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外科医生，有着开胸换血、起死回生的神秘力量，但也是活生生的人，也经受着所有人都有的核心情绪——大部分时候。
一次诡异的运动事故，冥冥中将韦斯塔比塑造成了全球领军级的心外科医生之一。“我从打蔫的紫罗兰，变成了无拘无束、胆大自负的混蛋。我变得对压力免疫，成了习惯性的冒险者，始终渴求着刺激，像一块磁铁似的，把高风险病例吸到身边，并陶醉在和死神的竞赛之中。”
而又一个寒冷冬日，孩子的拯救和降生，“帮我改变了对生命的看法，也将我塑造成了一个更优秀的外科医生——我变成了比过去好得多的人，也重又明白了爱能带来欢腾、喜悦。”
透过韦斯塔比的心路剖白和自我反思，读者将看到一场场生命的冒险，一次次爱的悲欢，以及现代心外科那扣人心弦的全部故事——“它们正是在我这一生中渐渐铺陈开的，能够参与其中，我很自豪”。

高天羽，笔名“红猪”，长期任《环球科学》杂志与果壳网翻译，出版译作有《遥远地球之歌》《鱼为什么放屁》《世界为何存在》《恶的科学》《打开一颗心》等二十余本。

推荐序
前 言
序 章
第一章 家 庭
第二章 悲 伤
第三章 风 险
第四章 傲 慢
第五章 完 美
第六章 欢 腾
第七章 险 境
第八章 压 力
第九章 希 望
第十章 韧 性
第十一章 惨 痛
第十二章 恐 惧
致 谢
术语解释
译名对照表

推荐序一
游走在生死边缘
李清晨
小儿心胸外科医生、科
普作家
《刀锋人生》是英国心
外科医生韦斯塔比的又一本
非虚构作品。我曾为这位传
奇前辈的上一本书的中译本
《打开一颗心》写过这样一
则推荐语：“作者是一位厚
颜无耻、铁石心肠的执刀者
，也是一位悲天悯人、热血
澎湃的救赎者；本书则既是
一部催人泪下的系列人间悲
剧，也是一部让人忍俊不禁
的外科医生养成史。学院派
医学的严肃与典型的英氏幽
默交相辉映，总是让你猝不
及防间时而泪眼婆娑时而又
大笑不止。”
而在这本新书中，韦斯
塔比则更加像一位电影中具
有主角光环的超级英雄，在
经历过各种艰难险阻之后，
他总能扭转乾坤，挽狂澜于
既倒。内行读者自然能看出
更多门道，甚至有可能在享
受阅读快感的同时，还增长
了见识，积累了经验；而普
通读者也不必担心专业壁垒
会导致阅读障碍，因为作者
叙述非常有技巧，丝毫不逊
于一流小说家。韦斯塔比这
样顶尖的心脏外科医生，同
时也是一部行走的故事搜集
器，医院里的悲欢，手术室
里的成败，ICU里的生死，
透过他的讲述，读者很容易
就会被代入那个光怪陆离的
无影灯下的世界。
本书中有几个病例的救
治过程，其曲折惊险的程度
，让人即使只是阅读，都会
深感窒息。那就像一场漫长
得一眼看不到尽头的艰苦战
役，如果没有强大的必胜意
志，根本不可能坚持与狡诈
的死神几番硬碰硬，争夺病
人宝贵的生命。即使被救过
来的人在若干年的生活之后
仍将死去，可这一番直面死
神、挣扎求生的抗争，也绝
对算一段了不起的生命传奇
。
丘吉尔在二战期间的至
暗时刻里，曾向恐慌的国民
发出过“我们决不投降”的豪
言，作为丘吉尔的粉丝，韦
斯塔比也将“我们决不投降”
视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他也
是带着这样的信条一次又一
次让濒死的病人绝处逢生。
每一个人都有遭遇绝望
的时刻，也许《刀锋人生》
中的那些游走在冥府边缘尚
且不屈服的求生意志和决不
投降的勇气，能带给你重新
振作起来的力量。
我曾为(《打开一颗心》
撰写过专栏评论，其中也提
到，韦斯塔比在书中几乎没
有反思过自己的失误，凡是
失败的病例总是甩锅给别人
或英国的医疗体制。我猜测
英国国内可能也有类似的评
论，否则韦斯塔比大夫不会
在这本新书中专门对此进行
反击。
他写道：“有一份全国性
报纸刊登了一篇《打开一颗
心》的书评，对我表现出的
‘自我怀疑精神缺失’提出了
质疑。这位纤弱的作者显然
是看惯了那些把内省和脆弱
当成话题兜售的医学作家。
但请相信我，对于一个资深
的心外科医生来说，自我怀
疑这东西不是什么理想特质
……不过我也知道这套矫揉
造作的玩意儿是从哪里来的
。”
这番话真是让我有一种
膝盖中箭的感觉，因此，在
这本《刀锋人生》中，读者
们也就不必期待他会表现出
他所反感的那一套“矫揉造
作”了。
也许韦斯塔比是对的，
因为外科医生的自信、自大
乃至某种程度上的麻木，有
时候是职业素养的必然要求
，无情未必“不”豪杰，医生
对世人的大爱，有时是以别
样的方式来表现的，有些秘
密不足为外人道也。
心脏外科的风险实在太
高了，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
心理防御机制，很可能在一
次失败之后就一蹶不振，太
强烈的负疚感足以毁掉一个
医生的职业生涯。美国的数
据表明，医生的自杀率高于
普通民众，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医生经常会被强烈的负
疚感所折磨。
历史上有一位著名的产
科医生叫古斯塔夫．阿道夫
．米歇利斯(Gustav Adolf
Michaelis)，他因为意识到
自己侄女的死亡可能与自己
接产不当有关，于是深受职
业良心的谴责，不堪重负，
最后选择了卧轨自杀。
没有任何一位外科医生
能做到终其一生都不出任何
差错。对于公众来说，一旦
遭遇凶险复杂的疾病，一位
技术高超又敢于冒险的外科
医生，或许还能为病人带来
最后一线生机；但一位从不
出错、永远墨守常规的平庸
医生，可能直接就建议家属
准备后事了。
在心脏外科的世界里，
每一位医生都是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没有人能永远避
开深渊与冰窟。生活经常很
残忍，除了救治成功的喜悦
，死亡与失败也常常如影随
形，即使骄傲如韦斯塔比，
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偶尔会把
手术搞砸。
身为游走在生死边缘的
医生，在工作的情景下进行
必要的情感隔离，不过多地
与病人或家属共情，失败后
将内疚的情绪控制在可耐受
的范围内，也许是这一行业
从业者的本能选择。
韦斯塔比认为，大多数
成功的外科医生都有某些共
同的恶劣品质，即所谓的“
黑暗三元素”，分别是精神
病态、冷血和自恋。对于自
己激进自负性格的形成，作
者推测这可能跟自己年轻时
打橄榄球的过程中所受的一
次严重头部外伤有关；果真
如此，那还真是因祸得福呢
。在他去美国学习时，推荐
信上有这么一句评语：“是
技术出众的外科医生，也是
噩梦般的合作伙伴。”他居
然对这一评价满意得不能再
满意，可

自50年代心内直视手术出现以来，心外科经历了飞速发展：体外循环、人工辅助装置、各种高难度术式纷纷涌现，这背后则有众多医学天才群峰耸峙。作者于60年代进入医学院，在学习和执业的过程中，师从本托尔、罗斯等杰出前辈（皆有以自己命名的术式），更受教于成功应用体外循环第一人柯克林、人工心脏移植第yi人库利。作者自己亦推动改进体外循环抗感染技术，将罗斯的瓣膜术式首次用于婴儿，用成人心脏辅助装置帮助儿童恢复、研发硅橡胶气管等，为心胸外科做出开创性贡献。透过本书，读者能看到，在那个对丙肝、HIV都还束手无策的年代，医护怎样用自己的才智、勇气和高尚情操，治病救人、大胆钻研，为我们今天的福祉开创了大好的局面。

心脏外科圣手韦斯塔比
的故事依然惊心动魄。《刀
锋人生》通过12个主题词再
次展现了他的职业悲喜剧：
家庭、悲伤、风险、傲慢、
完美、欢腾、险境、压力、
希望、韧性、惨痛、恐惧。
每个片段都是一桩医疗探险
，都在他生命中刻下了难消
的印痕，也一定会给读者诸
君留下共感的涟漪。可以说
，这本直言不讳的传记，捧
出的是韦斯塔比那颗风光与
磨难同在的灵魂。
——王一方（北京大学医
学人文学院教授）
韦斯塔比这样立于鳌头
的心脏外科医生，同时也是
一部行走的故事搜集器。本
书中的病例救治过程，其曲
折惊险的程度，让人即使只
是阅读，都会深感窒息……
作为丘吉尔的粉丝，韦斯塔
比也将“我们决不投降”视为
自己的人生信条，他也是带
着这样的信条一次次让濒死
的病人绝处逢生。每个人都
有遭遇绝望的时刻，也许《
刀锋人生》中的那些游走在
冥府边缘尚且不屈服的求生
意志和决不投降的勇气，能
带给你重新振作起来的力量
。
——李清晨（小儿心胸外
科医生、科普作家、《手术
两百年》联合编剧）。
患者能够把生命放心地
托付给你，允许你切开他的
胸腔和心脏，其实是一种莫
大的信任。而心外科医生也
常会为了给患者实施救治和
手术，耽误甚至放弃自己个
人和家庭的正常生活，这也
是职业操守的体现——韦斯
塔比教授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心脏外科是医学领域一颗
光彩夺目的明珠，身处其中
的我们，一定会沿着本托尔
、柯克林、罗斯、韦斯塔比
等教授们开拓的道路，努力
探索，力争在技术创新和有
温度的治疗上不断进步，担
得起患者的性命之托。
——张海波（北京安贞医
院心外科主任医师）

序章
我的手术生涯结束才几个星期，附近一所中学就邀请我去给年度演讲日颁奖。那所中学的女校长要我一定把那些十几岁的孩子当成大人对待，还建议我跟他们说说，哪些个人特质使我成了一名心脏外科医生。这时的我，对此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的说辞。“要学习医学，”我对台下那群学生说道，“需要毫无保留的工作伦理和巨大的决心。你需要一双非同一般的巧手，还要有接受外科训练的强烈信心。再进一步，你就还要有着成为一名心外科医生、敢于拿患者生命去冒险的志气。要做到这些，你必须具备失败的勇气。”
但孩子们不知道，这最后一句并非我的原创——过去它常被用来描述那些心外科的先驱人物，在他们那个年代，死去的病人比活下来的更多。我决定略去性别、阶层、肤色和信仰等与成功无关这样的说法，因为我自己都不信。我也不觉得自己就具备我所谈论的每一项特质。比起那些，我更像个艺术家，我的指尖直连着大脑。
给优秀学生颁奖完毕，我开始无精打采地回答关于我在牛津取得的成就的提问。一位颇有见地的生物老师问我，在一个每分钟泵出5升血液的器官内部进行手术，这要怎么做到？心脏一旦停跳，大脑会不会也跟着死亡？另一位提问者想知道如何突破肋骨、胸骨和脊椎的包围进入心脏。接着艺术老师问我“蓝婴”的成因——他们蓝得像是给人涂成的一般。
提问环节快结束时，一个戴着眼镜、梳着两条小辫子的小姑娘举起了手。仿佛玉米地里冒出了一株罂粟似的，她站起来大声说道：“先生，你的病人里有多少死了？”
她提问恳切，声音嘹亮，我绝无可能假装没听到。我看到一对父母仿佛要找个地缝儿钻进去似的，女校长也慌乱地解释说时间到了，该让嘉宾离开了。但我不能无视这个好奇的孩子，让她在朋友面前下不来台。我思索了片刻，最后只好承认：“我真的不知道有多少。比大多数士兵手下死的人要多，但比一个轰炸机的飞行员要少吧，我猜。”至少比广岛上空那架“艾诺拉·盖伊号”(Enola Gay)炸死的要少吧，我心里暗暗偏袒着自己。
像一道闪电那样迅速，那位好奇小姐再次追问：“你记得他们每一个人吗？你为他们感到难过吗？”
我又思忖了片刻。我能在整整一礼堂的家长、教师和学生面前坦白吗？说我不知道自己到底送了多少病人上路，更别提记住他们的名字？最后我只憋出了这样一个回答：“是的，每一次有病人死亡我都会难过。”我等着再被一道犀利的霹雳击中，但谢天谢地，这段短暂的对话就这么结束了。
只有当我不再是个不经意的连环杀手后，我才会开始把患者当作一个一个人来回忆，而不再只是死亡人数统计和一次次前往尸检室或死因裁判法庭的经历。一些病人的死亡时常萦绕我的心头，特别是那些根本不必死于心力衰竭的年轻人。他们没能拿到心脏移植许可，但若依靠新型的循环支持设备，本可生存下来，而我们的NHS却不愿意为这些设备付钱。 在20世纪70年代的布朗普顿医院，我老板的病人每五个里就会有一个在术后死亡。当时我还是个神气的规培医生，负责接待每一位病人，记录他们的病史，然后倾听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手术的恐惧和期望。他们大多症状已经很重，苦等了几个月才来到伦敦这家著名医院就医。不用多久，我就能看出哪些人已经没有希望——这些病人通常患有风湿性心脏瓣膜病，来时坐着轮椅，因为气急，连话都说不出来。气急会带来一种独特的恐怖感，用病人的话说，就像溺水和窒息一样。他们的死不是因为缝合不到位，而只是因为他们挺不过连在心肺机上的那段时间，或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心肌在手术期间得不到妥善的保护。我们都知道主刀医生的动作越迟缓，病人就越容易死亡。我们还会为此打赌：“如果做瓣膜置换的是甲医生，他还有一线生机，如果落到乙医生手里，那他就完蛋了。”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