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山（1911—1996），陕西神木人。本书是他的个人回忆录。作者追述85个春秋，67年革命生涯。
从神木到陕甘边，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军，与刘志丹等经历了1935年陕北“左”倾肃反的迫害。
从延安到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开展剿匪斗争和土改运动，组织数百万军民支援辽沈战役；参与领导东北解放战争和经济建设，抗美援朝三赴朝，解决后勤保障。
从坦途到困境，1954年，东北高干会议，因在全国组工会上的发言，被定为“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五虎上将”之首，从东北局副书记骤然跌入低谷，下放基层24年。
屡遇坎坷，但不屈不挠，对革命忠心耿耿。一个人的经历折射出中国革命崎岖沧桑的历程。

序
第一章 青少年学生时代（1911.7—1930.2）
一、神木家事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二、求学革命
高家堡小学
檎椿卑学
加入共产党
遭反动当局通缉
第二章 军阀部队中的兵运工作（1930.3—1932.10）
一、打入军阀部队
二、组织学兵队
三、利用矛盾保存自己
四、初识刘志丹
五、早胜镇事变
六、谢子长到平凉
七、斗争策略
八、平凉受挫
九、靖远兵变
十、教训与启示
十一、上海中央局受训
第三章 陕甘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1932.11—1935.11）
一、陕甘红军游击队
陕甘游击队成立
寻找游击队
二、红26军红2团
红2团成立
攻打庙湾镇
在山里养伤
兽医为我治伤
渭北游击队
二台子会议
红2团南下失败
三、陈家坡会议
红4团成立
陈家坡会议
四、薛家寨失守
五、包家寨会议
六、鏖战南梁
王泰吉牺牲
连续巧歼敌
西华池战斗
七、陕甘边特委
八、阎家洼子会议
九、在庆北苏区
十、成立西北工委和军委
十一、陕北“左”倾教条主义
十二、陕北“左”倾肃反
永坪联席会议
“左”倾肃反
十三、党中央挽救陕北
第四章 建立神府抗日赧据地（1935.12—1939.3）
一、恢复神府苏区
神府苏区
周恩来同志与我谈话
贯彻党中央指示
刘志丹到神府
政权建设
发展武装
二、神府红军独立师
组建独立师
反对抓“AB团”
第四次反“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
三、抗日统一战线
四、再回神府
第五章 绶德警备区（1939.4—1942.9）
一、反摩擦斗争
新的形势
毛主席召集会议
来到绥德
与何绍南斗争
二、统战工作
团结民主人士
改造旧的教育
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建立民众组织
组织绥德警备区临时参议会
四、建立家庭
第六章 延安整风（1942.3—1945.8）
一、西北局高干会议
会议发言
毛主席讲话
党中央的决定
二、在延安中央党校
在中央党校工作
党校的整风学习
和毛主席的接触
参加中共七大
三、西北党史座谈会
第七章 建立巩固的东北赧据地（1945.9—1949.3）
一、奔赴东北
抗战胜利
中央干部团
二、初到松江
哈尔滨落脚
北满分局在宾县
三、剿匪斗争
四、反奸清算
五、“七七决议”
解放哈尔滨
东北局迁到哈尔滨
“七七决议”
六、土地改革
煮“夹生饭”
“砍挖”运动
平分土地
七、建设党的组织
建立党的核心
发展党员
公开建党
提高党的素质
建设干部队伍
八、难忘的松江人民
发展生产
补充兵源
支援前线
九、辽沈决战
进入长春的准备
赴辽宁工作
干群关系
辽沈战役
全民参战
东北局扩大会议
冬季工作任务
第八章 解放后的东北局工作（1949.4—1954.11）
一、干部工作
抽调干部入关
为工业部门配备领导干部
培养和提拔工人干部
招聘和培养知识分子干部
团结、改造旧技术人员和旧职员
干部的培养与教育
壮大干部队伍
二、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争论
三、赴苏联考察
四、成立党的工业部
五、抗美援朝中的后勤保障
战前准备
三次赴朝
后勤保障
六、党的建设
党的发展与问题
党员标准
整党试点
整党全面展开
到基层讲党课
七、“三反”“五反”运动
运动初期
问题的严重性
运动不平衡
“五反”运动
组织建设
八、到外地休假
九、经济建设
第九章 七届四中全会前后
一、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
发言背景
发言内容
发言后的反应
二、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三、高级干部座谈会
四、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
第十章 基层二十四年（1954.12—1978.1）
一、在盘锦农场
到农场去
讲党课
修路
王震到盘锦
建设盘锦
二、在沈阳农学院
第十一章 调北京工作（1978.2—1996.8）
一、国家农业委员会
三北防护林工程
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
成立农村工作团的建议
对发展林业的建议
二、整党工作
党风问题
农村整党调查
三、中央第四次解决西北历史问题问题由来
对西北历史问题的一致认识
四、编辑《辽沈决战》
陈云同志的委托
确定编辑规划
讨论“综述”
陈云与肖华的谈话
送审一稿
送审二稿
《辽沈决战》出版
五、尾声
附录一 新华社电文
张秀山同志逝世
附录二 讲话
反对民运工作中的形式主义（1940年6月14日）
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发言（摘要）（1942年11月5日）
松江省半年来群众工作总

我和张秀山同志是老战
友。
我们一起参加了陕甘边
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我
是在两当革命兵变后，
1932年7月到耀县杨柳坪刘
志丹同志领导的陕甘游击队
。秀山同志此前在宁夏、甘
肃军阀部队做兵运Z－作两
年多时间。1932年5月，在
甘肃领导靖远兵变后，中共
陕西省委派他到上海党中央
受训，学习毛泽东同志游击
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以及
北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问题
。秀山是1932年11月间来
到陕甘游击队。我们在工作
中有过多次交接，1933年6
月，我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
挥部政委，在陈家坡战斗中
负伤后，秀山接替我任政委
。1941年秀山任绥德地委
书记，他因肺病回延安休养
，我接替他的职务。革命生
涯将我们紧紧地连系到了一
起。
在长期的革命岁月中，
秀山同志无论在西北，还是
以后在东北，都担负过重要
的负责工作，为党为人民忠
心耿耿，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他去世一周年时，我与伍
修权、马文瑞、张策、张邦
英、马洪同志在《人民曰报
》写了《浴血奋战陕甘呕心
沥血松辽》纪念文章，对秀
山同志的一生作了回顾。在
此，我想说以下几个问题：
一、西北革命根据地（
即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
地）为什么能成为中央红军
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
出发点，党的正确领导是关
键。党中央1945年4月在关
于若干历吏问题的决议中指
出：土地革命战争的这十年
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
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
过一些错误。从六届四中全
会到1935年1月这个时期内
所j巳的政治路线、军事路
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
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破
坏最为严重，使苏区损失百
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
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同样
也遭受到了王明“左”倾教条
主义的严重破坏。1933年6
月，“左”倾分子杜衡（后叛
变）来到陕甘边，强令刚组
建不久的红26军红2团（仅
有一个团），撤出陕甘边根
据地，南下渭华。我和秀山
以及其他留下来的同志，还
有率西北军骑兵团起义的王
泰吉同志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不但保住了陕甘边根据地
，而且还发展和扩大了革命
武装力量。红2团南下失败
后，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
突破重围，回到了陕甘边根
据地。我们又重新组建了红
26军，将各路游击队编为红
26军42师。经过红军和游
击队的努力作战，不到一年
时间，武装力量发展到
2000多人，解放了陕甘边
地区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
拔掉了上百个敌人据点，摧
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
1934年初，在荔园堡成立
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建立
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
恢复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刘
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张秀
山同志任特委书记，我任苏
维埃政府主席。为什么这个
时期陕甘边根据地能够快速
壮大发展呢？一是这个时期
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陕西
省委遭到破坏，在客观上使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不能对
陕甘边根据地继续发生影响
；二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党组
织经过革命斗争的锤炼，在
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
了很大提高，在与上级党组
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能够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斗
争方向，按照毛泽东同志游
击战争的军事思想，进行顽
强卓绝的斗争。
但是，就在陕甘边革命
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王明
“左”倾教条主义终于还是进
入了陕甘边，1934年7月，
中共北方代表派人在阎家洼
子会议上，对红26军坚持游
击战争、开辟根据地的斗争
，进行了无端污蔑，挑起矛
盾。1935年秋，“左”倾分子
在西北根据地制造了骇人听
闻的肃反，把我们这些根据
地的领导同志诬陷为“右派”
、“反革命”，抓了起来，并
欲杀害。此时西北根据地处
于严重的危机中。遵义会议
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
的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
。在关键时刻，党中央、中
央红军来到了陕北，并及时
制止了“左”倾分子制造的肃
反，因此，才保住了西北根
据地和西北红军。
二、在土地革命极为艰
苦的年月，陕甘边根据地和
红26军之所以能够在险峻的
环境下发展和壮大，与陕甘
边党政军有一个坚强的领导
集体是分不开的。这个领导
集体的核心是刘志丹同志。
他具有高超的政治组织和军
事指挥才能，因此我们都很
信任他。我们这个领导集体
是为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这一共同目标，紧密地团结
在一起，共同战斗。
三、陕甘边根据地所以
能迅速发展，与陕甘边的党
组织和红军紧紧扎根于人民
群众之中是分不开的。在建
立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中，
我和秀山同志在战场上都负
过重伤，是老百姓冒着生命
危险保护我们、抢救我们。
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共产党革
命所以胜利，人民的拥护与
支持最重要，这也是我们这
些人在以后的工作中，不能
忘记人民疾苦的根本原因。
四、我要说，秀山同志
是一位正直的人。战争时期
的情况书中已经讲述，我仅
说解放后的两件事：1959
年庐山会议发生了众所周知
的“彭、黄反党集团”问题，
秀山同志被接到北京参加揭
发彭德怀同志的会议，在会
上，他没有发言；“文革”期
间，造反派要他参加造反，
他俨然拒绝，他说：“要说
造

本书叙述了作者张秀山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早年参加革命从事兵运工作、创建陕甘边根据地、抗战时期的工作和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后在东北局的工作、下放基层的经历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北京的工作。作者亲历了党内的一些重大事件，使得该书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为了纪念父亲，在他去
世10周年之际，我们出版了
他的回忆。
这本书的序还是2002年
，习仲勋叔叔患病期间写的
。远平说：我父亲在有生之
年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为
你父亲的书写序。我们被深
深地感动了。
这部穿越了大半个世纪
的史实性回忆，沿着父亲的
足迹，记录了他革命战斗的
生涯。父亲把他的经历留给
了历史，把他的精神留给了
我们。这是一份宝贵的无价
的精神遗产，我们会继承下
去，我们的后代们也会继承
下去。
父亲的亲情
父亲是一个爱学习的人
。他常说：“陕北穷，老百
姓念不起书，文化水平低。
”他虽然只念了两年中学，
在陕北干部中算是文化高的
人了。他一生都在努力学习
，50年代，他听苏联尤金博
士讲课，记了几大本笔记；
在农学院他研究农业知识，
“文革”后在中央党校学习，
用信纸和学生的作业本记满
了学习心得，在外出工作的
暇余时间，他从大山名川、
名人古迹中汲取祖国的渊源
文化。
父亲是一个喜欢孩子，
热爱生活的人。我们是一个
大家庭，工作再繁忙，他也
会抽出时间带我们到山里打
猎，到海里游泳，到农村瓜
地摘瓜；虽遇逆境，他也会
乐观地带上我们去推碾子碾
黄米，做出老家最好的年夜
饭——油糕和粉汤，享受生
活的乐趣。
父亲对我们的最大要求
就是好好学习。当他看到我
们当中谁的学习成绩不好时
，会瞪起眼睛，这时，我们
就会感受到父亲的威严。他
说：“你爷爷小时候，家里
穷，念不起书，念了六个月
冬学，就去给富人家揽工放
羊。我小时候到离家30多里
的小学念书，带上干粮、咸
菜，自己做着吃。你们有这
么好的条件，有甚不好好学
习，没有本事，将来能做什
么？”
父亲一心希望家乡人都
能念书。从1940年父亲和
母亲结婚起，就把老家亲属
的子女陆续接出来，供他们
上学。父母对在这个大家庭
生活的人一视同仁，充满了
关爱。
父亲是一个不忘旧情的
人。他对烈士的亲属和子女
，比我们还要亲，给了他们
更多地关心和照顾。
父亲非常怀念他最亲密
的战友刘志丹，一说到“志
丹”，在他的脸上就有一种
肃穆的表情。解放后，他把
刘志丹的夫人（我们叫她刘
妈妈）接到沈阳，安排到东
北局幼儿园工作，使她的生
活有了保障。爸爸想得很周
到，只要有时间，就一定要
把刘妈妈接到家里住上几天
，和她拉家常，使她感受到
亲情。我们和刘妈妈相处得
就像一家人。刘妈妈常常说
：志丹不在了，秀山待我和
力贞像自家人一样亲。东北
一解放，父亲就让刘志丹的
女儿刘力贞大姐到东北上学
。1954年春，父亲因高岗
问题被撤职，离开沈阳前，
在家里为力贞姐办了婚事。
虽然他心情沉重，但那天却
喜气洋洋，充满了父亲般的
关爱。当刘妈妈得知父亲去
世的消息，流着泪说：“一
个好人走了。”
杨琪烈士的儿子杨廷藩
说：我父亲牺牲后，秀山叔
叔对我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关
心。他安排我们到延安学习
。1948年，我到苏联留学
前来到东北，让我和他住在
我们按照父亲的回忆，
根据他对我们讲述的历史事
件和他留存的资料作了整理
和补充，对父亲回忆中的一
些重要史实，按照他的嘱托
，查对了有关历史文献和老
同志们的著述，进行了校对
，并加了注释。父亲在各个
时期有许多讲话，我们选了
几篇附在书中；父亲以前的
照片，“文化大革命”中抄家
时遗失了一些，我们将仅存
的选出收入书中，还选了几
篇回忆文章附后，以示纪念
。我们给这本书加了一个能
反映他大部分经历的题目—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
北到东北》，这就是父亲这
本书产生的过程。这本书的
出版凝结着我们全家人的情
感和心血，代表着我们这个
大家庭对父母的深切怀念。

在整理父亲的回忆过程
中，我们得到父亲生前的老
战友及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
同志习仲勋、马文瑞、张策
、张邦英、张明远、贺晋年
、刘英、马洪、郭峰、赵德
尊、安志文、李正亭、王兆
相、刘懋功、秦川、马宾、
徐少甫、谈立人、赵家梁、
苏丹、王兴华、史景源、王
克瑞等，提供的许多珍贵史
实。刘力贞、王黎明、张晓
霁、孙普希、朱威力等同志
提供了有益建议和帮助。我
们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
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
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郭宏
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大力支持
。在此，特致感谢。
一个房间里，和他一起吃饭
。他带领全国组织作者考察
团到苏联时，非常关心我们
留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为我们解决了不少生活中的
困难。
王兆卿烈士的儿子王黎
明说：我父亲牺牲得早，秀
山叔叔1940年时就把我接
到绥德上学，东北解放后，
又要我到东北念书，直到考
上大学。在我一生中，我最
不能忘记的就是张叔叔对我
60多年的关心和照顾。
谢子长烈士的儿子谢绍
明，在苏联学习时，因患肺
病提前回国。父亲把他接到
家里养病，后又安排在身边
IT＿作了一段时间。
“四野”南下后，一些老
战友的子女留在沈阳念书。
节假日父亲母亲常把他们

第一章 青少年学生时代
（1911.7—1930.2）
我的家乡在陕西省神木县乔岔滩乡桃柳沟村。乔岔滩乡建国前属于佳县，佳县1964年以前叫葭县。解放后，划归神木县。
神木县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东北端，黄河河套之南的长城脚下，北与内蒙接壤，东濒黄河与山西相望，是晋、陕、内蒙三省交界之要塞。
据记载：“县东北杨家城，即古麟州城，相传城外东南约四十步，有松树三棵，大可两三人合抱，为唐代旧物，人称神松。金以名寨，元以名县，明代尚有遗迹。”家乡人说，神木就是由神松的传说而来。
自古以来，神木地区就是塞上重镇，为兵家必争之地。相传，秦王过此点军；汉代张骞出使西域路过神木；北宋范仲淹到这里巡边；杨家将镇守边关，在神木一带抗击契丹；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从神木打出陕北……黄河、黄土养育出陕北人的粗犷和豪情，高亢悠扬的陕北民歌，使我永远不能忘怀家乡情。
一、神木家事
我的祖籍原是在临近黄河边的葭县贝干村，那是一个很贫瘠的地方，生活很困难。先祖张念功十几岁时，只身来到人烟稀少、山大沟深的桃柳沟村。他在这里开荒种地，娶妻生子，张氏子孙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张氏家谱按：“念进应汝守天继振仁有世步如鸿贤良访正开元龙品阁高……”排列，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14代了。
我是1911年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是父亲的长子。在我之前，母亲生了四个孩子，皆因生活困苦从小夭折。这年阴历六月二十四日（阳历7月18日），正是天气炎热的季节，母亲在地里干活时生下我，我全身沾满了泥土。村上老辈人说，这孩子沾了“地气”，命硬，长大必是个硬汉子。为了好养活，父母给我起了个小名叫“地落”，学名按家谱排序叫张鸿毓。
我的父亲
我的家原本贫穷。父亲张如德，12岁时就给富人家揽工、放羊。那时，童工放羊，东家只管一顿中午饭，不给工钱。虽然自己家连糠窝窝也不够吃，常常是糠菜糊口，但为了挣几个工钱补贴家里，他不吃雇主家的饭。父亲常对我说：“我放羊时带着雇主家的狗，从雇主家带一个给狗吃的窝窝，从自己家带几块小山芋蛋（土豆）。到了中午就把小山芋和窝窝分成两份，与狗分着吃。”父亲八九岁时曾念了两年的冬学，时间很短，一期冬学也就三个月。但因他好学，加上人也聪明，以后又自学，所以粗通文字，能记账、打算盘、写信，在村里也算得上一个有“文化”的人。
我的祖父兄弟两人，祖父是老二。大爷爷没有儿子，一年夏季，他赶着毛驴从几十里外的高家堡往家里驮煤，途中遇到大雨，山洪暴发，连人带驴都被洪水冲走，连尸首都未找到。大爷爷死后，我伯父过继给他家当儿子，两家就把土地合到一起种了。由于父亲和伯父都是强劳力，又吃苦能干，庄稼种得好，家境逐渐好了起来。他们在桃柳沟的村西头，选择了一块有泉水的向阳避风的坡地，自己挖土运石，建起了一排三孔石窑，但是日子过得还是很艰难。
光绪末年，陕北遭大旱，饿死了许多人，乡下很多人卖地外出逃荒。在离桃柳沟村五里远的杨家崖，有一姓杨的农户，家里人少地多种不过来，又遇旱灾，无人租买。清朝末年，每块地春天要交银子，秋天要纳粮，官府田赋重。在靠桃柳沟村边，杨家有一块河滩地，因交不起田赋，地又荒着，提出谁能承担这块地的田赋，就把这块地转让给谁。我的祖父和杨家订立了承担田赋转让土地的契约。
这块地，山上是沙荒地，河沟是乱石滩，父亲和伯父哥俩在山上种苜蓿，把石滩地改成水浇地，硬是把这块地经营好了。到了民国初年，陕西省政府放种鸦片，谁家不种，还要交“白地捐”。张家就在这块地上种了鸦片，卖了不少钱，从此家境逐渐地富裕起来，开始买地典地。
有了钱后，家里在原来的三孔石窑旁边又建起了三孔石窑。张家一字排开的六孔石窑，在这个小山村里显得格外气派。接着，他们在窑洞东西两面用土石围成墙院，南面筑起大门和棚圈，门外还依靠山体用方石和黄泥垂直砌起石壁墙体，在墙体里填土平地，门前出现了一块宽敞的场院。
民国初年，陕西省政府放种鸦片时，每亩地要收二三十元钱的地亩税（烟税）。土豪劣绅勾结贪官污吏趁机敲诈勒索，在还没有收割鸦片时，豪绅就去丈量土地，只要花点钱贿赂，就能少量几分地，不给钱的就会多记几分地。
父亲是一个性情很耿直的人。豪绅丈量到我家土地时，父亲没给他们钱。豪绅借故不量地，还向官府告我父亲，说他不交地亩税。葭县县长柯国藩派亲信石温山来收税款，听了当地劣绅牛起永的诬告，把我父亲抓到县里又打又罚款，几乎倾家荡产。父亲不服，请来高家堡远房亲戚张振铭一起去榆林，向榆林镇守使井岳秀告葭县县长，呈文是“为违法苛法暴虐黎民事”。井岳秀派人核查案情，当得知他任用的收税官下乡收税，背着他竟敢克扣税款，还从农民那里捞取那么多好处费，大为恼火，一怒之下撤了葭县县长柯国藩。父亲侥幸打赢了这场官司，真是很不容易，几乎破产。在旧社会，一个农民告倒一个县长，在那一带算是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