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财经新闻报道的人都明白，从新闻写作的角度看，财经报道与一般性新闻报道的要求与特点是没有本质差异的：比如在信源使用上，争议事件需要有多信源的交叉验证，报道中的分析应该是基于数据等客观信息的有限分析，不应该大量出现记者自己的主观观点，应严格区分新闻报道与评论的差异，等等。但是财经报道与一般性新闻报道大的区别在于，需要记者对财经知识、财经内容本身有所了解与掌握。因此，该书选择以介绍财经领域的核心概念、指标为主要逻辑的方式，方便读者相对系统地掌握财经新闻报道中的基础性内容。对于财经知识与概念的介绍并不追求完备，而是按照其在新闻报道中的使用频率即“是否常出现于新闻报道中”进行筛选，而且对知识的讲解与介绍要比经济学领域的讲授更为简单和基础，并不追求经济理论以及数理逻辑上的透彻，只要能够理解相应的报道即可。
在介绍了概念、指标的基本定义后，该书会辅以相关的新闻报道来进行举例说明。报道案例并不是以整篇新闻的形态出现，而是将案例中与指标概念相关的部分单独提炼出来，经过分析以及拆解，方便读者理解新闻报道通常都会在怎样的背景与场景中应用这些指标概念，以及具体如何使用和关注它们。比如金融领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oan Prime Rate，LPR）这个概念，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其在金融报道中较常出现，该书不仅会介绍LPR本身的含义，也会结合实际的新闻案例分析已有的报道从哪些角度报道了该指标。实际报道案例能让读者直观地看到某个概念是如何应用到新闻报道中的，以及新闻报道会从哪些视角关注这些概念。
该书也在特定章节相对完整地介绍了整篇报道，比如在公司报道部分使用了《德威新材13.8亿应收票据调查》的上、下两篇报道做案例，讲解了记者是如何分析作为上市公司的德威新材可能存在的问题，记者的调查思路、调查内容等等，并不仅仅关注调查结果即新闻报道本身的呈现，更重要的是分析记者是如何从公开的数据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
因此，该书希望能够通过概念指标与报道案例的结合，实现财经知识与新闻报道的有机结合，从而帮助学习者基于新闻事实进行消息、解释性报道、分析性报道的写作。当然，这种新闻事实与分析的结合需要记者长期的磨炼才能够实现，而对于财经新闻报道的初学者来说，既有的新闻报道就是新闻性与财经性结合的示例。
庞云黠，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美国普渡大学传播学院访问学者，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新媒体与社会、财经新闻与财经传播、舆情分析。主讲课程：新闻写作学、当代财经新闻实务、新闻伦理与法规、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名著选读等，在CSSCI、SSCI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潘佳宝，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美国乔治梅森大学传播系访问学者，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新闻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健康传播、舆情分析、财经新闻，主讲课程包括新闻采访学、舆论学等，在SCI和CSSCI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并被SSCI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一般而言，国际收支的贸易失衡是经常性的、绝对的，而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造成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有多种：
一是货币性失衡，即因一国币值发生变动而引发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如2021年1月22日中国新闻网发表文章《王春英：人民币汇率阶段性升值对国际收支影响在正常范围内》指出，人民币汇率升值一没有改变中国经常账户保持合理顺差的格局，二没有改变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有进有出、总体均衡的局面，因此国际收支总体保持平衡的基础不会轻易发生改变。
二是结构性失衡，由于一国的生产结构及要素配置未能及时调整或更新换代，不能适应国际经济形势，从而引起本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如2012年4月23日《经济日报》发表文章《以产业调整促国际收支结构改善》指出，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国际收支失衡，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不适应世界市场变化而导致国际竞争力较弱。因此，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提升国际竞争力，进而长期、有效地改善国际收支结构状况。
三是政策性失衡，即一国推出重要的经济政策或实施重大改革而引发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如2018年4月3日，界面新闻发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的专家评论《管涛：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评论指出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国际收支的短期影响可能通过金融渠道产生，两国贸易纷争包括投资保护主义措施，将会影响中国的对外投融资活动。
四是周期性失衡，即一国的总需求、进出口贸易和收入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从而引发国际收支失衡。
纵观我国近年来的国际收支历史，可以发现我国国际收支平衡主要有“双顺差”型和“一顺一逆”型两种。如《华夏时报》2019年2月28日发表应习文的分析性文章《2018年我国国际收支的“双微顺差”与自主平衡》，对这两种类型及其形成原因做出解释：“双顺差”型，即经常项与金融项大幅顺差，不得不依靠储备账户的大幅逆差（储备的“逆差”仅是记账需要，实际反而表示储备资产的增加）来平衡。回顾近年来我国的国际收支变化历史可以发现，自199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当中的经常账户与金融账户曾经长期处于这种“双顺差”状态。这是由于，一方面，中国逐步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相对的制造业低成本优势导致长期的巨大货物贸易顺差；另一方面，人民币长期升值，吸引了大量长期与短期资本进入我国投资。从具体年份看，这种平衡模式占据了1999-2011年、2013年与2017年这些年份。“一顺一逆”型即经常项大幅顺差，金融项出现逆差，而储备账户则根据前两项加总结果的不同出现增加或减少。相对应的年份为2012年、2014-2016年共4年。其中2012年与2014年，金融项逆差较小，储备资产相应增加；而2015年与2016年，由于人民币贬值压力较大，跨境资本净流出较为明显，金融项逆差超过了经常项顺差，导致储备资产出现下降。2018年的收支平衡类型则单独归于“自主平衡”类——即经常项与金融项接近自主平衡，其结果是不需要储备资产进行较大的调节和变动。
从2001年加人世贸组织以来，我国一直保持贸易顺差，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外影响力不断提高。然而无论是顺差还是逆差都是国际收支失衡的表现，长期保持巨额的国际收支顺差也会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增加通货膨胀风险。如2011年3月3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文章《经常项大量顺差为通胀源头？》，文章借用易纲的表述指出顺差是通胀的原因之一，其主要作用机制表现在经常项目或贸易顺差过大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必须购回美元，从而被迫投放基础货币，较多的货币推高了通胀，进而导致物价上涨。
二是不利于对外出口。长期顺差使得一国持有的外币资金增加，或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生抢购本币的情况，进而导致本币汇率升值，从而影响本国商品的对外出口。如2013年12月12日中国经济网发表文章《人民币汇率受贸易顺差扩大影响呈现强势》，通过采访中信银行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孙炜指出，当时人民币汇率近期的变化特征与海关公布的进出口数据情况相吻合，在当时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经常项目下的供求关系对人民币汇率影响最大，人民币汇率的强势特征明显是受贸易顺差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