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传》主要是突出传主的人格发展轨迹。作者根据自己多年的研读心得和在生活实践中的思考与体验，深刻地理解到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社会所走的道路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从人格发展史的角度，重新塑造巴金的形象，显示了一个人性大循环的历程。

第一章 再见，又恨又爱的故乡
一、大江东去
二、李家老屋
三、出世之前
四、广元县的三个片段
五、死神
六、家族真相
七、又恨又爱的童年
第二章 理想，将与明天的太阳同升
一、理想的升起
二、信仰与活动
三、初出夔门
四、在南京
五、第一次北上
六、为主义而战
第三章 圣母院钟声响起的时候
一、赴巴黎
二、立誓献身的一瞬间
三、玛伦河畔
四、《灭亡》的诞生
五、回国一年间
六、西湖的梦
第四章 无边黑暗中的灵魂呼号
一、人格的榜样
二、激情
三、跨入文坛
四、南国的梦
五、北方的呼号
六、日本之行
第五章 寻找一个失去的梦
一、文学的新生代
二、转折点：趋向平稳
三、萧珊
四、聚散两依依(一)
五、在孤岛
六、聚散两依依(二)
七、聚散两依依(三)：结婚
八、失去的梦
不是结语
《随想录》：巴金后期思想的一个总结
后记
本书参考书目版本
一、巴金原著
二、研究著作
三、回忆录

思和对我说，他写作
的《巴金传》主要是突出
传主的人格发展轨迹。他
根据自己多年的研读心得
和在生活实践中的思考与
体验，深刻地理解到中国
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社
会所走的道路的艰巨性和
复杂性。他从传主的整体
生活史和创作史出发，将
传主的人格生长发展史，
分为七个环节，即胚胎—
形成—高扬—分裂—平稳
—沉沦—复苏，从人格发
展史的角度，重新塑造巴
金的形象，显示了一个人
性大循环的历程。他这种
人格重塑的写法，可以说
，完全冲破了过去流行的
按文学史分期，即按现代
和当代两个历史范畴，来
撰写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的
传统模式，是一种创新之
举。我认为，从巴金先生
漫长的生活和创作的历史
实践来看，思和这种新式
的立传手法，也是更能贴
近实际的，因为他写出了
一个人的历史真实，更有
助于加深读者对于作为人
的巴金和作为作家的巴金
的认识和理解；也为人们
认识历史，品味人生，提
供了有益的参照系。
“风格即人格”，或如
作者所说“文如其人，文
见其人”，人是第一义的
，文是第二义的。文格的
特色，正是作家的人格境
界的体现。作家的生活史
和创作史实际上就是他的
人格发展史的表现和反映
形式。我虽然只读了思和
这部传记原稿的部分章节
，但我要说，思和做了一
个成功而可喜的尝试。而
这种使人耳目一新的写法
，是需要有深厚的学力功
底，更需要拿出巨大勇气
，才能写出来和写得像个
样子的。
思和这部《巴金传》
，虽然限于篇幅和其他因
素，只走笔到传主人格历
程中的第五个环节，即平
稳阶段，后面的两章，或
最后两个环节——沉沦与
复苏阶段未能给以充分施
展的机会，未免是美中不
足，使人有遗珠之憾！但
我想，读者诸君从前五章
的描述中，大概也就可以
认识和理解到作为一个著
名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又是文坛巨匠的巴金先生
所走过的人生道路的独特
性和典型性了。
我和思和是十多年的
老相识了。虽然我们是属
于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但
我们能一见如故，声息相
通。我在与世相隔了二十
多年之后，在人生的暮年
时刻，有缘与像他这样在
苦难中成长，而又能在做
人上有品有德，在做学问
上也有胆有识的青年一代
人相遇和交往，真像在荒
凉无垠的沙漠中长途跋涉
的旅人，突然发现了草原
和清泉一样地感到莫大的
欢欣和慰藉，因为在他们
身上，我看到了历史的未
来。1986年我曾为思和
与李辉合写的第一本论著
《巴金论稿》写序，现在
我又为他的另一本关于巴
金的书写序，实在喜不自
胜。因为思和以自己的诚
实和勤奋写出了人生的真
实和历史的真实。我想，
读者诸君也会像我这个老
人一样，喜欢这本写得诚
实的书的。

通过本书，读者们可以认识和理解到作为一个著名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又是文坛巨匠的巴金先生所走过的人生道路的独特性和典型性。
《巴金传》它有意避开文学史框架可能对作家传记造成的束缚，从作家人格发展的角度去整合传记材料。

这本传记原是应台湾
业强出版社总编辑陈信元
先生之约写的。从去年起
，我为这家出版社主编了
两套丛书，一套是《青少
年图书馆》，另一套是《
中国文化名人传记》。“
文化名人”是个很大的招
牌，涵盖面广，实非我辈
能全盘驾驭，所以作为第
一辑，只约了几部中国现
代作家的传记，这还是力
所能及的。第一辑阵容不
弱，有王晓明兄的《鲁迅
传》，钱理群兄的《周作
人传》，李辉兄的《萧乾
传》，沈卫威兄的《茅盾
传》以及卓如女士的《冰
心传》，等等，约十二种
。拟定初目时，信元先生
对我说：“《巴金传》要
思和兄动笔了。”我没有
犹豫就答应了下来。本来
，国内已有我所敬重的朋
友在写巴金传了，我自觉
不必再写，现在既然是海
峡那边约稿，在大陆与台
湾的文化交流并不密切的
目前，多出版一本《巴金
传》不算奢侈。何况由于
政治隔阂多年，台湾至今
还没有一套像样的现代作
家传记系列，像鲁迅、巴
金、茅盾、沈从文、周作
人、老舍、郭沫若这样一
批中国知识分子所走的道
路，本身就是一部历史，
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与大陆
隔绝四十余年的台湾读者
，也是从事现代文学研究
的学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写《巴金传》，是我
多年的愿望。从大学毕业
后与李辉兄合作完成《巴
金论稿》以来，心中一直
放不下这个欲望。虽然后
来我所研究的范围由现代
作家研究转向中外文学关
系和文学史的领域，但对
巴金其人其书的兴趣始终
未减。这期间曾与李存光
兄、李辉兄合作编写巴金
年谱，后因获知国内另有
人搞这个选题，就停了下
来，只发表了一个已编就
的片段，接着又与李存光
兄一起协助王仰晨先生收
集整理《巴金全集》的集
外卷与序跋卷，也获益匪
浅；三年前还应天津教育
出版社之约编著了一本《
巴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原书名是《巴金研究指
南》），这样多多少少算
是没有荒疏了这个研究课
题。如果没有这些准备，
或许这本《巴金传》不会
写得这样顺利。自1986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巴金论稿》到现在，已过
了五个年头，但是当我在
灯下校完这本书稿后，尚
能欣慰自己没有在原有的
基础上退步，也没有重复
过去的成果。新写的《巴
金传》毕竟是有了一点进
步。这就是打破了论稿中
依循文学史框架来研究作
家的方法。近几十年来的
现代文学研究者，都是从
读现代文学史的教科书起
步的，教科书的专制性在
于它在读者面前扮演了一
个权威的角色，接受者在
尚未阅读大量文学原著，
尚未对中国现代作家形成
感性认识之前，完全被动
地接受了文学史的既定结
论，然后又以这种不容置
疑的结论为前提，去阅读
和理解现代作家和作品。
这种本末倒置的治学精神
阉割了学者独立思考的能
力和自信，即使是最生动
最富于感性的现代作家传
记也不例外。本来，中国
知识分子在“五四”以来面
对了多元的文化建构，拥
有相当自由的个人选择权
利，他们所走的道路是极
有个人独特风采的，正是
这种多元的选择构成了现
代文学史的丰富性。然而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现代学者都无视这种顺理
成章的现象，相反是以一
种人为的文学史规律去规
范、整合现代作家的人生
道路和精神发展，使现代
作家传记出现了千篇一律
的雷同格局。这样的事实
无须我一一去指出，因为
种种精神奴役的创伤至今
在学术领域仍有隐痛。
这本《巴金传》或可
说是一种尝试，它有意避
开文学史框架可能对作家
传记造成的束缚，从作家
人格发展的角度去整合传
记材料。我认为传记不同
于文学创作就在于它没有
任意虚构的权利，但传记
作者在对象面前绝不是被
动的，作者即使不能编造
出具体的场景想对话，但
他仍有选择和整合材料的
主动性——一部有独特性
的传记并非要把传主的生
平材料不分巨细地罗列进
来，这项工作该由年谱作
者去做。传记的任务是再
造传主形象，而这再造的
工作将在传主和传记作者
之间的精神交流、对话的
融合中完成。我不妨说，
这本《巴金传》寄托了我
对巴金一生所走的道路的
理解，也是我对中国现代
知识分子悲剧性道路的一
种理解。
在现代作家中，巴金
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作家。
他有自己的信仰选择，有
自己独特的关怀社会与人
类的方式，也有自己独特
的处世原则。这一切独特
性与现实社会制度的冲突
，迫使他把政治激情转化
为审美方式去宣泄和倾吐
，一步步并不自觉地走上
文学道路。由于这种偶然
性，20世纪30年代他的
文学创作最辉煌时期也是
他内心最痛苦、人格最分
裂的时期。这是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很特殊的现象—
—痛苦与荣誉，失败与成
功，绝望与追求，都浑然
难分地交织为一体。巴金
作品的魅力或正在于此：
它不在语言风格上，不在
文字技巧上，而是在灵魂
的痛苦。他的作品最好读
，却最难学，这正是因为
他这种写作状态是独一无
二的。写大家庭的衰败，
写青年反抗黑暗，追求光
明，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题材，然而像巴金倾注在
作品里的那样一种分裂的
人格和那样一颗痛苦的灵
魂，却是很难得的。这使
我想起在巴金八十

第一章 再见，又恨又爱的故乡
一、大江东去
1923年5月初，十九岁还不到的巴金和三哥尧林离开了成都老家，搭一只竹篷木船，经宜宾，上重庆，再换长江上的大轮船出三峡，最终目的地是上海。当时还没有巴金这个名字，他的本名叫李尧棠。
令人奇怪的是，这位生性敏锐、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对他第一次出夔门、闯三峡的经历竞没有留下只字片语。他后来的情况并不怎么样。李尧棠早在以“巴金”的名字驰骋文坛之前，就具备一个优秀著作家的良好素质：他对任何一种新鲜的人生经验，都怀有特别敏感的好奇心。每一次旅行都为他汹涌的文思提供了喷发口，他总要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下一些沿途见闻，既是打发单调而寂寞的旅程，又是保留对自然、人生以至社会的各种看法。《海行》《旅途随笔》《旅途通讯》《旅途杂记》《华沙城的节日》……且不说这些行程较长的旅途，就是在那一年年底他与三哥一起去老家嘉兴塘汇李家祠堂祭祖，归途要从乡下乘船到火车站，不过是几个钟点的水路，他就写下了这么一段惊心动魄的感受：
……人到了这种时候，心中的感觉奇异得很，复杂得很，第一便是万念俱消，往日心中所想慕的英雄事业，至此完全成为可悲的梦境，好像英雄末路一样，只好在荒凉中废其余生而已，不复有他念，继而又想到以前的情况，去年此时还在温暖之室中，今年此日便在与烈风奋斗之一黑暗小船中矣，人事之不常若是。后来又想象茫茫之前途，与南京的情景。德良弟不耐黑暗，频开旁的小窗，有光线随之而入，然甚微弱，船篷外风甚剧，雨亦未止，船行已久……
文字难免幼稚，但想象力的丰富和观察事物的细致，实在令人吃惊。连这短暂的船舱经历也激起了他诸多联想，那么，这一次他出川入海，又是将近一个月的水上生活，怎么会不留下他的万般离愁别绪又千种新奇景碑？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曾经写过，但随后又丢失了。据他自称，1924年在南京想家想得最厉害的时候，总要写点什么，后来集成两本小册子，一本叫《给母亲的信》，一本叫《鸿爪集》，都寄回成都老家去，1930年大哥尧枚去世，他把这些最初的文学试笔都烧去了，只留下一种，就是后来出版的散文集《海行》。据此想来，这一次旅途的见闻录，或许就保存在那两本被焚成灰烬的小册子里，或许他还写过另外一种小册子，后来也喂了熊熊的火舌。尧棠烧稿的时候已经开始写作《激流》第一部，“巴金”的名字如日东升，他也许会嫌那些文章过于幼稚而随手扼杀了它们的存在。保留不保留这些作品，作家有自己的理由，但这对于研究者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我们这本传记所设计的第一个内容，就只好如实付阙了。
作家在以后的回忆中，描写了当时他离家的心情：
民国十二年（1923年），春天在枪林弹雨中保全了性命以后，我和三哥两个就离开了成都的家。大哥把我们送到木船上，他流着眼泪离开了我们。那时候我的悲哀是很大的。但是一想到近几年来我的家庭生活，我对于旧家庭并没有留恋。我离开旧家庭不过像甩摔一个可怕的阴影。但是还有几个我所爱的人在那里呻吟，憔悴地等待宰割，我因此不能不感到痛苦。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间我已经用眼泪埋葬了不少的尸体，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者，完全是被陈旧的礼教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
巴金这篇文章写于1933年，正是他完成了《家》，把旧家庭当作一个封建黑暗王国的象征加以攻击。他的小说以自己在成都的老家作为原型，但是生活原型一旦成为文艺创作，它的内涵和面貌都随之改观，不知不觉地，人们以至作家本人，一都把这两个家庭——生活中的李家和艺术中的高家混为一谈，作家笔下的回忆文字也出现了煽情性的内容与评价——作家本人的这种被政治激情所异化了的感情一直延续到抗战以后，在《憩园》中才慢慢地流露出对老家的真实感情，而在他八十岁以后的《随想录》中，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老年人对幼年时代家庭琐事的温馨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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