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么书仪对父母及自己人生经历的回顾，全书时间跨度为1919年～2000年，描述了父母从河北丰润县农村移居到唐山、天津、北京，由农入商，再由商务工，克勤克俭、养家糊口、抚养子女的经历，展现了普通百姓在1949年前后几十年间的人生历程、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面貌。

么书仪，1945年1月生于北京，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大女附中，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元明清专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研究方向为元代文学、清代戏曲，2006年退休。主要著作有《元代文人心态》、《中国古代文体丛书——戏曲》、《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两意集》（与人合作）、《两亿集》（与人合作）、《晚清戏曲的变革》、《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清代至民初京师戏曲的辉煌》、《寻常百姓家》、《见闻与记忆》、《中国戏曲》等。

序一
序二
一 父亲叙述的家族和历史
二 母亲叙述的家族和婚姻
三 小茶叶胡同14号
四 兵马司胡同52号的前六年
五 兵马司胡同52号的后十一年
六 父母的北流村十年
七 回城之后
八 母亲是树
九 父亲的哭泣
十 别离母亲和父亲
后序

洪子诚
么书仪的父亲母亲，在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在
河北丰润县农村，后来迁往
唐山。在四十年代中期，落
脚北京城，很长时间居住在
西城。和许多中国的普通人
、普通家庭一样，在四十年
代到二十世纪末动荡、变化
激烈的时代变迁中，他们的
遭遇、命运，不可避免地受
制于这期间发生的政治运动
、社会变革、经济转折的浪
潮。《寻常百姓家》讲述的
，就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
特定的某些普通人的物质、
精神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期
待、向往，他们的成功和失
败，他们的喜怒哀乐。这里
提供的事实、生活细节，正
是以某一特异的“细胞”的剖
面，来显示社会变迁的约略
光影。
么书仪相信器物、情感
、想象，会因时间的淘洗、
磨损而改变面貌，她也经常
为这种不可阻挡的损毁而伤
感。但她更相信，诸如责任
、诚实、自尊、羞耻心、努
力等等的“人生的道理”是永
恒不变的。她认为，对于自
己来说，这要比另外的那些
有时显得很辉煌，但其实是
虚幻泡沫的东西重要得多。
个体对时代潮流虽然难以抗
拒，不过，世代积累的普通
人的生存智慧，也构筑了各
种空间、缝隙，以保存、延
续某些世代相传的生活伦理
和情感方式。
么书仪是个认真的人，
从我这种不太认真、随遇而
安的人看来，有时认真得有
点过分，因此或许可以称之
为“较真”。目睹她做元代文
人心态、晚清戏曲变革的研
究那么辛苦，心想写一本回
顾过往的书，对她殚精竭虑
的学术研究，应该是一种放
松和调剂。至少，“记忆”的
模糊性质、不确定性，它存
在的某种“再创造”的特点，
可以降低那种“较真”的程度
了吧。后来发现这是错了。
为了准备写这本书，她
在父母亲健在的时候录制了
几十盒的录音不说（用的仍
是老式的磁带录音机，不是
数码录音笔），还不厌其烦
地查对资料，找“知情人”反
复核对事件发生的日期和具
体细节。另外，因为回忆中
涉及许多人和事，它们并不
都适合“秉笔直书”，带着很
不情愿的心情做详略增删的
处理，选择恰当的措辞和表
达，也都让她苦恼而费尽心
思。有的时候，她也明白不
必全这么去做，却拗不过自
己的“本性”。不是说“江山
易改，本性难移”吗？
本书在回顾往事的时候
，坚持的是“不虚美，不隐
恶”的信条，“真实”是认定
的前提，也是最高标准。她
确实也是按照她自己对“美”
“恶”“真实”的理解来处理所
写的生活情境的。
我是这些文字的最初读
者，我对回忆的“真实”既存
有疑惑，有时也会产生那样
的想法：必要的时候，“虚
美”和“隐恶”也在所难免，
甚且需要。因此，在具体写
法上，就常会发生争辩。这
当然会影响到书中的一些叙
述，也就是在她最初确立的
“真实”坐标上，有些地方的
标准有所降低。“降低”，当
然不是说真假不辨，以假乱
真，而是说有所节制。
还在做“晚清戏曲的变革
”这个研究专题的时候，么
书仪就开始筹划有关家庭和
个人生活经历回顾的随笔集
。产生这样的写作动机，在
她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
1993年底从日本回来之后
，到2005年，她的母亲和
父亲相继离开这个世界。家
庭、父母在她的生活中占有
重要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别
的方面都难以替代的地位。
她觉得她的一生，无论是生
活、事业，还是为人处世的
规矩、习惯，那些值得肯定
的方面，大都来自家庭的耳
濡目染、父母的言传身教。
因此，应该对他们有所纪念
，为他们写点文字。另一个
原因，则是对自己几十年生
活经历的回顾，反思，也可
以说是一种“自我纪念”吧。
但事实上，“寻常”的“百
姓”的讲述，对“历史”什么
的其实是无关紧要的。讲述
者因这种讲述，使自己的思
绪有所落实，有一个安慰自
己的相对稳固的居所，这倒
是更为要紧的事情。
2008年10月

本书是一份私人的、个体的记录，但它也是若干百姓家的缩影，是大时代里小人物共同的生活史和心灵史。
老师自己求学、就业、为人妻、为人母的经历，是具体而微的40后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心灵史。
本书提供了理解中国二十世纪社会历史的一个角度。

献给赐予我生命和知识
的父亲与母亲
传统的力量原本是很强
大的，我说的是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之前……
我的家族从祖父、叔祖
父到父亲和母亲再到我们兄
妹，三代人完成了从农村到
城市、从农民到商人、从种
田到以知识谋生、从识字寥
寥到进入文化较高层次的转
换，都是借助于“唯有读书
高”这样在“当代”经常被批
判的传统观念所产生的力量
。
父亲和母亲叙述的祖父
和外祖父，我们亲眼所见的
父亲和母亲，他们不仅成功
地按照他们理解的传统观念
改变了自家的生存环境和社
会地位，塑造了自己的子女
，而且还把经过祖祖辈辈检
验过的生活理念传授给了我
们——说起来，他们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了他们一生所确
立的目标。
对于个人来说，政治和
各种潮流的力量常常是不可
抗拒的，史书上就记载了无
数的悲欢离合，无数的挫折
和无奈。
寻常百姓在政治和各种
潮流中，只能寻找生存的缝
隙，朝可能的最好结果尽力
：我的父亲和母亲就是这样
。
一年四季的每一天，都
有新的故事重新开始，而八
宝山火葬场的大烟筒每一天
缕缕上升的青烟，也都带走
了无数渺小的故事。没有人
注意这些渺小，但它们都是
各不相同的，有着血肉、苦
乐、热度的人生。
……
在我的记忆中，总是带
着书香门第风致的母亲是上
得厅堂下得厨房、长于应变
和与人相处、有一颗善良之
心的旧式女子；父亲则能屈
能伸，从不以苦为苦，我们
都习惯于他出门在外，那是
他为了养家活口去挣钱了。
父亲有超常的记忆力和
心算能力，而且打得一手好
算盘，他的心算速度和准确
性可以超过两个买卖人同时
打算盘。小时候我常常目不
转睛地看着父亲写账算账，
父亲长长的手指飞快地拨弄
着算盘珠，像是在跳舞也像
是在弹钢琴。记忆最深的是
过年的时候，父亲在家里祭
祀先祖，他把点燃的一股香
高高举过头顶，祭拜时凝重
庄严的态度能够生发出肃穆
的气氛，他磕头膜拜的姿势
浸润着信仰，舒展大方……
父亲和母亲晚年的时候
，从昌平北流村回城之后住
在高碑胡同35号，从1979
年到1999年，父亲和母亲
在那间十平方米的小东屋住
了二十年，后来，为了盖国
家大剧院，那块地方被征用
、拆迁，他们不愿意和任何
一个女儿家“合并”，愿意自
立，总说是“这里挺好，住
在一起彼此都不方便”。也
许在他们的心里，即使是“
合并”，也只能是跟儿子而
不是女儿吧？
那时候我每个星期都会
回家看望父母，都会听到父
亲和母亲讲古论今。母亲去
世之后的1996年，父亲已
是七十七岁的高龄，却还是
记忆清晰、思路敏捷，我向
父亲提议做一套录音磁带，
记下父亲和母亲的一生一世
，父亲同意了。他很用心地
准备，写了一叠又一叠提纲
……加上以前我给父亲母亲
做的零零星星的录音，现在
一共有三十六卷录音磁带可
以聆听，就像是可以随时随
地和父亲、母亲在一起。
父亲去世以后，留下了
一大批自己的“档案”——生
意账目、日用账目、工分账
目、证券行情以及在历次政
治运动中交代历史问题的底
稿，父亲是个认真的人，也
是胆小的老实人，为了避免
因为一次又一次的交代之间
互相出现矛盾而引出更大的
问题，父亲每次都不厌其烦
地把上交的“检查”“汇报”等
留下底稿。
我常常检视父亲遗物中
一叠叠“交代历史问题”的底
稿手迹，集中在1955年、
1956年、1958年、1962年
的一次次“交代”“揭发”“补
充细节”……让我常常可以
一次又一次很感性地回想着
父亲的一生一世，那些边角
破烂发黄的、上面的字迹被
反反复复涂改修整的、在不
同的时间用宣纸信笺、高丽
纸、片艳纸、再生纸写的字
迹，带领我进人父亲和母亲
颠沛坎坷的人生……
而这三十六卷录音磁带
、父亲的遗物和我对于父亲
和母亲的记忆，就是这本书
最基本的依据。
母亲和父亲去世以后，
我一直不能让自己忘记这样
的心愿：把父亲和母亲的经
历甘苦化成文字纪念他们，
我想要他们知道我的感谢之
心，感谢他们给了我生命和
知识，尽可能给了我比他们
好得多的生存环境，让我也
经历了人生的况味……
因为这本书也写了我在
人间走了一遭的辗转际遇，
所以它也是我对于自己的纪
念。
这本书来源于我记忆中
的父亲和母亲的叙述和我对
自己经历的记忆，“不虚美
、不隐恶”是我的崇尚，也
是我的遵循和希望。
么书仪
2009年12月9日

“只看见一次的事物不曾
存在，天天看见的事物不再
存在。”（卡内蒂语）寻常
百姓家的日常生活，即使在
非比寻常的非常年代，也是
视而不见地默默流逝着、流
逝了。幸好有么书仪老师用
水洗过了一样新鲜无华的文
字、精准幽微的细节，从忘
川中为我们撷取了如许“有
情的历史”
——黄子平

父亲说：我们的先祖是山东人，在山东的“枣林庄”。
后来，有一支迁徙到唐山西边胥各庄的青庄湖，再后来，么姓的后裔又从青庄湖散落到更南边、更西边的刘各庄、么家泊、于家泊、新庄、新军屯……明代万历年间就已落户在河北省丰润县韩城镇刘各庄的一支，就是我家的祖先。
父亲所属的么家这一支传宗接代的能力一向微弱，《家谱》记录的最后的十代人之中，“单传”的时候多，“两门”的时候少，“一子两不绝”的情况也一再发生，父亲就是。
父亲高祖的时代，么家还是富足的大户，么美玉是地方的乡绅，家里趁三顷（三百亩）多地。
生在前人留下的锦衣玉食之中的么美玉，忘记了农民一生之中的大事首先是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其次是盖房买地、置办田产，给后人留下“基业”，让“齐家”的美名代代相传。
么美玉好酒贪杯，又“耳根子软”，受不得奉承，一壶美酒，特别是几句好话，在“美大爷”那里就什么难处都可以得到解决：周济“孝子”棺木、免去“孤儿寡母”的粮租等都是经常发生的事，而最被广为传播的是，他竟然在酒后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一个口才杰出，却不想勤耕力作的农户，毁了女儿的一生……么美玉在村民的笑话里，落下了“糊涂财主”的“美名”。
他的一生遂意而顺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显然的结果就是“三顷地”在他死后只剩下了三亩三分三厘“坟地”—这块地存留下来的原因是“坟地”里埋着“祖宗”，卖“祖宗”不合适。
伤了元气的么美玉子孙必须重新开始。
与“双盛永”一生相守的祖父和叔祖父
家业经过了父亲的曾祖、祖父，一直到了父亲的父亲和叔父，也就是我的祖父和叔祖父手里的时候，还是三亩三分三厘“坟地”。
生于光绪二年（1876）和光绪七年（1881）的兄弟俩白手起家，想从卖包子开始谋求“翻身”（父亲的祖父曾经在新立屯当厨工，留下了包包子的手艺），可是，负责跑外的祖父“羞口”，不好意思吆喝，所以卖包子的营生一直不景气，经常是满屉的包子热着背出去，凉了背回来。
兄弟俩开始商量长远的、避短扬长的方针大计，最后决定：停止卖包子，举债开商店（当时叫作“开小铺”），二十年以后达到“翻身”。兄弟俩笃信勤俭、努力是“翻身”的根本，他们计划着：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家境从穷到富，需要的时间是二十年。
“二十年”是当时农民对于“翻身”时间的一般计算，比如：从一无所有当长工开始，一个长工一年的工钱是六十块钱，“扛活”期间有饭吃，也有时间种自家的地，而且，牲口、大车、碾子、面磨，都可以借用“东家”的，六十块工钱是一年的纯收人。当时的地价是一百块现大洋一亩，五年可以买三亩地，二十年是十二亩，有了十二亩地，一个农家的生活就可以算是“脱”了“贫”、“翻”了“身”。
父亲说，当时，大多数农民都是这样的做法，一辈、两辈、三辈，勤俭努力总会让人越来越富，而弄到赤贫的人，多半是有点“不良嗜好”，沾着点“吃、喝、嫖、赌、抽”，抑或是不喜欢终生都在勤俭、努力之中度日的浪荡子。
祖父和叔祖父相信，“亦农亦商”比“扛活”要付出更多、更复杂的努力，脱贫翻身的时间也自然会提前。
哥俩给小铺取了一个吉利的名字——“双盛永”，取兄弟两个永远兴旺的意思。
他们从一开始就定下了以做“大买卖”的方式进行经营的“基本策略”——精选进货渠道，决不以假乱真；讲究公平信义，决不缺斤少两；不怕付出辛苦。兄弟俩的具体分工也是“扬长避短”的：身体强健却“脸皮薄”的祖父分管“跑外进货”和“种地”，身子骨羸弱却脑筋灵活，能做到“出入账目清楚”和“脸硬”的叔祖父，负责“看摊”经营商店。
按照当时的商业规矩，小铺批量进货和零售都是采用“赊销”的方式，也就是说，买和卖都是平时“记账”年底“结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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