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名汉学家杨联陞先生的书信辑存选，收录自1938年起五十年间，其与胡适、钱穆、赵元任、李方桂、饶宗颐、萧公权、缪钺等近50位学人的通信。信中多论学问，吉光片羽中灵思毕现；也谈生活，掌故新见，妙语迭出。这些书信是杨联陞于学术著作之外的“闲笔”，多为首次整理，极具价值。更为难得的是，这些书信展现了老辈学人治学的严谨态度，和将学问融于生活的自在状态。通过这些跨越大洋的鸿雁，也勾勒出了当时学界的多姿面相。

杨联陞（1914-1990），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在陈寅恪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租庸调到两税法》，后赴美，任教于哈佛大学。五十年代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有《中国制度史研究》《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汉学论评集》等著作多种。
杨联陞从经济史入手，兼治文史，曾为赵元任先生助手，与胡适谈诗论学二十年，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诸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世界第一流汉学家的作品多有评论，享有“汉学界的检察官”之美誉。

与宇都宫君书（一通）
与李光璧书（一通）
致胡适（十通）
与戴文达书（一通）
致全汉昇（一通）
致鲍克（一通）
与曾我部静雄教授论课役书（二通）
致赵元任（一通）
致蒋彝（一通）
致卫利（一通）
致钱穆（三十通）
致杨忠平（十七通）
致周法高（一通）
致何炳棣（三通）
致房兆楹（一通）
致周策纵（七通）
致陈启雲（一通）
致屈万里（二通）
致李济（一通）
致赵赓飏（十一通）
致李方桂（二通）
致裴·约翰（二通）
致潘重规（一通）
致陈世骧（一通）
致陶希圣（七通）
致陈祚龙（二通）
致李田意（一通）
致池田温（一通）
致王尔敏（一通）
致刘广京（三通）
致张琨（一通）
致张琨、刘广京（一通）
致钱思亮（三通）
致浦薛凤（六通）
致萧公权（二通）
致饶宗颐（二通）
致杨仲耆（二通）
致牟复礼（一通）
致神田喜一郎（一通）
致缪钺（五十通）
致吕叔湘（一通）
致刘绍唐（二通）
致李中清（二通）
致丁邦新（一通）
致洪同（六通）
致周一良（一通）
致陶晋生（一通）
致浦丽琳（一通）
致王仲荦（一通）
致杜维运（二通）
致吴于廑（二通）
致唐长孺（一通）
致宿白（一通）
致傅幼侠（二通）
致吴大猷（一通）
编后记：书写性情

本书从《论学谈诗二十年》一书杨联陞致胡适的117通书简中择选了10通，前8通均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资料室，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胡、杨交往初期真实记录的一个缩影。学问一事，见微而知著，虽片言鳞爪，却浑然一体。

书写性情
《莲生书简》不是杨联
陞先生的书信总汇，只是他
的书信辑存选。内容是我选
的，书名是我定的。其中很
少一部分，曾收于《哈佛遗
墨》2004年版，所以那版
书名的副题是“杨联陞诗文
简”。2013年《哈佛遗墨》
又出了修订本，责编倪咏娟
建议撤掉书信部分，为其单
独成书做努力，修订本因之
去掉了书名的那个副题。我
深知编杨联陞的书信集是一
个难题，是个小“工程”，但
我还是愉快地答应了。前后
历时逾三载，终于编就，为
新书定名时，我仍未舍弃这
个“简”字。记得《哈佛遗墨
》2004年版出版后，有好
师好事者（两个“好”均读去
声）写随笔，责备了副题中
的这个“简”字。我没有正面
答复。之所以如今还要用这
个字，当有我的理由。杨联
陞不是一个阔教授，生活相
对节俭（爱设家宴邀友是另
一回事），他日常写信时较
爱用的是邮简，三折六面，
除一面写地址外，其他五面
均可书写，一简一角五分，
确是便宜。二十世纪七十年
代美国邮政改进，寄往远东
的航空信由二角五分半减至
二角一分，写偏长的信，较
邮简反而便宜，所以他后来
给隔海师友的长信多是此类
。那时他不知国内没有邮简
这种信函样式，给长女的信
中曾说：“你们若忙，可偶
写邮简。”简（邮简）而不
简（简单），是杨联陞书信
的一个特点，为其编书信选
，此“简”岂可舍弃乎？
在杨联陞生活的年代，
通讯联系方式远不及今日之
便利，电报、电话之外，通
信是最重要的联系、沟通和
交流的方式。无怪乎台湾“
中研院”还曾设立过“通信院
士”（级别低于院土）。在
异域生活五十年，杨联陞给
多少人写过多少封信，是永
远也无法算准的两个数字了
。当然，也未必有算准的必
要。遗憾的是，“多少人”中
，确有一些是可以确定为杨
联陞相对固定的通信对象、
且曾论学往还而不只是拉家
常聊生活的人，有对方不只
一纸一信的来函为证，编者
却未见到杨先生的一纸一字
。遗憾在编辑过程中加深，
尽快编就此书的目的之一，
也是避免遗憾的继续加深。
我还有一个企望，那就是这
本书的出版，能引起一些相
关人士的后人或感兴趣于斯
的人的关注，或许还能从他
们那里得到意外的新收获。
即便是一简一函也好。网上
见到拍卖名家信函，有杨联
陞致张政烺（苑峰）一函，
主要谈纸样，颇是论学的内
容。看不到全信，更买不起
它，只能望之兴叹而已。又
，据作者自己讲，给唐长孺
、王仲荦等均写过长函，而
目前见到的均为短简。此不
过遗憾之一二。
……
“论学”既已成为某册书
信集的题目，可见其于杨联
陞书简中的比重之大，也就
无须我再作强调了。其次可
以提到的另一个主题是“诗”
，比“谈诗”简略。记得也是
一位学者，对《论学谈诗二
十年》一书予以评论时，曾
言及那本书“论学”的成分多
于“谈诗”。窃以为不错，但
杨联陞也确是一个充满诗情
的学者，尽管他的诗作水准
高低不一，却在他的生活和
交友过程中占有很大篇幅。
他乐于发现生活中的诗意，
乐于写诗、抄诗、品诗，诗
免不了成了他的书简中的一
项谈资。自己小有得意的诗
作，他会不厌其烦地抄给多
位师友。大概也只有那些专
谈事务性内容的书简，才丝
毫不见诗的踪影。我甚至感
到：诗、信、书评，是杨联
陞最擅长、最热衷的三种文
体（乃至愿在他的日记的基
础上专门编一本他的诗集）
。从论学、谈诗，到说自己
的近况、情绪、对外界新事
物的反应，无不见其性情，
乃真性情也。
杨联陞对他人（主要是
学人）的评论评价，在书简
中也常有体现。往往是在两
三句之间，即做出准确概括
，概括即结论。这种真性情
，或是除了日记之外，只有
在书简中才能看到了。性情
中人，即便身体不佳、工作
繁忙、情绪波动时，有些不
得不写的书简，他也还是坚
持去写。书简中那些潦草、
凌乱的字迹，就是证明。将
这类书简全部辨认出来，一
字不错，对编者来说，真是
考验。我最终交稿时，书稿
中仍有数十处含糊、误辨和
索性空格（根本认不出是什
么字）的地方。咏娟编辑知
难而上，不只校出问题、提
出疑问，还查出一些正确的
依据，减少了错误的情况。
排序的依据是按函末落
款时间先后，多通的以首通
为准。在纪年方面，原简中
及落款处有汉字书写，也有
阿拉伯数字书写，均保持原
署方式。只署月日或民国纪
年者，于其前括注年份。书
简对象均在初次出现时做了
简要的注释。全书文字均为
简体，个别处保留繁体，如
陈启雲的“雲”，依通信双方
习惯，未改为“云”。有些书
简引录于作者本人或他人文
章中，显然原已是节录，故
前后有省略号或“下略”字样
。
读信读简，读来读去，
其实不亦乎读人读史（世）
，读浅读深。这是我的一点
感悟，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
否？二○一六年十月，晚生
蒋力记于上海绿茵苑。

与宇都宫君书
（一通）
大著今晨奉到，谢谢。所论各点甚精，佩服佩服。关于党锢问题，足下所谓是“政治力”与“豪族力”之相抗较为得其根本。或说是汉代“政治力”之回光返照，即最后的豪族试行抑压，亦无可。盖豪族在桓灵之际形态有三：
一、依附宦官者。（如《党锢列传》中《羊陟传》称“时太尉张颢、司徒樊陵、大鸿胪郭防、太仆曹陵、大司农冯方，并与宦竖相姻私，公行货赂”。又《岑晊传》所记宛之富贾张汎，赂遗中官，用势纵横等。）
二、与清流士大夫通声气者。（如三君等。）
三、不问政治只图自己发展者。
拙作中对第二种豪族，重视过甚。清流之所以为清仍在其“不避权豪及大姓”也。但清议本身，未必果清。往往只为沽名钓誉，或即为豪族相争的工具。如《党锢传》所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于是甘陵有南北部”。房周两家，皆在朝，且有宾客，其为豪族无疑。
陈君《魏晋时代之族》未利用《华阳国志》是一缺点，似当指出。
承教甚感。匆覆，即颂
宇都宫先生著祺
杨联陞 敬上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晚
注：录自《东洋史研究》第4卷第2号，1938年12月25日发行。宇都宫君，即宇都宫清吉（1905—1998），日本汉学家，京都学派第二代的代表性学者之一。1930年代来中国访学，与作者结识于北平钱稻孙先生府邸，始有学术交往。1938年《东方学报》（京都）第九册刊登了他的两篇书评，分别评论陈啸江《魏晋时代之族》和杨联陞《东汉的豪族》。此信所云“大著”即指这两篇书评。
与李光璧书
（一通）
光璧大弟……关于《封神》柳存仁有文发表，或已见及；最近又加修正补充，特为抄录大意，别纸附上。柳氏之贡献，除陆压是长庚自传之外，当以发现《宗子相集》明刻本为大。陆氏事，弟亦曾提及，未知孰为先后。然终无极直接之证据，于传奇汇考之外，直言陆作《封神》者，似尚未令人十分满意。弟有考证，径写成可布之。
《封神》与《武王伐纣》平话比较，胡适已发其端，惟彼谓闻太师申公豹为臆造者，不知确否？弟所论各点甚精，材料颇新，便当整理发表也。
注：录自李光璧《封神演义考证》文附，该文刊于1941年第12期《中和学刊》。光璧按曰，信是六月十日所写。李光璧，作者早年在保定读中学时的同学，后任教于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南开大学历史系，主编《历史教学》。
致胡适
（十通）
一
胡先生：
上礼拜给您写了信以后就忙考德文。现在一个学期完了，休息几天，所以又把笔提起来。
《食货》半月刊一卷八期（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有何兹全跟杨中一等的《“质任”解》，何君的文章说：《晋书·武帝纪》泰始元年、咸宁三年“罢”及“降除”质任。梁任公《中国文化史讲义》说“质任盖如后世投靠卖身之甘结”，王宜昌《中国封建社会史》（《读书杂志·论战》第四辑）说是部曲对领主的服役与尽忠的誓约。北大《史学周刊》第六期，杨中一发表《质任之一解》误谓“质任盖为部曲对于领主服纳的租役”，何君在这里改正他，引《吴志·陈泰传》“聚羌胡质任等寇逼诸郡”，《孙权传》“并征任子”（《魏志·王观传》也有），“若郡为外剧，恐于明府为任子”，《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责权质任子”，《晋书·李流载记》“宜录州郡大姓子弟为质任”，《慕容時载记》“上党质子五百余家”，《刘聪载记》“皆送质任”，又“运疋任子于阴密”，证明质任是人不是物。杨君也写一短篇，承认何君的看法，又举《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略》，《蜀志·霍峻传》注引《襄阳记》都有“任子”，《魏帝·武帝纪》、《吴志·孙亮传》，《蜀志·先主传》单用“质”字，《吴志·诸葛瑾传》注引《江表传》，《霍峻传》引《汉晋春秋》都说“委质”，《魏志·明帝记》注引《魏略》文帝与孟津书“今海内清定，万里一统，三垂无边尘之警，中夏无狗吠之虞。以是驰罔开禁，与世无疑，保官空虚，初无质任。卿来相受，当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缤纷道路，以亲骇疏也”。说明“示恩”是罢除质任之一因。这些材料恐怕一大半您都引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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