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写于法国大革命爆发二百周年之际，首次出版于1990年。霍氏探讨了两个世纪中，从资产阶级自由派到共产主义者，不同人群对大革命的引用和解读，说明他们如何将大革命模型应用于自己的时代和事业，并指引读者走出“修正主义”史学的迷雾。无论史家如何阐释，无可辩驳的是，法国大革命让人民意识到可以通过自己的参与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它曾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更在持续影响人类的当下和未来。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1917年生于亚历山大，曾在维也纳、柏林、伦敦和剑桥求学。他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任教直到退休，此后到纽约的新社会研究学院工作。
霍布斯鲍姆研究的历史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至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扩至拉丁美洲。霍布斯鲍姆著作甚丰，在劳工运动、农民叛乱、民族主义和世界史领域的研究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水准。其代表作品有：《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民族与民族主义》等。他也是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者。

致谢
前言
第一章 一场中产阶级的革命
第二章 超越资产阶级
第三章 从一个百年到另一个百年
第四章 修正主义的考验
附录
索引

1989年1月，在书店中
可以买到一千多本法语的
革命主题书籍，为即将来
临的革命二百周年作好了
准备。这之后出版的和翻
译成其他语言的（目前英
语是其中最重要的）书，
至少也有几百本。还有必
要再多写一本书，继续增
加这个数字吗？本书的辩
解是，它基于1989年在新
泽西州立大学罗格斯分校
的梅森·韦尔奇·格罗斯讲座
编写，而时值法国大革命
二百周年，这是个再明显
不过的主题。不过，解释
算不上正当理由。我有两
个理由。
第一，关于法国大革命
的新著作的主题是相当偏
斜的，尤其是在法国。意
识形态、时尚和现代媒体
宣传的力量相结合，使得
二百周年纪念活动基本上
被那些——简单地说——不
喜欢法国大革命及其遗产
的人所主导。这并不是什
么新鲜事——在大革命第一
个百年纪念日，反对大革
命的文章可能比支持大革
命的文章多得多，不过，
听到法兰西共和国的（社
会党）总理米歇尔·罗卡尔
（Michel Rocard）如此迎接
二百周年纪念日还是不免
让人惊讶：“因为它让很多
人相信，革命是危险的，
如果可以不革命，那就更
好了。”‘这种令人敬佩的看
法，可能在大多数时候表
达出了广泛的共识。普通
人想要革命，这按理说是
不寻常的，更不要说闹革
命了。不过，人们还是会
想到这样的时刻，人民表
现出想要赢得自由、平等
、博爱的时刻——1789年
是一个。在1989年罗卡尔
先生如果把心思从巴黎向
东偏离的话，无疑还能想
到其他几个时刻。
关于目前情况的新奇之
处在于，如今，对大革命
的记忆被那些大革命的反
对者所排斥，自1815年左
右以来的法国革命史学的
马克思主义中心传统被排
斥，并且大革命被一个新
的“修正主义”历史学派
（revisionist）在学术上证
明是不可接受的。（“与此
同时，囚车在街上横冲直
撞，收监[历史学家组成的]
旧卫队，马克思的头颅被
暴徒插在长矛上，高高举
起。”一位反动的历史学家
如此评论，虽然他对这个
问题一无所知，但他正确
地抓住了时代的情绪2。）
在研究方面确实有惊人
的进展，主要是在20世纪
70年代，而且主要是由英
国和美国的历史学家进行
的，这一点，《过去与现
在》（Pastand Present ）
杂志的读者可以证实，该
杂志发表了大多数创新学
者的文章。1但是，认为这
种新的工作需要把一个世
纪的历史学废掉是错误的
，认为反对革命的意识形
态运动建立在这种新的研
究基础上更是错误的。它
们相当于对新旧史学家通
常承认的同一事实的不同
解释。此外，关于革命史
学的各种有时相互矛盾的“
修正主义”版本，并不一定
比旧版本更能揭示对革命
历史作用和后果的理解。
只有部分修正主义者认为
它们更胜一筹。的确，一
些新的版本已经出现了过
时的迹象，未来还会有更
多加入其中。
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如
果我们想了解英国历史学
家J.霍兰·罗斯（J.Holland
Rose）所说的，“所有历史
上最可怕和最重要的一系
列事件……19世纪历史的真
正起点”，我们就不能忽视
1789年以来的两百年。并
且，虽然我也认为那场革
命对人类及其历史的影响
是有益的，但政治判断不
如分析来得重要。毕竟，
正如丹麦伟大的文学评论
家格奥尔格·布兰德斯
（Georg Brandes)在他的《
当代法国的起源》（Origins
of Contemporary France）
中，对伊波利特·丹纳
（HippolyteTaine)对大革命
慷慨激昂的抨击所提出的
建议一样：一个人对地震
说教（或者赞同地震）有
什么意义？
E.J.霍布斯鲍姆
于圣莫尼卡（Santa
Monica）和伦敦，1989年

本书是霍布斯鲍姆写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二百周年之际，对大革命的研究史、接受史和国际影响的回顾。霍布斯鲍姆用他一贯风趣而雄辩的语言，重申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对大革命的解释多种多样，但论争持续至今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大革命对社会的重大变化。这个重要的模型仍将指导我们理解人民革命的一般模式。

第一章一场中产阶级的革命
本书的副标题是“两世纪后重审法国大革命”。回顾、展望，或是任何方位的考察其实都暗指了一种视角——无论是时间、空间、精神状态还是其他的主观认知。当我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我从窗外眺望到的圣莫尼卡是足够真实的。那些大厦、棕榈树、我楼下的停车场和远方隐在雾霾后难见真面目的群山都并非由我虚构而出。由此，那些将所有的现实都视作一种无法被彻底分析的精神建构的学者实则都有所谬误，而我在开始时便作如此定论，也是将自己的概念底色（conceptual colours）与某种桅杆（mast）绑定。如果我们书写的历史与虚构作品无法区分，那么历史学者将无立足之地，我们这类人也不过是在虚耗人生。然而，必须承认，无论是我从窗外看到的景色还是我对过往进行的考察，我所观察到的都不止是现实，而是经过精心选择后的特定结果。我看到的不仅是所处环境下能被看到的事物(例如，如果我不走到这栋楼的另一侧就无法眺望到洛杉矶，且除非天气有所改善，我无法看到更清晰的群山），还有我有兴趣看到的事物。在外面客观存在、可被观察到的无数对象中，我观察到的只是自己选择的、非常有限的小部分。而且当然，如果我在其他时刻再次从这扇窗眺望那些完全一致的景物，我势必也会将注意力放在不同的方面上——换言之，我会改变我的选择对象。然而，如果说在景色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我或者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从这扇窗向外眺望却没有看到——或更精确地说，没有注意到——一些无法被忽视的景物(例如一栋十八层大厦楼顶一侧的教堂尖塔，和大厦扁平楼顶上的小方塔），这就显得不可思议了。
我不想再过多纠缠于观察风景和观察过去之间的类比了。无论如何，我将回到这几页想要传达的观点上。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人们从法国大革命读到的，以及他们在回顾自1789年以来的两个世纪时所得到的结论都大相径庭，且往往和各自的政治或是意识形态有关；然而有两个结论是被普遍接受的。首先就是他们所看到的大致轮廓。所有关于大革命起源的理论都同意，在1788年的时候，旧时代的君主制经历了一场危机，而这场危机导致了自1614年起再无召开的三级会议（States General）的重启——这个议会代表了国家的三个阶层：教士、贵族，以及剩余被称作“第三等级”的群体。既然这些史实已成共识，那么主要的政治界标也不会发生变动：三级会议（或者更应该说是“第三等级”）转变为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以及一些鲜明地标志了旧制度结束的事件——7月14日巴士底狱（Bastille）被攻占；8月4日领地特权被贵族们放弃；《人权宣言》颁布；国民议会向制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转变，其在1789年至1791年间对国家的各个组织和行政结构都进行了改革(并因此顺带将公制推广到了世界其他国家），并起草了现代法国将近二十部宪法中的最初一版，确立了自由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同样也没有人会否认1791年后革命的双重激进化倾向，这导致了1792年革命政府与彼此联手的国内外反革命势力之间的战争爆发。这场几乎从不停歇的战争一直持续到了1815年。同时，这种激进化倾向也引发了1792年8月的第二次革命，这次革命废除了君主制并建立了共和国：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彻底革命时代拥有一个全新的历法——尽管这份历法来得稍晚，可它依然成为了共和国革命的象征。从共和元年（year I）开始，这份历法废除了传统的星期制度，并给了每个月份一个全新的名字——这让历史学生们在为此感到头疼的同时也能获得有用的助记符。（这个新时代和它的新历法都只维系了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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