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1751—1784），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往返于北京与江南。满洲皇帝及扈从，深入帝国最富庶、最重要的地区，上演了一场场长达数月之久的政治剧。
本书主要阐释帝国核心与江南之间既充满张力又持续博弈的关系。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江南都是汉人无可争议的中心，它还是反清复明的大本营。清廷如何才能在这一地区建构权威，合法进行统治？盛清时期清廷统治内地的切实条件和历史机制又是什么？本书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还探讨了盛清统治得以建构以及各种人物竞争于其间的政治文化。作者认为，南巡在18世纪清朝统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核心地位。

董建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译著有《洋镜头里的老北京》、《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合译）、《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组织翻译《清史译丛》第十一辑。

致谢
绪论
家产—官僚制帝国：前近代国家形成的一种模式
嵌入了民族意义(意识形态)的家产制
清民族—王朝国家的系谱
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形成
第一章 巡幸的历史与多重意义
上古的出巡、狩猎与战争
战国时期巡狩的“开化”
作为君主—官僚间紧张关系突出表现的巡狩
帝制官僚与对巡幸的贬斥
帝制联盟与执着于季节性迁移
明朝的巡幸
结论
第二章 “法祖”：巡幸乃民族—王朝原则（1680年代和1740年代）
进谏与因应之一：康熙皇帝最初的南巡（1668—1671）
康熙皇帝恢复巡幸（1680年代）：经典模式？
乾隆皇帝恢复巡幸（1740年代）：家族的传奇故事
进谏与因应之二：汉御史的抗议（1758年12月）
乾隆皇帝评论妥帖睦尔（1767年）：历史的回响
结论
第三章 将朝廷置于马上：移动朝廷的后勤与政治
皇帝的扈从与巡幸路线
安排驻跸事宜：一种旗务
作为武力象征的营帐
以战争规模动员各省
应对大众的南巡认识
结论
第四章 安不忘危与帝国政治：战争、巡幸、武备
乾隆皇帝推崇军事价值（1785年）
忧惧八旗衰落（1670年代—1730年代）
乾隆初年的军事危机（1730年代—1740年代）
作为满洲人尚武习惯的巡幸
领导层危机与八旗持续衰败（1750年代）
南巡与准噶尔问题（1750年代）
帝国与南巡中的耀武扬威（1762年）
结论
第五章 “还淳返朴”：南巡与商业化时代精英内部竞争
培植商业财富
乾隆皇帝抑制奢靡的话语
士人的焦虑与皇帝话语的“为我所用”
结论
第六章 南巡的文化包容：推崇诗歌与迎合汉学
召试
推崇诗画以笼络精英
苏州的文化经纪人沈德潜
苏州紫阳书院与迎合汉学
模棱两可的迎合
结论
第七章 乾隆皇帝巡幸江南的诗歌写作与政治
愉悦在前：皇帝的矛盾态度
精英文化内部的紧张：18世纪对“抒情论”的贬斥
解读乾隆皇帝南巡诗作
初相遇：在江北厘定“江南意”
与金山相遇（一）：引出景致与否认欲望
与金山相遇（二）：调和并抒怀月下长江
日益深入：宣称勤政，拒斥愉悦
正统话语：马上“观民”
结论
第八章 大众认识与民族—王朝政治至上（1765—1785）
乾隆皇帝水利认识的再考察
政治至上（1770年代）
对民族—王朝合法性的侵蚀（1765—1778）
民族—王朝回应之举：恢复巡幸（1780—1785）
结论
尾声 最后的巡幸（1800—1820）
民族与清统治的历史机制
附录A 乾隆南巡的地方备办情况
附录B 乾隆南巡全部支出的估算
附录C 南巡召试的量化分析
征引文献
索引
附 洞察乾隆：帝王的实践精神、南巡和治水政治（1736—1765）
译后记

乾隆皇帝（弘历，
1711—1799；1736—
1795年在位）是统治中
国内地的第四位满洲皇帝
，他的祖父是康熙皇帝（
玄烨，1654—1722；
1661—1722年在位）。
乾隆皇帝既沐浴在乃祖的
光环之中，又为乃祖的盛
名所遮掩。1751年首次
南巡时，乾隆皇帝欣然承
认先辈的遗产：“粤自我
皇祖圣祖仁皇帝巡幸东南
……历今四十余年，盛典
昭垂，衢谣在耳。”康熙
南巡不仅是歌颂和传说的
素材，而且也是一种政治
表演——众人被吸引并表
现得井然有序：
（康熙三十八年）三
月十四日癸未（1699年4
月13日），御舟入境，沿
途迎谒者数百里不绝，而
苏州为尤盛。凡在籍诸臣
为前一行，监生、生员次
之，耆老又次之，编户之
民又次之。水路并进，每
舟列黄旛，标都贯姓名迎
驾等字于其上。路亦如之
。凡献康衢送若干帙，装
以黄绫。姑苏驿前、虎丘
山麓各建綵亭，纵广百步
。榱桷栏楯极壮丽，桥巷
树綵坊，锦棚高出檐表，
遍列花灯。
这样的节庆场面被认
为是“体皇上合天下之欢”
。此种编排自然是有益于
朝廷，也对苏州当地官员
和名流有好处，这些人都
在皇帝面前“竞献其力”。
约五十年后，乾隆皇帝通
过编排具有同样寓意的万
众欢庆的生动场面，以仿
效“皇祖”。
1750年初，也就是在
首次南巡前整整一年，乾
隆皇帝发布一道关于预备
“辇路”的上谕，其中坚持
要能被民众很清楚地看到
：“道路虽观瞻所及，间
或蔽以布帷菅蒯之属，旷
野中竟不为障蔽。”在离
开北京的这一天，乾隆皇
帝急切地想见瞻仰圣驾的
人们“阛阓通衢”，他听说
“士民父老念切近光”，尤
为高兴。然而，存在着一
个问题，乾隆皇帝“诚恐
地方有司因虑道路拥挤，
或致先期阻拦”，决意不
要那些操心琐碎之事的小
官僚们扫此事之兴，“若
道路宽广，清跸所经，毋
虞拥塞”，他在一道专门
下发的上谕中，说得明白
：“不得概行禁止，以阻
黎庶瞻就之诚。”六个星
期后，圣驾抵达苏州，他
骄傲地宣称：“入境以来
，白叟黄童扶携恐后，就
瞻爱戴，诚意可嘉。”李
斗是18世纪末的扬州人，
他证实了乾隆皇帝的叙述
：“道旁或搭彩棚，或陈
水嬉。共达呼嵩诚悃，所
过皆然。”正如乾隆皇帝
所说，“就瞻”的举动是相
互的，充满着特殊意义。
看与被看，两者“既足慰
望幸之忱，而朕亦得因以
见闾阎风俗之盛”。
乾隆皇帝的南巡，在
当时，首先乃政治上非同
寻常之事。南巡的消息在
整个清帝国以及亚洲沿海
和大陆都有反响。日本的
德川幕府（1600—1868
），从停靠长崎的中国商
船上的水手那里得到情报
，了解到了经由江南的乾
隆皇帝的长期行程。 朝
鲜使臣在他们的日记和官
方报告中对南巡有记载。
内亚的首领和高僧——包
括六世班禅罗桑巴丹益西
（1737—1780）——自然
会了解南巡的情况，因为
有时候他们是乾隆南巡时
的扈从。时至今日，南巡
的景象依然能牵动大众和
历史的想象。的确，每一
位清史（1644—1911）
乃至中国史的研究学者，
多少都知道一点1751—
1784年间的乾隆六次南
巡。 同样广为人知的是
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
然而，正如著名清史专家
郭成康所说：“对南巡，
人人都可以说两句，但是
还没有人做过深入的研究
。”我的研究，旨在从一
个最基本的层面上，填补
这一空白。
让我们先对乾隆南巡“
说两句”。南巡旷日持久
，乾隆皇帝及相当大规模
的扈从花上三五个月的时
间，巡历帝国最繁荣和最
重要的地区之一——长江
下游的江南地区（见图1
和表3.1）。从出巡路线
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及扈
从走陆路，经直隶、山东
、江苏北部，到达清河县
（今属淮安）的黄河和大
运河交汇处。乾隆皇帝视
察那里的堤坝塘堰等综合
水利设施。渡黄河后，这
一移动的朝廷向南，乘船
沿大运河，前往主要的县
、府等治所，如宝应、高
邮和扬州。就在扬州以南
的地方，御舟过长江并在
常州、无锡、苏州等沿线
重要城市停留，之后到达
浙江。在浙江，皇帝一行
继续向南，过嘉兴府，接
着向省城杭州进发，在那
里乾隆皇帝举行召试，检
阅地方军队并游览城市景
点，包括著名的西湖。在
后四次南巡期间（1762
、1765、1780和1784）
，乾隆皇帝前往海宁县视
察沿杭州湾的海塘，然后
去杭州。1751年，圣驾
从杭州出发，渡过钱塘江
，这样乾隆皇帝可以亲祭
位于绍兴府、传说中的圣
君大禹的陵墓，这是皇帝
行程的最南端。（1751
年后，乾隆皇帝再未前往
绍兴。）
返程时，皇帝一行北
上，沿大运河到长江南岸
的镇江府，然后向西，走
陆路至前明的都城江宁（
今天的南京）。这里乾隆
皇帝又一次举行召试，检
阅军队，参观该城的历史
古迹。接下来这一移动的
朝廷折回镇江，过长江，
继续沿大运河北上，到达
与黄河的交汇处。从
1757年第二次南巡开始
，乾隆皇帝及贴身扈从在
山东—江苏交界处与皇太
后一行分开，走陆路到徐
州，视察该地区的重要水
利设施。在返回大运河后
，皇帝一行乘船继续北上
至德州，最后回到北京。
皇太后的船队返京时常常
更为从容，通常比皇

海外清史研究代表作，读懂清代历史必备。
理解清代历史的一大关键问题是：崛起于东北一隅、人口只有20多万的满族，如何能够问鼎中原，并统治中国近300年之久，特别是构建18世纪的盛世辉煌？张勉治师从周锡瑞、高彦颐等名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此问题作出了独辟蹊径的解释。
从南巡的小切口透视清朝统治的大历史。后世的戏说常认为乾隆帝六下江南是因为艳羡江南美景，但张勉治认为，南巡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活动”，关系到清帝国统治的凝聚力。乾隆帝下江南的真正目的是通过这样的权力展示，主动应对危机，更好地维护王朝统治。

与张勉治结识，是
1998年他来中国人民大
学清史研究所做高级进修
生的时候。那时他主要是
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
档案，我偶尔也去，能看
到他正翻看一包包内务府
有关南巡的档案，这就是
他在本书“致谢”中所说的
“数羊”，真是“数”得不亦
乐乎。
我清楚地记得，曾问
过他，你准备怎么写你的
论文？他的回答是：还不
知道呢，先收集材料再说
。我还记得他说，希望能
写本像孔飞力《叫魂》那
样的书。
2015年，有次见到张
勉治，我请教他，《马背
上的朝廷》这本书的创新
之处你自己认为在什么地
方。他说有两点：一，这
可以说是学界第一本关于
乾隆南巡的专著；二，以
往“新清史”的研究，都是
关注清入关前后，我这本
书是关注清中期的历史。
当年张勉治在清史所
时，有次所里举办学生的
学术交流活动，他也参加
了，讲的是美国清史研究
现状。现在想起来，那时
“新清史”才刚刚兴起呢。
有必要附带说一句，张勉
治为1999年、2000年《
清史研究》刊发罗友枝《
再观清代》及何炳棣《捍
卫汉化》的译文，提供了
很多的帮助。
张勉治的南巡选题实
在是好，清史这么重要的
研究，让他拔得了头筹。
他的这本南巡研究，是否
如其所愿写成了《叫魂》
那样的书不好说，但它确
实是美国“新清史”潮流影
响下的“预流”之作。正因
如此，张勉治曾对我说，
他在档案馆里花了大量精
力收集的材料，最后只是
选择性地用在了书中的第
三章及附录；也正因如此
，连乾隆皇帝自己都说“
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
，可本书并没有一章专写
“河工”，这当然不是作者
的疏漏，这从书中再三引
用他自己论述乾隆皇帝治
理河工的论文就可以看出
[参见唐博译、董建中校
《洞察乾隆：帝王的实践
精神、南巡和治水政治（
1736-1765）》，载《清
史译丛》第五辑，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更因为如此，作者从
2001年完成博士论文到
最后2007年出书，中间
做了很多调整，博士论文
也成了这本书的征引文献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
本书的论述更加集中，正
如书名所示，都要服务于
探讨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
构。
对于“新清史”，我们
不必奉为神明，当然也不
能无视它的存在。学术对
话、批评的前提是了解，
要了解对方的学术水平究
竟如何，在这个意义上，
翻译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因为我们的学者，能全面
、直接看明白英文原文的
真的不多。我有些不大理
解的是，这些年我们大谈
特谈“新清史”，而“新清
史”所谓最具代表性的某
些著作还没有翻译成中文
呢。
关于本书的翻译，有
几点想交代。第一，书名
译作“马上朝廷”无疑是准
确的，但考虑到《马背上
的朝廷》的译名早已经叫
开了，且名为《马上朝廷
》的乾隆南巡的著作已有
出版，为示区别，也就不
作变动了。
第二，书中出现的
ethnic及ethnicity，译为了
“民族”，而没有译作“族
群”与“族裔”等，这没有
什么特别的意思在。译作
代替不了原著，本来就是
供参考的，如果学者愿意
引用我的这本译作，将相
关的“民族”改为“族群”，
完全可以。
第三，书中的中文引
文，译作都尽量做了还原
。在过去，还原引文常被
说成是难事，现在有了网
络、数据库、电子书，并
不那么困难了。可这么做
，实际上是遮蔽了作者的
许多工作，比如本书引用
了不少乾隆皇帝的诗，作
者是将这些诗译成英文给
读者看的，而正是这种翻
译，也促使作者深入思考
这些诗的可能意义。在这
一点上，我很佩服张勉治
在翻译上所下的功夫。我
在“再翻译”时，都是照搬
原诗，倒真简单省事。至
于他的英译是不是都准确
，那就顾不上了；至于读
者明不明白这些中文诗，
那就更对不住了。
2007年7月底，我在张
勉治美国的家里住了几天
，他和妻子冯素珊
（Susan Fernsebner)热
情款待。张勉治拿出刚出
版的《马背上的朝廷》赠
我。后来，有朋友推荐我
翻译这本书。只怨自己太
拖沓了，在这里真诚地向
朋友们说声抱歉。杨多译
过本书的部分内容，由于
一些原因——不是质量问
题，后来没有参考与采用
，我也向她表达由衷的歉
意。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张
勉治的帮助，编校过程中
江苏人民出版社康海源编
辑付出了很多辛劳，在此
一并致谢。
张勉治在赠我的书上
，用中文写着：“不足之
处不少，敬请指正。”这
本书现在有了中译本，我
想他肯定是极愿意听到中
国学者的意见的。身为译
者，我也是极愿意得到读
者的教正的。

本书探讨的是清朝统
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敏锐
地抓住了其最重要的特征
。本书可以从不同层面去
阅读。首先，本书思考了
清朝统治的具体特征，特
别是民族意识在清帝国意
识形态中的位置，做出了
新颖而富有价值的理论贡
献。其次，它细致再现了
巡幸这一历史上的重要活
动，及其作为展示、仪礼
、思想、身体等活动的重
要意义。第三，它揭示了
乾隆皇帝的独特个性。总
之，本书是清史研究领域
的一部力作。
——美国普林斯顿高
等研究院教授 狄宇宙
（Nicola Di Cosmo）
历史细节的呈现以及
分析视野的广阔，使得本
书成为清史研究者以及帝
国史研究者的必读书。那
些在西方传统之外寻求理
解帝国形成的可信范式的
研究者，尤其应该参考这
本书。
——美国纽约大学历
史系教授 卫周安
（Joanna Waley-Cohen
）
张勉治对巡幸的描述
很具体，这值得称道。他
不是简单地概括清帝的巡
幸，而是告诉我们，巡幸
何以会在不同时期一再举
行。本书并非一项狭隘的
巡幸研究，在作者笔下，
巡幸是透视清朝统治的棱
镜，巡幸绝不是远离宫廷
生活和国家治理，而是乾
隆皇帝统治国家的有力且
不可或缺的工具。
——美国雪城大学历
史系教授 柯启玄
（Norman Kutcher）
作者对巡幸的历史渊
源与内涵，清朝皇帝巡幸
的行为本身，乾隆帝南巡
期间与扬州盐商、江南文
人的交往，以及御制诗写
作、南巡的社会反响方方
面面进行分析，治河、武
备、西师、江南士商的活
动、文字狱等诸多影响帝
国发展的重大事件和各种
矛盾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谓虽述南巡，却及其
余，一个对帝国发展的全
景式的描述跃然纸上。
——中国人民大学清
史研究所教授 刘文鹏

1749年秋，这一年是乾隆十四年，38岁的乾隆皇帝收到由七位江南地方大员会衔的奏折。这些官员依惯例在奏折中首陈大意：“舆情之望幸已殷，时巡之典礼宜举。恭恳圣恩俯赐俞允，以慰臣民仰望”，接下来胪列了乾隆皇帝1751年春进行南巡的理由。援引先例，肯定是官僚用语策略中最为重要的，先例的历史越久远越好。因此毫不为怪，这些地方官员，以征引《尚书》（约公元前300年）为始，“省方肆觐，聿昭盛世之宏规”。①乾隆皇帝的回答多少有些敷衍：“大学士九卿议奏。”②大学士、公傅恒（卒于1770年）及在京的高级同僚遵旨行事。约三周后，他们再次从经典中找出了更多的先例：
臣等会议，得《易》载：省方诗歌时迈；《书》称：五载一巡狩；《礼记》：天子巡狩，望祀山水，陈诗纳贾；《周礼》：王巡狩职方氏，戒于四方，考职事无不敬戒；《风俗通》曰：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有不得所者，故自躬亲行之。此典籍所纪，皆以巡方为大典也。③
借助18世纪上半叶编纂的一部大型礼仪资料汇编，官员找到了典籍上记载的巡幸先例。《古今图书集成》（约1。725年），包括了六卷“巡狩”内容，将此礼仪制度的起源上溯至传说中的神农时代，他“始省方，观民设教”。①同样重要的是由秦蕙田（1702—1764）②编纂的《五礼通考》（约1761年）。在关于巡幸的卷次（卷178—180）的序言中，秦蕙田超越了普遍所认识的即“巡狩之制见之于经者多矣”，认为“自黄帝、颛顼已有巡方之典，不始于唐虞也（也就是尧、舜）”。
通过查找古时的巡幸史料，清朝官员们支持它作为一种为政之道的合法性。秦蕙田认为“其意深远”，写道：“先王以此察诸侯之政治，联远方之声教，咨兆民之疾苦，乃维持天下之大权。”尽管在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7）、汉（公元前206一公元220）时期，存在着由封建向郡县的重大转变，而秦蕙田指出，“时迈所及察吏治、观民风”，对于这些巡幸及其目标，他继续说道：“与唐虞三代若合符节焉。”③
巡幸是经典所认可的一种礼治和宽仁文治形式，在当时，人们是这样认为的，尤其是各省低层官僚和地方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汉族士人是如此想法。毕竟，汉族精英可以从中受益——将他们的满洲君主理解并公开描述为严格恪守亘古永存的为政原则的“开明”（可以理解为“汉化”）的天子或是转世的圣君，这是如同他们一样的礼仪专家所定义的为政原则。然而，这样的记述，至多信其一半，因为它们对于传统的高度选择性以及“对于传统的霸权意识”。④
“国家仪式的文本赓续不辍”，经书中视此为典范，其实到处充斥着矛盾，含糊不清，本来就会被人解释或重新解释。⑤这种“文本混乱”，尤其是与巡幸等礼仪实践相关的文本，恰恰是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①例如《尚书》第二篇《舜典》，记录了传说中的圣君舜的早期成就，其中详细描述了舜的出巡。舜受人爱戴，因为他被圣君尧选中继承王位，这基于他的德行和聪明才智（美德）而不是他的高贵血统（遗传）。②传说中舜最早的成就是盛大的巡狩，实际上是为期一年沿四个基本方向对于诸岳的系列巡游。③
然而，另一巡幸的经典出处是《诗经》（约公元前1000—公元前600年）的《周颂》。其中的《时迈》，描述的是周武王（公元前1073—公元前1068年在位）的一次巡游。④武王的父亲文王，是原西伯昌、周朝名义上的缔造者（卒后追封），他拒绝反叛商朝最后一位残暴统治的王（纣辛）。是文王最早发现并提拔了周朝的开国大臣太公望，而武王在太公望的帮助下，最终推翻了纣辛，成了周朝真正（不是名义上）的缔造者。⑤武王的季节性迁移，是以《尚书》所记载的圣君舜的巡狩为原型，声称武王是作为承应天命之人（也就是天子）进行统治（应有德性的奠定基业的大臣太公望的要求）。在这一寓意式的记述中，作为礼仪的巡幸活动直接触及中国经济文化最基本和最有争论性的问题之一：政治权威得体的过渡。武王巡幸减轻了他弑君等污名，树立了自己的圣德，如此就解决了“权力应传给诸子还是有德官员，是储君还是圣君”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表述的“在国和家之间……制度上的矛盾”。⑥因此，巡幸的经典话语，具有延展性，可以用于将因美德而治抑或因遗传而治予以合法化，而这两种统治原则是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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