不羁不绊、信马
由缰、天马行空，获得大鹏
展翅般的逍遥自适，将散文
提升到一个幻化的境界。比
如，穆涛有这样一段文字，
从中可见其幻化之功：“朴
素是放松的，爱是苛刻的，
这两种东西又都是大的，大

穆涛的这本文化散文集，纵观古今，读史明变，循经思义，评古察今，怀旧不守旧，既考查传统典籍里文化生态的润泽光亮之处，又反思当今生活，有清醒的现代意识。且笔力踏实，文风朴素，堪称一部文学佳作。
历史传统、时代现实、未来发展是一个具有时间连续性、继承性和创新性的链条，我们应有整体视野、全局观念，并进行思想融会和文化贯通。
在作者笔下，中国历史知识如花树一般枝繁叶茂，充满生机活力。

旧制度下的公知者
在旧体制时代，皇帝听取不同的政见被誉为美德，颂辞是“广开言路，兼听之明”。
事实上，专制之下的“兼听”，基本上是皇帝个人的雅量，因为并没有与“兼听”相应的政治路径。另外，“兼听”也是帝王术的一种手腕。在中国古代，即使一手能遮住天的皇帝，也是需要平衡术制约局面的。中国的大历史里有两条政治线，主线是皇帝线，辅线是宰相线。皇帝线是抛物线，因为中国的皇帝是家庭承包制，皇帝的水平忽高忽低，起伏落差大。宰相线是平行线，中国的宰相整体上水平比较高，业务素质过硬。好皇帝与差皇帝的区别在能力上，好宰相与差宰相的分野在心地和心术上。宰相是皇帝的战友，是距离最近的手下，但也是潜在的对手。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皇帝受控于宰相，支流漫过主流的案例时有发生，一旦这样的情景出现，则兆示一轮激烈的政治漩涡，甚至惨痛的生灵涂炭。皇帝制约宰相的常规手段，就是“广开言路，兼听之明”。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皇帝中极特殊的个例，他的政治格局以及政治视野的基础，产生于“兼听”。或者换一种表述，刘彻是“兼听”的土壤中成长壮大的苍劲之树。刘彻的政治情操，是和民间的“知识领袖”共建的。他是一位罕见的倾听者，广泛倾听，择善落地，进而再使之制度化。刘彻是宫廷政治的改革者，在中国首次提出并确立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即“独尊儒术”。一位皇帝，不以自己的“圣言”为重，而以一种“系统学说”为大，是很了不起的，最起码是知道天高地厚。此外，他与知识领袖们探索并开创出一种中国古代国家公务员的选拔模式——“察举制”，隋唐之后逐步完善为“科举制”。这项制度一直适用至清朝末年，被多个朝代沿用，基本贯穿大一统状态下的中国古代史。给政府的权力中融入中国智慧，以智慧治国，是这一项制度的重要标识。
汉武帝的霹雳手段和低姿态
中国古代皇帝以年号纪元，由汉武帝刘彻开始，从公元前141年即位，到公元前87年山崩，用过十一个年号，分别是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前六个年号每六年一纪元，后四个年号每四年一纪元，最后的“后元”为两年，共计在位五十四年。
刘彻七岁被立为太子，十六岁承皇帝位，在位五十四年之中，任用过十三位丞相，但只有六位善终，另外七位或被处死，或自尽。仅即位后的前三年，就更换过两位，具体是田蚡、窦婴和许昌，均是树大根深的老臣。其中窦婴被斩首示众，“（元光）四年冬，魏其侯窦婴有罪，弃市。”（《汉书·武帝纪》）皇帝与丞相之间既密切又紧张的矛盾程度，在中国政治史中，汉武帝刘彻是拔了头筹的。
刘彻是西汉第六位实权领导人，之前分别是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公元前195），惠帝刘盈（公元前194-公元前188），高后吕稚（公元前187-公元前180），文帝刘恒（公元前179-公元前157），景帝刘启（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刘彻于公元前140年即位，此时建国已经六十余年，他对西汉前期政治生态中的痼疾深恶痛绝，甫一即位，则从意识形态领域下硬手段，进行治国理政的全方位创新与改革。
即位元年，面向全国征召选拔一百多位以儒学为主体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立为“博士官”。并在诏书中明确认定黄老之学，法家，纵横家为“乱国政”之学，不在征选之列。虽然认定为“乱国政”之学，但并不禁止民间的学用，只是申明不适用于国家治理。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