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散文化的语言，为读者提纲挈领地勾勒出欧阳修的仕宦与治学生涯。
作为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影响力举世瞩目。欧阳修一生仕途坎坷，屡遭政敌指控，在庆历新政、朋党之争与王安石变法中直言相谏；在史学、文学、经学等领域成就卓越，求才、爱才、识才、举才，使一大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欧阳修是北宋中后期集学者、文人与官员于一身的综合型人才的典范，经由他提携举荐的士人群体继承他的文学思想与政治人格，在相互呼应、共同扶持中屡黜而不悔，历经磨难而始终不渝，影响了北宋政局的演变。

刘子健（1919—1993），蜚声国际的宋史专家。就读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洪业，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
精通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四国语言，1946年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团队史料专员。20世纪50年代后，研究重心从现代中日关系史转向宋史，代表作有《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两宋史研究汇编》《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等。

第一章 序章
第二章 历史背景
第三章 早期仕宦生涯
第四章 庆历新政
第五章 朋党之争与谏言权
第六章 晚期仕宦
第七章 经学大师
第八章 史学家
第九章 政治理论家
第十章 宋代文学大师
第十一章 理性主义与宗教
第十二章 尾声
参考文献
译后记

无论从中国历史的角度
来看，还是以历史比较研究
的眼光来衡量，宋朝都是一
个饶有趣味的历史王朝。在
宋朝，古老的儒家文化遗产
得以发展演变，广泛渗透至
中国社会内部，并以这种组
织形式，又传承了一千年。
对生活在官僚体制下的现代
人来说，宋朝具有特殊的历
史意义，它是历史上最早任
用非贵族出身的文官来管理
社会的中央集权国家。本书
将呈现宋朝杰出文官队伍的
文化及其政治生活。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本
书并非新作。实际上，本书
是我在1963年于香港出版
的《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
一书的英文缩写版，当然我
又做了一些细微的修改，希
望对全书有所改进。撰写《
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的初
衷是希望能为对宋朝、新儒
学(neo-confucianism)以及
欧阳修感兴趣的祖国学者聊
尽绵薄之力。英文版的《欧
阳修》是出于同样愿望为西
方学界所写。
特别感谢柏林根基金会
(Bollingen Foundation)为我
在匹兹堡大学时的工作给予
经费支持；感谢斯坦福大学
东亚研究委员会(East Asian
studies committee of
stanford University)给予的
暑期经费支持，以上这些经
费使我的研究得以继续。我
还要感谢亚洲研究协会中国
思想委员会在1954至1959
年间举办的三次会议，让我
受到了思想上的启发。还有
很多曾经帮助过我的朋友与
同事，在此恕不一一感谢了
，还望诸位谅解。我已经通
过其他方式让他们感受到我
的谢意。但在此我需要提及
一位对我帮助最大的同事，
那就是我任劳任怨的妻子刘
王惠箴博士，谨以本书献给
她。

提起欧阳修，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然后会想起他的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我们的目光，限制了我们对欧阳修在文学史、思想史、政治史上的重要地位的认识。海外宋史研究领军人物刘子健教授用散文般优美的语言，为我们钩沉出一代文宗、政坛伯乐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生涯。在他的笔下，欧阳修天资卓颖，在文学、史学、经学、金石学、目录学等领域成就斐然，受到士人群体的尊崇。尽管仕途坎坷，屡次被贬，但是处之泰然，甚至终生致力于推荐提携贤才，通过诸多政策影响、培养更多的人才，尤其对那些和他同样出身庶族、沉沦下僚却有雄才大略的年轻人，更是奖掖有加。如今我们熟知的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范仲淹、曾巩等闪耀在北宋思想天空的名人，无不受其荫庇。

译者最重要的任务是促
成读者与作者间清晰又舒适
的交流，而最佳的状态是隐
形于其间。今天能在后记中
“显性”谈谈感想的确是很珍
贵的体验。
译者首先是原作的读者
。作为读者，一代文宗欧阳
修人生的起起落落让我读起
来欲罢不能；作为译者，改
革家欧阳修的豁达弘毅让我
看到这本书深刻的现实意义
。这样有趣又有意义的一本
书，在翻译过程中带给我很
多愉悦和成就感。我相信，
无论是在静谧晨昏、悠闲午
后，还是在通勤路上的局促
中，只要翻开它，你一定会
哑然惊叹，又或是会心一笑
。
北宋是文化高度发达繁
荣的时期，欧阳修是这一时
期无可争议的文化巨星。提
到欧阳修，大多数人首先想
到的是“唐宋八大家”与“醉
翁之意不在酒”，但实际上
他不仅是文学家与诗人，还
是经学大师、史学家、考古
学家、政治家与政治理论家
。人们对他的仰慕常常局限
在文学这一领域，这让他的
才华与成就被远远低估。我
也是翻译这本书时，才发现
“原来你是这样的欧阳修”。
他在波谲云诡的仕途道路上
始终没有抛弃原则，在推进
文学与政治改革的道路上始
终没有放弃理想。即使被诋
毁、被误解，欧阳修从未放
弃做本真的自我。这样的欧
阳修比停留在语文课本上的
欧阳修生动了许多。提到欧
阳修，不应只想到赏析和背
诵。在困难彷徨和自我怀疑
的时刻，他可以作为一道光
照亮我们混沌的思绪。
欧阳修一生乐于交友，
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很多
堪当大任的青年才俊。“唐
宋八大家”中其他五位宋代
大师苏洵、苏轼、苏辙、王
安石、曾巩的成长都离不开
欧阳修的栽培或举荐。有意
思的是，王安石最初是在曾
巩的介绍下才与欧阳修成为
“笔友”，两人时常通过书信
交流诗歌与写作心得。欧阳
修在1055、1056年连续两
年举荐王安石，而那时两人
甚至还未曾见面。欧阳修奖
掖后学范围之广，有一件事
就足以证明。在举荐伟大改
革者王安石的同时，欧阳修
还举荐了吕夷简的儿子吕公
著，此人后来成为坚决反对
改革的保守派领袖。看着人
才辈出的政坛与文坛，欧阳
修终于感到可以心怀满意地
退休了。欧阳修对苏轼说：
“吾老将休，付子斯文。”而
苏轼对欧阳修的评价是“欧
阳公，天人也……世人或自
以为似之，或至以为过之，
非狂则愚已”。
这样的“天人”欧阳修的
确充满魅力，关于他的书籍
也有很多，但以西方历史研
究的方法来组织和分析关于
欧阳修相关史料的书籍，却
少之又少，因此给了这本书
非常可贵的独特视角。在很
多关于欧阳修的人物叙写中
，都有他作为孤寒沙滩画荻
的故事。然而本书作者刘子
健教授认为，从字面意义上
来说，这个故事并不真实。
欧阳修是在叔父欧阳晔的庇
佑之下长大的，而欧阳晔不
仅是进士，还在官府中任职
，因此不可能如此贫穷。但
从象征意义上来说，这个故
事又是真实的，即欧阳修从
根本上来说是通过刻苦努力
而自学成才的。这种观点无
疑是新鲜的，也是对常规、
传统的欧阳修传记难得的补
充。
有一位朋友曾跟我说过
读书的乐趣有两种，一种是
在书中读到与自己相似的经
历或者感受，乐在共鸣；另
一种是在书中读到未曾见过
的世界，乐在新知。而阅读
与历史相关书籍的乐趣就在
于在旧事中获取新知，又在
产生共鸣时惊讶地发现，人
类的基本情感在以千年为单
位的悠长岁月中并没有太大
的改变。希望亲爱的读者们
在阅读中收获到这两种乐趣
。
李思
2021年4月2日于北京

从黎明到耀眼的正午，
再从正午到金色黄昏，欧阳
修始终在宋代的思想天空闪
耀着，虽偶尔被云翳遮蔽，
但一直是最耀眼的天才。
——刘子健
宋代人才辈出，欧阳修
最为我喜爱，他不仅是一个
优秀的文学家，更是一个懂
说故事的历史学家。
——美国著名汉学家 戴
仁柱

俗话说，因为有山在，所以要爬山。同样道理，我们研究大人物，是因为无法忽视他们。爬山能够让人看到山周围的无限风光，与之相似，研究历史上的关键人物，让我们可以从更佳的视角来认识他所处的时代，这就是我们对欧阳修感兴趣的原因。欧阳修(1007—1072)，北宋人，字永叔，天资卓颖、精力旺盛且多才多艺。今人熟知欧阳修，将其视作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政治家、政治理论家，尤其是作为文学家与杰出诗人。以这些身份，欧阳修在统治中国社会近千年的新儒学早期政治和思想发展中发挥着先锋作用，有时甚至是关键作用。欧阳修本人风华绝代，作为历史人物，理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之前人们对欧阳修的研究可分为三种类型：古代传统评价、西方学者评价以及当代中国学者和教育家们的评价。在中国传统社会，欧阳修是中国儒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后世的儒士们一直把欧阳修视为典范，不仅把他作为效仿的榜样，还以他为模范激励后代努力发展儒学传统。全面讨论欧阳修的这些形象显然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本书只想简明扼要地描述欧阳修，当然这要冒着将欧阳修过于简单化的风险。
儒学家若要在其同时代人当中出类拔萃，不仅需要天资聪颖，还得正直高尚；不仅需要受人尊敬，还需要富有影响力。欧阳修幼年时因卓尔不群受人关注。即便不考虑诗歌创作，仅凭散文写作，青年欧阳修在文坛上已然声名鹊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欧阳修在经学、史学以及经世理论上的建树为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欧阳修展现出的卓越道德领袖魅力与娴熟的行政能力，又为他在政坛赢得了巨大声望，这足以让欧阳修在其所处的时代不同凡响。但要更进一步，跻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儒学家之列，欧阳修还要通过“历史长河的竞争”(historical competition)这项测试。欧阳修需要达到与先贤们同样的高度，才能使其在后世拥有影响力。简而言之，杰出的士大夫应当是“全才”(universal man)，其个人不仅是传统的化身，同时还要为传统增光添彩。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只有寥寥不足百人享受到陪祀孔庙的殊荣，欧阳修便是其中之一。
因为一直饱受争议，欧阳修在陪祀孔庙的人当中比其他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欧阳修生前，有人指责他私德有亏。欧阳修去世一个世纪后，伟大的朱熹(1130—1200)(他被认为是新儒学领域的托马斯·阿奎那)旧事重提那些围绕欧阳修的争议。朱熹认为，欧阳修虽然在很多领域颇有建树，但是对儒家哲学思想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不具备大师的资格。人们对欧阳修的批评还与政治有关。欧阳修曾经写信给改革派领袖、好友范仲淹，在这封著名的信中，欧阳修声称君主应当下放权力给大臣，即使意见相左，仍需尊重大臣们的意见。欧阳修曾在一篇特别知名的奏疏《朋党论》中断言，只要合乎道义，君子可以结党。18世纪的雍正帝痛斥了欧阳修的这些观点。雍正帝认为这些看法离经叛道，与官员无条件效忠皇帝的观点相左。雍正帝这位精力旺盛的极权主义者对欧阳修的看法怒不可遏，甚至对欧阳修流露出浓厚的杀意。(针对欧阳修的《朋党论》，雍正撰写《御制朋党论》加以驳斥，斥其为邪说，甚至称如果欧阳修活在现在，“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译者注)尽管如此，这些批判都没能改变数百年来大多数人对欧阳修的高度礼敬态度。
外国人同样认可欧阳修的地位，他是西方熟悉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古代儒学家。虽然西方学者与中国传统文化无甚关联，他们认为对欧阳修的传统评价大体准确。从现代、国际化的视角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更重视其他问题。相比欧阳修对经学的阐释及其仕宦生涯，西方学者更感兴趣的是欧阳修在史学与金石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对新儒学的贡献及其政治思想。西方学者对欧阳修的文学作品印象深刻，这些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后仍然魅力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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