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在四年的历程中，大师汇聚，成果瞩目；同时以国学研究院为平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国学研究人才，为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清华的国学成就，成为近现代国学研究的一面旗帜。
本书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及梁漱溟、李济为传主，以简明、扼要的文字，介绍他们的生平、贡献以及与清华的关系。本书的研究建立在翔实的材料与扎实的研究基础之上，是国学爱好者、清华校史研究者、清华校友和在校师生了解清华国学传统的一扇窗。

国学家与教书先生：梁启超晚年的学术生活
可信与可爱：王国维学述
作为儒家的史家：陈寅恪学述
理论与实际并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述评
为中华文化聚精会神：梁漱溟学述
考古之为『科学』：李济述评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
堂（Tsinghua Imperial
College）始建于1911年，
1925年清华成立了研究院
国学门，亦通称清华国学研
究院，简称清华国学院。在
清华国学研究院不长的几年
办院历史里，培养了70位学
有专长的国学学者，其中有
几十位在后来成为中国人文
学界的著名学者或国学大师
。清华国学研究院几位导师
的研究在当时代表了中国国
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清华国
学研究院创造的辉煌与影响
奠定了清华初期的学术声誉
，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早已成
为清华大学历史传统的一部
分。
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中国
近代文化教育发展的产物，
它以“学术第一、讲学自由
、兼容并包”的精神，开创
了清华大学早期人文学研究
的黄金时代。清华国学研究
院师生共同创造的这一辉煌
历史业绩对后来清华各个学
科的发展都有示范的意义，
也构成了清华人文学科三十
至四十年代卓越发展的先导
。
1925年3月为清华国学院
开办之始，4月王国维、梁
启超到校，6月确定教授为
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陈寅恪，讲师为李济，主任
为吴宓。
王国维辛亥革命后东渡
，专习经史小学，归国后继
续深入，在甲骨文与殷商史
等领域成就卓著。他1925
年到清华执教，个人学术研
究转入治蒙古史和西北地理
，同时致力于金石文献考释
。
梁启超早年为变法运动
领袖，失败后东渡，思想为
之一变。他是中国近代著名
思想家，也是新史学的倡导
者，学问规模宏大，其研究
领域为中国学术史、中国文
化史。他1920年任清华讲
师，讲授国学小史，著《墨
经校释》，在清华国学院时
期著述甚多，如《中国文化
史——社会组织篇》《古书
真伪及其年代》《儒家哲学
》等。
赵元任1925年到清华，
在清华国学院四年，后转中
央研究院，仍兼任清华国学
人物小传：四大导师及梁漱
溟、李济清华讲师。他
1925年正式确定以中国语
言学和语音学为学术主要方
向，在清华讲授“中国音韵
学”等，将历史比较法运用
于汉语史的研究。1928年
他出版了《中国吴语研究》
，为清华国学院丛书第四种
，这是中国学者第一部用现
代语言学的方法调查汉语方
言的报告。后发表《广西瑶
歌记音》等。
李济1925年担任讲师，
因已经加入弗利尔艺术馆中
国考古队工作，不能常川住
院，故为清华国学院特别讲
师。1927年他的考古发掘
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
作为清华国学院丛书第三种
出版,1929年出版《中国人
种之构成》，是中国民族科
学研究的第一部著作。
陈寅恪1926年加入清华
国学院，其担任的课程为“
西人之东方学目录学”“佛教
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
究（梵文、巴利文、藏文、
回纥文及中亚诸文字译文）
”，1927年他的《大宝积经
论藏汉文对照本》作为清华
国学院丛书第二种出版。由
其课程和研究可知，其当时
的研究重点在参照欧洲东方
学中佛教经典的研究，发展
佛教经典的各种文字译本之
比较研究。
在国学院四年的办学历
程中，培养了70多位学有专
长的国学人才，其中不少人
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
、古文字学、中国史、文学
、考古学、哲学等方面的大
师，如王力、高亨、徐中舒
、姜亮夫、姚名达、陆侃如
、谢国桢、刘盼遂、罗根泽
、王静如、吴金鼎、戴家祥
、蒋天枢、刘节、朱芳圃等
。
总起来看，清华国学院
时期的国学研究属于新国学
、新史学的研究，注重从西
洋学术吸取研究方法和观念
，追求以近代外国研究学问
的方法来治国学。
王国维1927年自沉，
1929年梁启超病逝，当年
夏清华国学院结束。同年中
央研究院成立，赵元任担任
史语所语言组组长，李济担
任考古组组长，陈寅恪以清
华大学教授而兼任历史组组
长。国学院助教浦江清则转
至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中
研院史语所可以说是以清华
国学院导师为骨架的。
1929年清华大学成立文学
院，清华的国学研究则从国
学院时期转入了文学院时期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
文、史、哲三个系规模不大
，一般有教授五六位，讲师
和助教若干。文学院时期包
括了后来西南联大时期，直
至1952年院系调整中清华
文学院整体转入北大为结束
。
文学院时期的清华文科
以中西兼重为特色，故中文
系“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
中外文学的结合”，历史系
强调“中外历史兼重”“西洋
史学有许多地方可资借镜”“
中国历史已经成为一种国际
的学术”。哲学系主张“中西
融汇”，史论兼重而偏于理
论。这些学术环境也塑造了
同时期清华国学研究的方向
。杨树达、冯友兰、王力、
闻一多、张荫麟、吴晗、陈
梦家、朱希祖、刘文典、雷
海宗、许维遹都是这一时期
的代表性人物。
总的看来，文学院时期
的清华国学研究，仍然是“
属于新国学、新史学的研究
，追求从西洋学术吸取研究
方法和观念，以近代外国研
究学问的方法来治国学”。
但也有变化，不再像吴宓和
陈寅恪二十年代那样强调学
习欧洲东方学研究，而是吸
取西洋学术方法参与中国近
代学术学科的建立，冯友兰
、杨树达、王力的研究都是
如此。文学

1925年至1929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昙花一现而又光芒四射地走过四年历程。诸多大师及先贤在这里汇聚，他们身行力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后学们仰望的国学墙上一道道耀眼的存在。
《清华国学人物小传》希望能够将清华校史当中那些研究国学的典型人物的生平、学术特点，特别是与清华的渊源，以“小传”的形式展现出来。

国学家与教书先生：梁启超晚年的学术生活
黄湛
1917年11月，梁启超卸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一职，于1918年年底，偕同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从上海启程，展开了酝酿一年的欧游计划。此次远行，历经伦敦、巴黎、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诸国，并于1920年3月归国。《欧游心影录》就是梁启超对这一年多来欧游经历的观感纪闻，从中可以发现梁氏心境的转变：目睹“一战”后欧洲空前失落萧条的景象，梁启超开始重新审视西方社会，反观和重估中国固有文化，催生出晚年的教育思想。故丁文江等人为梁氏所作《年谱》，谓欧游“是为先生此后致力于教育事业的起点”。
近人为梁氏作传，一般根据其政治活动、学术思想，将梁氏一生划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特殊的贡献与影响。第一期自万木草堂到戊戌变法，是“通经致用”时期；第二期为立宪请愿到辛亥革命，是为介绍西方思想，并以新方法批评中国传统学术时期；第三期为参与内阁、兴师讨袁至欧游以前，是为“纯粹政论家”时期；第四期为入校讲学、专力学术时期。20世纪20年代，步入晚年的梁启超，似已过了人生的全盛期。他虽在社会上仍极具名望，但政治上的黯淡收场以及思想上趋于保守，已不再如他早年一样能够引领风尚，成为青年人崇拜的偶像。或许正是因为这些既有的认知，让人仅仅关注梁启超晚年的治学成果，却容易忽视其具体的生活和经历，并从中体察其心境的变化及思想主张背后的情感寄托。
一、文献与德性：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梁启超在学术研究和讲学教育上夙具心得，欧游归国后，即决心不再过问政治，专心教育事业，着手承办中国公学，同时组织共学社和讲学社。又整顿原研究系的杂志《解放与创造》（后改名为《改造》)。其中，讲学社的主要工作，是邀请国际学术名家来华讲学。在梁启超的领导下，讲学社先后请来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大师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以及印度诗人、哲学家泰戈尔。从“四大名哲”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可见讲学社的学术品位和工作成果。
尽管欧游让梁氏错过了国内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但到了20年代，新文化运动余波未了，大江南北仍充斥着“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口号，传统文化被视为不适应现代文明社会、保守落后的“旧文化”。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提倡，正是为了纠正这种极端的西化论。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们把西方科学抬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梁启超却要为传统文化发声。胡适后来就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直到民国八九年间梁任公先生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告。”胡适的说法或许有些夸大其词，其批评旨在说明，梁启超作为文化舵手、广大青年的引导者，他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可能会导向一种极端——蔑视科学的“不良”效应。
实际上，在崇尚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上，梁启超与胡适是志同道合的共事者，这一点就国学而言，特别体现在两人对乾嘉治学“科学方法”的阐扬上。早先胡适《戴东原的哲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已对戴震的“科学方法”及其哲学有一番深入讨论。在两人的努力下，学界兴起一股“戴震热”。1923年10月，梁启超发起“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一个月后，尚在上海的胡适致书表示愿赴此会，并言及东原遗像坊间不传，已托人向其族中求索（东原为休宁人，胡适祖籍绩溪，两人是徽州老乡）。在研究思路和学术评价上，两人都强调戴震反程朱理学、批判宋学的特质；同时认为在治学方法上吸收了传统考据学和西方科学，具有“科学精神”。不过据说到了纪念会那天，《晨报》特别印刷专刊，场内散发的全部都是梁启超一人的文章。开会时，他又几乎独占了两小时的讲演时间，只给胡适留下十分钟，并介绍说：“现在请不讲理的胡适之，来讲不讲理的戴东原！”不知任公如此“霸道”，胡适作何感想，抑或两人事先有所商量亦未可知。
来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清华国学院”）之前，梁启超正筹备办一所“文化学院”，培养国学人才，最终因缺乏资金，未能成事。清华国学院的办学宗旨与他一直以来振兴国学的想法不谋而合，故当即应允国学院的邀请。1923年年初，曾有一个清华学生前往天津，告诉梁启超清华学生苦于无人指导国学，并向他请教哪些学者可堪清华国学导师之任。梁启超则告以无人可选——如此回答，是由于梁氏认为学问渊博者多，但教育未必得法。他心中实已形成一套成熟的教育理念，按照他自己的话也可以理解成：一种科学的教育方法。这套方法早先呈现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这是梁启超1923年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的一次演讲。他指出，治国学应遵循“文献的学问”和“德性的学问”两种门径。其中，“文献的学问”运用客观方法加以研究；“德性的学问”则通过内省和躬行的功夫来完成。科学方法和道德修养是梁启超晚年提倡的并行的学术宗旨。他在给清华国学院学生做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