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卜仁主编的这本《厦门侨批》探寻了侨批及侨批业在厦门发轫的时空背景、演变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作用，内容包括《厦门侨批辨读》、《侨批中的家国情怀》、《厦门侨批业的形成与发展阶段》、《厦门侨批业与政府的关系》、《厦门侨批业与当地中外银行》、《厦门侨批业公会与工会》、《侨批业者话侨批》、《老厦门侨批业轶闻》等篇章。记录了侨批史上的逸闻轶事，整理出了厦门有关扶持、管理侨批业的政策法规，各时期侨批馆店铺名号以及原始档案和旧报刊资料。

厦门侨批概述
厦门及其周边地区侨批业的历史作用
厦门侨批辨读
侨批中的家国情怀
《二庵手札》中的侨批
厦门侨批书法风格
厦门侨批业的形成与初期发展（明末—1937）
全面抗战时期的厦门侨批业（1938-1945）
解放战争时期的厦门侨批业（1946-1949）
新中国时期的厦门侨批业（1949-1976）
附录：厦门巿对资改造办公室
关于厦门市私营侨批业改造意见
厦门侨批业与当地中外银行
金门侨批与金门学研究
厦门侨批业与政府的关系
附录一：厦埠邮差截检信件肆扰送批
——洪宪元年驻新加坡总领事胡惟贤致电交通部邮政总局
附录二：关于同安县邮局刁难侨信致交通部邮政管理局代电
附录三：关于撤销厦市批局自带侨信限制及制止内地邮局搜检侨信致交通部呈
附录四：邮电部函中国人民银行、华侨事务委员会对于菲律宾发致厦门民信局侨汇电报使用密码的意见
厦门侨批业公会
厦门侨批工会
天一信局的前半世与后半生
附录：旧报纸还原“天一信局”倒闭真相
老厦门侨批业轶闻
新中国厦门侨批业的起落——扒梳新中国厦门侨批业的新闻报道（一）
不断提升的侨批服务——扒梳新中国厦门侨批业的新闻报道（二）
侨批业与政治运动——扒梳新中国厦门侨批业的新闻报道（三）
附录：厦门新闻媒体有关侨批的最新报道
侨批业者话侨批
厦门侨批藏家剪影
厦门侨批业大事记
后记

“批一封，银二元。”
清末民初流传民间的歌谣，唱的就是“信款合一
”的家书——侨批。
“侨”指华侨，“批”指信，闽粤方言称书信为
“批”。
清朝末叶至20世纪80年代，漂洋过海、过番谋生
的华侨，在海外打拼，稍有积蓄即连同问候平安的家
信汇寄家乡，以补家用。这种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
寄回国内的“银信合封”传递物，在上述150多年间
，是海外华侨与故土乡亲的“跨国家书”，是在当时
邮政、银行机构尚未建立或不发达的情况下，维系海
外侨民与国内侨眷之间的经济与情感纽带。侨批内容
包罗万象，涉及家情、亲情、乡情、国情、世情等等
，所叙述的事情大到辛亥革命、日寇侵华、海外局势
、地方军阀混战，小到宗祠祭拜、育儿养老，包含丰
富的时代信息，是反映侨乡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孤舟一系故园心”，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家书
不只是摄人心魄的文字书写，更近乎内心的精神归属
。从鸿雁传书到鱼传尺素，书信迢递，把游子的心与
故土、家人紧密相连。同样的，侨批跨国寄予的眷眷
深情，百年来绵绵不尽。其中所表达的对家庭、家族
强烈的责任感和对乡土的忠诚感；所体现的克勤克俭
、赡老养小、修桥造路、造福乡梓的价值取向；所蕴
含的纲常伦理、家国情怀，无不跃然纸上。侨批是忠
义孝悌的中华传统文化、信义经商的传统商业文化的
承载品，是中华传统文化海外辐射、延绵不绝的历史
文化物证。
同时，闽南沿海民众“下南洋”的移民潮，是近
现代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跨国
移民的大背景下，催生的侨批与侨批业，具有海洋文
化的开放、发展、变化的特质。从这个角度看，侨批
又是近代中国对外交往与国际移民的历史证物。
2008年，我国政府档案部门启动“侨批档案”的
申遗工作。2010年2月，包括福建侨批与广东侨批在
内的“侨批档案”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
录》，2012年5月又进一步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
名录”，2013年6月18日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侨批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财富。它为研究人类学
、华侨史、国际移民史、经济史、金融汇兑史、国际
贸易史、海外交通史、邮政史等提供了鲜活的珍贵文
献，并将越来越显现出其多元化的价值。
厦门自明清以来就是中国对外交通和海上贸易的
重要口岸，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使其成为福建华侨
出入境的主要门户和侨汇集散中心。为华侨携带信件
钱物的“水客”从厦门出发或在厦门上岸，由“水客
”发展而成的侨批业，曾一度是厦门重要的金融服务
业，在厦门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相对于广东的潮汕地区、我省的漳泉两地
，相对于厦门口岸侨批在侨批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
对厦门侨批史的研究不尽如人意，存在侨批以及与侨
批有关的历史文献，由于流失、收藏分散，搜集、整
理、辑合难度加大；侨批史研究队伍力量不足；有分
量的侨批史研究专著阙如等问题。
受厦门市思明区侨联的委托，年届九旬的洪卜仁
先生聚拢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原行长陈石等一批侨批
史研究爱好者，对厦门侨批及侨批业展开初步的研究
，并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荟聚成书——《厦门侨批》
。
该书探寻了侨批及侨批业在厦门发轫的时空背景
、演变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作用，探讨了侨批
业社会管理的形态，与邮政、银行业的相互关系，记
录了侨批史上的逸闻轶事，整理出厦门有关扶持、管
理侨批业的政策法规，各时期侨批馆店铺名号以及原
始档案和旧报刊资料。
洪卜仁先生耄耋之年亲自主持编撰的这本《厦门
侨批》，将为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侨批档案保护的认
识，推动侨批档案文献的保护、研究、开发和利用，
助益华人华侨、闽南文化、海洋文化、海上丝绸之路
等领域的研究，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真可谓“善
莫大焉”。
为洪老先生老骥伏枥的精神点赞，并谨为序。
中共厦门市委统战部部长黄菱
2017年5月

洪卜仁主编的这本《厦门侨批》紧扣“华侨”和“侨批”两个元素，考证侨批的历史价值；探寻侨批及侨批业在厦门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历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作用；探讨了侨批业社会管理的形态，与政府、邮政、银行业的相互关系等。尤其对目前相关资料、研究成果较少的抗战期间和解放后侨批业的经营情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读，材料丰富，是当下侨批研究的有益补充。

2015年，在厦门市侨联支持下，受思明区侨联的
委托，我们组织编撰《厦门侨批》团队，历时三年，
终于赶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后脱稿。
我们的用意在于为“一带一路”中的“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进一步丰富历史背景，挖掘历史人文内涵，
贡献我们微薄的心力。
从厦门港出发的华侨，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
东南亚各国谋生发展，不仅为侨居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做出了重大贡献，也通过远隔重洋的侨批，为祖籍地
亲人的生活输入侨汇，从消费终端促进家乡经济的兴
盛。华侨借助侨批这一载体，将劳动收入以货币的形
态，于海上丝路进行跨国转移，并实现了情感、信息
的跨国交流与沟通。侨批，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
海丝侨批”。
研究“海丝侨批”，可以唤起中国与东南亚国家
人民的“海丝记忆”，增进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历
史累积。相信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进，
作为海丝文化品牌的侨批，将以丰富的历史内涵，从
人文的角度服务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产生出无穷的文化魅力。
因此，本书紧扣“华侨”和“侨批”两个元素，
考证侨批的历史价值；探寻侨批及侨批业在厦门各个
历史时期的演变历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作用；探讨了
侨批业社会管理的形态，与政府、邮政、银行业的相
互关系等。尤其对目前相关资料、研究成果较少的抗
战期间和解放后侨批业的经营情况，进行了较为详尽
的解读，材料丰富，是当下侨批研究的有益补充。
本书由侨批研究者依各自研究方向，各自撰文，
独立成篇。作者多为研究侨批的专家、学者，如长期
研究侨批业与金融关系的专家：中国银行福建分行原
行长陈石，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
员、《闽南侨批大全》主编黄清海，漳州市政协文史
员林南中，厦门市档案局编研处处长吴仰荣，厦门外
图集团总经理申显扬等。
在侨批材料的利用上，本书重在挖掘旧报刊的侨
批专题、日文侨批资料等，并跟踪侨批研究新动态，
吸纳了近年来厦门侨批研究的新材料，如厦门大学相
关的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民国厦门
文化名人苏警予的《二庵手札》，内有不少作者从菲
律宾寄往厦门的侨批，信中透露了抗战胜利后菲岛与
鹭岛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情况，是研究侨批的宝
贵材料。因此，我们摘录了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在本书付梓之前，厦门日报、海西晨报策划了侨
批的系列报道，为侨批的广泛搜集、深入研究起到了
促进作用。为此，我们也收录了新闻媒体助力厦门侨
批文化研究的部分报道。
感谢如下单位和个人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提供的帮
助：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建省档案局（馆）、中
国银行厦门分行、厦门市档案局（馆）、华侨博物院
、厦门市邮政局、厦门大学图书馆、厦门市图书馆、
厦门日报社、厦门晚报社、海西晨报社等。
感谢为本书提供侨批实物和图片的收藏家：叶建
伟、陈亚元、洪明章、白桦。
感谢厦门大学学报编审洪峻峰，泉州师范学院闽
台书法文化研究副所长、原台湾辅仁大学教授麦青龠
及其硕士研究生胡旭、连梦含，协助我们辨别不易识
别的侨批文字。
当然，在侨批研究方面，厦门相较于其他侨乡，
还有很大的精进空间。本书只是反映厦门侨批研究的
一部分成果，可能存在不足和谬误，希望本书发行之
后，能得到专家和读者的不吝指正。我们抛砖引玉，
期待能推动厦门侨批研究更上一层楼。
编者
2017年12月

1842年4月15日，英国在香港开办邮局，1844年起又先后在上海、福州、厦门、广州、汕头等处开办军事邮政代办所。1845年，新加坡已有固定每月一次的邮轮通香港，香港的批信局很快便成为南洋各国和国内批信来往的中转站，沟通了海外与国内的批款传递。1859年11月，法国也在上海开办“中国远征军中央邮局”下辖四个军邮分局，1862年改为上海公共邮局。1863年7月，英国在上海开办商埠邮政——上海工部局书信馆，并于当年扩展到汉口、福州、厦门等几个通商口岸，成立分支机构或邮政代办处。
1873年英国汇丰银行在厦门设立分行。1876年12月11日起，英国当局在新加坡正式开设一个小邮政局，专为民信局收寄银信。当时的华人小邮政局只收寄厦门和汕头两个地区（至1889年才增加收寄广州、诏安等地的银信）。据日本人福田省三的《华侨经济论》统计，1880年至1909年的三十年间，从厦门出境的侨民达200多万人。华人小邮政局的开设对民信局和华侨寄信起了一个促进作用。
近代邮政建立前，中国已存在相当完备的官方和民间并行的两套“邮驿”网络。即专营华侨侨批和侨眷回批（即回信）的批信局和政府官方的邮驿，它们并存并行，相安无事。
1892年（光绪十八年），大清海关邮政局厦门海关成立。1896年，大清邮政正式开办，信件寄递逐渐收归国营。政府对民信局的管理作了规定，即凡有邮局之处，各民信局应向“官局”挂号，作为官局的代理机构。1900年2月（光绪二十六年），厦门邮政局成立，并于当年7月20日在漳州石码设邮政代办所。由于厦门邮政局当时职员仅23人，并对每封信收费达20～30铜钱，乡下则高达200铜钱，且有些偏远乡下邮政也无法通达，华侨虽有一部分将批款通过大清邮政局邮寄，但大多数华侨仍然依赖于民间侨批局。
鉴于当时闽南侨汇量达年2000万元左右，1915年5月20日，中国银行福建分行厦门分号成立，厦门批馆开始兼营汇票生意，规模大的批局与厦门中国银行和香港汇丰银行斡旋，将海外银款尽快兑现并发至侨眷手中，同时利用市面上侨汇间汇水（即汇率）涨落行市，通过银行买卖汇单生意，而中国银行厦门分行也曾在银根紧张时从批局如天一批馆中调拨头寸。
20世纪30年代初，东南亚各埠和厦门等地相继成立华侨汇兑局同业公会或银信业同业公会，从而扩大了批信业的活动领域，并与英国的汇丰，荷兰的安达，法国的东方汇理，日本银行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福建省银行等银行建立通汇关系，促进批信业业务的发展。1931年，厦门的批信局一度从60多家猛增至196家。
大清邮政开办后，邮局既是经营邮政业务的盈利组织，又是负责管理的国家行政机构，从而开始对民信局的管控。1926年前，邮政总局宣布经营民信局必须向各所在地邮政局申请，经批准并领有许可经营牌照（即批牌），才能经营民信局。初期申请很方便，后来一年比一年困难。
1928年全国交通会议决定，国内所有民信局，“应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内一律取消。”
厦门及国内各地侨批局、南洋批局极力反对，分别联名上访，申述侨批网络形成已久，侨眷不论居住城镇或穷乡僻壤、荒村陋巷，不管收款人姓名是否写得明白清楚，批局都能把每一封批款送到侨属手里，而远非邮政、银行所能做到。而批款能否收到，关系到广大侨属的生活来源与生存。
经过据理力争，国民政府最后决定，准予经营国内信件业务的“民信局”延至1934年结束，而经营海外侨批的民信局改名为“批信局”，可以继续经营海外侨批业务，但必须向邮政局申请登记，领取执照，才能营业，并“不准收寄普通信件”。
1935年，邮政总局首先取缔了批信局之间的转托业务，批信局来往内地的批信及回批必须汇束成包交给邮局寄递，不得转托其他批信局代寄。在此以前，在没有设立分号的地方，批信局通常都是转托其他局代送信件，各局互相协调派送路线，以减少人力，降低成本。厦门华侨银信业同业公会先后与邮政总局、厦门侨务局和中央侨务委员会交涉，要求允许转托业务。此举势必严重影响国家邮资收入，国家邮政总局根本不会同意，批信局的交涉受挫。
邮政总局起初并没有系统管理和控制批信局的严密法规或制度。直到1935年12月，才制定颁布“批信事务处理办法”（计十四条，以下简称“办法”）。这是政府管理侨批市场的一个转折点，它将侨批市场纳入了国家管理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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