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集结了王尧近十年来的部分散文作品，以写“五四”以来的文人为主题，分为沧海文心、人琴之感、作家侧记三部分，分别记叙现代作家、港台作家和内地当代作家。书名中的“我们”，指的便是文学家、作家。作者以素描或写真的方式，让一个个声名远扬的作家的生平鲜活起来，通过他们的挣扎与奋斗、艰辛与冲突思考文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进而思考当下的文人如何寻求意义，如何适应现实。作者并未对此类思考妄下结论，也不愿将过多笔墨用于飘渺的“思考”，在他看来，作家的意义要从那些名家的日常中去寻找，他们的故事将引导“我们”完成自己的故事。

王尧，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鲁迅文学奖得主。曾任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现任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文联主席等职。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中国当代散文史》《“思想事件”的修辞》《王尧文学评论选》和《莫言王尧对话录》等，主编“新人文”对话录丛书、“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等，另有散文随笔集《纸上的知识分子》《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等。科研成果曾获省一等奖、教育部二等奖等。

沧海文心
“寒夜”里的“清油灯”
幽谷中的郭沫若
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
“我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
曾经沧海曾经火
无钱买酒卖文章
“夜猫”喊叫催黎明
靳以与他的文学世界
人琴之感
在台下聆听和张望
江南诗人余光中
为何又是“最后一个”
无法再回的六月
台湾的鲁迅
隔岸的怀念
消失的秋日
作家侧记
记莫言
为信仰而写作
背靠秦岭的贾平凹
为麦家解密，或关于麦家的误读
熟悉和陌生的迟子建
一份杂志与一个人
跋

我们的故事是什么
“去塞勒姆和康科德。”
我去美国之前，朋友建议说
。
霍桑的《红字》和七角
楼，是大学外国文学史课留
给我的记忆。后来，我选修
过美国文学专题课，对霍桑
的印象强化了，而梭罗始终
在我的课堂笔记本之外。文
学史以小说研究为中心的现
象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
代初，我对徐迟的诗和报告
文学特别有兴趣，即便他的
报告文学也才华横溢。徐迟
曾在东吴大学文学院就读，
我现在供职的校园留下了他
的足迹。我是顺带读到了他
翻译的《瓦尔登湖》，梭罗
、爱默生、霍桑几个人的名
字这才组合在一起。
在《瓦尔登湖》译本序
的开头，徐迟说：“你能把
你的心安静下来吗？如果你
的心并没有安静下来，我说
，你也许最好是先把你的心
安静下来，然后你再打开这
本书，否则你也许会读不下
去，认为它太浓缩，难读，
艰深，甚至会觉得它莫名其
妙，莫知所云。”这段文字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心生浮
躁时，我还是会想起徐迟说
的：“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
来吗？”一个人要安静下来
大概不是很容易的，患了抑
郁症的徐迟于1996年在医
院跳楼自杀。十年之后，在
浙江南浔徐迟的塑像前，我
穿了件红色的T恤，靠着他
的肩合影。我想起他在20世
纪70年代末的诗作《八十年
代》，他歌吟道：“我们将
脱下旧衣裳，换新装对镜重
梳妆。”80年代过去了，90
年代过去了，新世纪二十年
也过去了，我们还在对镜重
梳妆，但徐迟自己把那面镜
子砸碎了，“我们”在破碎的
镜子中四分五裂。
如果不是霍桑故居前那
片豁然开朗的海、阳光和微
风，塞勒姆留给我的差不多
是17世纪便云集的阴影。塞
勒姆的女巫博物馆(Witch
Museum)和女巫地牢博物
馆(Witch Dungeon
Museum)，那些再现的场
景虽然是仿制，但血腥的味
道一样散发着。我许多年没
有产生过这样恐怖的感觉，
甚至仿佛看到了霍桑的祖先
，审巫法官之一的约翰·霍
桑的恐怖眼神。那位写出了
《红字》的纳撒尼尔·霍桑
后来说他的这位先祖身上沾
着的受害者血迹再也洗不掉
了。在国内，我们很少听到
有人这样说自己的祖先。我
差不多是从这两个博物馆逃
离出来的，坐在马路上使劲
地抽烟以排遣那一丝丝恐怖
感。我不是史学家，只是想
到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生
活的安全感从何而来又如何
得到保证？
也许是因为读过《瓦尔
登湖》，等到站在湖边身临
其境时，我和我的同伴都不
免失望，这种感觉倒是预期
的。瓦尔登湖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瓦尔登湖》和它的
作者梭罗。我赤脚站在湖水
中，五月的湖水仍然刺人。
没有瓦片，我用水中小的石
块打起水漂，在不远处只有
小圈的涟漪。我想象，梭罗
当年坐在自己的船上吹长笛
时，船身荡起的涟漪也该是
这样的。梭罗用了27．94
美元搭起来的那间木屋和小
柴棚，在湖的对面山林中，
诗人惠特曼当年去寻访时看
到的也“仅仅是一堆表示纪
念的石头了”。我们也想模
仿惠特曼，拿一块石头放在
石堆上。但算来算去，如果
越过山林，到达小木屋的遗
址，当天便无法去瞻仰梭罗
、霍桑、爱默生等人的墓地
了，我们想捡几粒小石子放
在梭罗的墓碑上。在瓦尔登
湖停车场附近的那间仿制的
小木屋里，我坐在写字台前
，想着梭罗当年写作的样子
。如果到达了小木屋的遗址
，这问小木屋或许就在心中
坍塌了。
我是第二次到康科德，
上次除去了战场、候车时吃
了著名的冰激凌外，并无其
他活动。从瓦尔登湖步行到
镇上时，差不多是傍晚了。
我们先在一座公墓寻找埋葬
梭罗等人的“作家坡”，但一
无所获。问了行人才知道“
作家坡”在“睡谷公墓”。到
了那里发现这个公墓太大了
，我们几个傻傻地分头寻找
未果，还是郭博士返回公墓
入口处找到了指示图，这才
有了大致的方位感。梭罗、
霍桑、爱默生几位能够葬在
一处，也算一段“佳话”。但
墓地的情景实在太出乎我们
的预料，尤其是梭罗的墓碑
之小，比我们想象中的简单
还要简朴许多。早两年，我
读过惠特曼的《典型的日子
》中译本，书中有“康科德
其他记事”一节。惠特曼从
康科德战场，坐了半个小时
的马车到了睡谷公墓，拜谒
霍桑与梭罗的墓地。那时爱
默生还健在，他们夫妇招待
惠特曼的晚餐给惠特曼留下
了最愉快的记忆。想必当时
的马路远不是今天的样子，
现在即便坐马车从康科德战
场到睡谷公墓也不用半小时
了。惠特曼写道：“在这‘睡
谷’中，这公墓山上一片林
木茂密的宜人之地，他们比
邻长眠。霍桑的坟墓已经变
平，覆盖着茂密的爱神木，
边上有一座凉亭，里面写着
死者的简历。梭罗的墓前立
着棕色的墓碑，普通而精致
，刻着题词。”我们所见和
惠特曼描述的相差太多。我
印象中没有凉亭，梭罗墓碑
的棕色也早已消退。比较起
来，霍桑和爱默生的墓碑还
有些气派，或许与他们的家
境也有关系。梭罗的墓碑几
乎是趴在地上，大概只有中
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中
国新文艺大系》那么大，瞻
仰者只有趴在地上才能感觉
到这块墓碑是立着的。墓碑
的上端有几粒小石子，是凭
吊者的纪

王尧老师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的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学术层面，他将现代散文理解为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的存在方式，而对“文章”的热爱则使他进行了跨文类写作的实践，藉由纪实或虚构的不同文体，尝试思考和回答“我们的故事是什么”这个近二十年他一直思考的问题。
王尧的文学实践恢复了现代文学“创研结合”传统，其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有着“一以贯之”的东西。它建立在生命体验与知识分子信仰基础上，继承中国的文章学传统，将个人心志、历史思辨、文化浸润与社会关照融为一体。

“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是
近二十年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我由追问他者开始，再追
问自己。尽管学术也留下个
人精神与情感“自叙传”的痕
迹，但学术文体因为某种规
范总会限制个人诉求，我因
此兼及散文写作，意犹未尽
，又去写作小说。我想用不
同的文体回答我们的故事是
什么，或纪实或虚构。
20世纪80年代问学时，
我最初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
。这段学术经历让我沉浸在
散文中，对此后我的学术研
究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我在90年代将现代
散文理解为知识分子精神与
情感的存在方式，这实际上
已经间接表述了“我们的故
事是什么”。散文这一文体
的一大特点，是让你在阅读
时会有在场的感觉。我会觉
得我在和作者、文本中的意
象、情绪、场景、人物、细
节对话。所以，我后来用散
文写抗战时期重庆和西南联
大知识分子时，会觉得是在
写自己，觉得自己和笔下的
人物生活在一起。“他们”是
“我们”，“我们”会成为“他
们”吗？
《我们的故事是什么》
结集了我近十年的部分作品
，多数写于2018年之后。
其中有若干篇以“沧海文心”
为总题发表在2018年《收
获》上。这几篇和其他长短
录，大致都是写“五四”以来
的文人，有我熟悉的和不熟
悉的。这类写作让我穿越时
空，在编选时我有恍惚的感
觉。逝去的未必逝去，留下
的未必留下，我仍然无法回
答我们的故事是什么。
在《我们的故事是什么
》付梓时，我特别感谢广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黄红丽总编
的邀约，让这些文章能够结
集出版。也特别感谢靳辉兄
和刘丽丽的精心编辑，才有
了这本书的面貌。
王尧
2022年8月

“寒夜”里的“清油灯”
“这个城市的确是炸不死的。”巴金看到被炸毁的房屋很快被朴素的新屋代替，炸断的老树上生出了新芽，他写信告诉朋友说：“这个城市还是一样地坚定沉着，没有一种威胁能够改变它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1938年，巴金在广州住了两个半月。在这里，人是陌生的，方言是陌生的，但巴金觉得自己生活在熟悉的亲人中间。经历三个星期的大轰炸之后，这里的一切都变了：街市没有歌声，没有火炬，死沉沉地睡去。那些日子里，巴金眼前摇晃的是遇难者的残肢断臂、流淌的血和残破的房屋。大轰炸过后，巴金仿佛还躲在骑楼下屏息倾听轰炸机低飞扫射的声音，随时等候一种残暴的力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广州的巴金，决定去武汉旅行。在准备动身时，粤汉铁路意外地被炸了。巴金候车去武汉期间，朋友从武昌寄来航空信，劝他放弃此行。此时的武汉危在旦夕，很多友人陆续从武汉去桂林或重庆。但巴金仍然决定去看看大会战前夕的武汉，于是离开广州。几经辗转，巴金在银盏坳坐上了前往武昌的列车。经乐昌，在往坪石的途中，火车出了一个山洞十多分钟后便临时停车，再开动，却是倒车回到山洞。一个北方青年告诉纳闷中的巴金，这是为了躲避空袭——无时无处不在的空袭。车厢里，昏暗的灯光下，巴金看不清楚五号字排印的书，扑鼻而来的是闷热空气里的煤臭味。巴金在铺位上昏昏沉沉地睡去，梦魇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火车终于抵达徐家棚站，巴金提着行李往渡口搭乘轮渡去汉口，他在码头上看见一张标语：“动员民众保卫大武汉”。
9月，巴金在武汉住了半个多月，错过了与老舍见面的机会。他到达武汉时，老舍已经在上个月到达重庆了。7月间日机频繁空袭武汉，在千户街福音堂的住所也被日机炸毁后，冯玉祥将军曾想送老舍到桂林，但老舍不愿意：“我不是对桂林有什么意见，而是不肯离开武汉。”由于战事吃紧，7月26日，“文协”举行临时理事会，决定将“文协”总部迁往重庆。在南京失陷前后，武汉已经杂乱无章。7月12日的大轰炸，老舍躲在一处防空洞里，洞外很快成了地狱，民房、铺户、防空壕在巨响中被炸弹击碎。老舍在防空洞的感觉是：你听不到被炸地方的坍塌声、呼号声，即使离你很近，因为一切声音都被机声、弹声、炮声掩盖。老舍在想象中看到了一片血，一片火光，一座速成的地狱。最初讨论“文协”迁移时，老舍并不起劲。刚到武汉，他以留在武汉为耻，现在要疏散人口，他又以离开武汉为耻，觉得在武汉多住一天就多一分勇气与力量。然而，老舍最终还是“忽然”上了离开武汉的船。在武汉快要失陷之前，船票车票可是一票难求。在登船的那一刻，老舍感慨道：流亡者生活的～半是在舟车之上，流亡者的命运也仿佛被车票与船票决定着。
巴金在武汉又经历了敌机的轰炸。他还没有来得及给朋友写信告知武汉大轰炸的情景，就得知广州也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他不能从武汉再回广州了。去桂林还是重庆？巴金选择了桂林。10月19日，在即将去桂林的那个夜晚，巴金站在四层楼的露台上，眼前一片漆黑，远近都没有声音。当一股风吹来时，巴金感到了寒意。这是一个又一个连着的寒夜。巴金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是寂静，甚至是死寂。曾经听到的街市上的锣鼓声消失了，恐怖的梦魇压迫着这座城市，压迫着这座城市的百姓。眺望远方的巴金，脑海里浮现出轰炸不断的海珠桥和血染不红的珠江。在凝视东方，等待黎明时，巴金心里充满留恋和愤慨，他问自己：敌人的铁骑果然会踏进我们这个可爱的城市么？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