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侦探式历史著作，追溯了1347—1351年在整个欧洲大陆蔓延的臭名昭著的瘟疫暴发的原因和深远后果。历史学家利用修道院手稿和树轮年代学研究（树木年轮测量法）等多种来源，展示了老鼠、跳蚤传播的杆菌带来怎样的生态恐怖——每三个欧洲人中至少有一个人死亡，无数村庄和城镇被消灭，并且动摇了中世纪社会和文明的基础。

罗伯特·S.戈特弗里德（Robert S.Gottfried），是罗格斯大学历史学教授和中世纪研究主任。他的著作有《15世纪英格兰的流行病》。

致谢
序
第一章 鼠疫的自然史
第二章 欧洲的环境，1050—1347年
第三章 鼠疫的开端
第四章 鼠疫的发展进程
第五章 直接后果
第六章 现代医学的萌芽
第七章 疾病与中世纪欧洲的转型
跋 欧洲的环境危机
注释
参考书目
出版后记

1347年10月，一支热那
亚舰队驶入西西里岛东北部
的墨西拿港*。舰上船员“已
是病入膏肓”[1]。有的已撒
手人寰，剩下的则奄奄一息
，都是因为得了一种来自东
方的病。墨西拿港的掌权者
想要对整支舰队进行检疫隔
离，但为时已晚。引发疾病
的不是人，而是老鼠和跳蚤
。缆绳刚刚在码头系紧，它
们便携着病原被冲上了岸。
短短几日，瘟疫在整个墨西
拿港及其周围的农村地区蔓
延开来。半年间，该地区一
半的人口死的死，逃的逃。
这一幕在亚欧和北美的各个
港口渔村重复上演了数千次
。这一幕也预示了欧洲历史
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到来
——它，就是黑死病。
黑死病包括鼠疫中的腺
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
三类。1347—1351年，黑
死病给西方世界带来了毁灭
性的打击，夺走欧洲25％～
50％人口的性命，催生或加
速一个又一个政治、经济、
社会及文化上的重大转变。
人们张皇失措、茫然困惑，
又惊恐万分。“父母亲抛儿
弃女，夫妻分鞋破镜，兄弟
也各奔东西，仿佛一呼一吸
间、相视一瞬间，瘟疫便能
传播。”[2]人们被这令人费
解的瘟疫吓得心胆皆碎，一
旦得病，医药罔效。正如佛
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
所写：“哦，快乐幸福的后
人们再也体会不到这极度的
悲凉，我们如今确凿的证词
也将成为他们眼中虚构的传
说。”[3]
灾难的远期影响比其短
期效应更加深刻。黑死病是
第二次瘟疫大流行期间的第
一个流行病，这次瘟疫大流
行包括一系列周期性瘟疫暴
发，复燃持续到18世纪。
1350年以后，欧洲人口至
少在一个世纪内呈稳步下降
趋势，该趋势也成了14世纪
和15世纪的一大特征。旧宪
法制度、政府机关、商业机
构、古老的哲学概念，甚至
宗教信仰体系都经历了巨变
。在瘟疫发生前全凭控制财
产来稳固统治地位的贵族阶
级和教会，如今也不得不面
对农民阶级和商人阶级，后
者通过农产品和工业品贸易
刚刚富起来，对自己列居欧
洲社会底层走卒的地位心有
不甘。在瘟疫发生前以廉价
富余劳动力为基础的生产活
动被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
后者建立在相对复杂的技术
之上。实际上，黑死病及整
个第二次瘟疫大流行是历史
上又一股突如其来的强大力
量，深度影响了西方世界的
发展。
所有历史学家几乎一致
认定黑死病在欧洲历史上占
据着重要地位，但对其本质
、时机及长远影响的定性问
题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一
些学者认为，黑死病引起的
诸多变化只是短期效应；另
一些则认为，黑死病是中世
纪欧洲向现代欧洲过渡的重
大转折之一，甚至有人认为
是最大的转折点。早期研究
该课题的学者更倾向于支持
后一种观点。1893年，F.A.
加斯奎特（Gasquet）写道
，黑死病标志着中世纪的结
束。[4]作为一名红衣主教
，他将基督教会的没落，尤
其是禁欲主义的衰败归咎于
黑死病。该观点的另一支持
者是G.G.柯坦（Coultan）
，一位社会史的早期倡导者
。这场瘟疫造成人口滑坡，
他却从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幸存者人均财富的增长将
促成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
革运动。[5]J.W.汤普森
（Thompson）并不强调黑
死病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之间的关系，主要关注的是
该疾病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冲
击。[6]他比较了黑死病和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
损失，发现前者的打击更深
，持续时间也更长。黑死病
掐死了那一代人中大多数“
幼苗”，幸免于难者也深陷
心理危机与道德危机的深渊
。这是当代著名中世纪研究
者、法国学者伊夫·赫诺尔
德（Yves Renuoard）力挺
的观点。此外，美国兰德公
司（Rand Corporation）在
一项研究结果中指出，黑死
病是世界史上带来损失最惨
重的三大灾难之一。[7]
……
撰写一部有关黑死病和
第二次瘟疫大流行的书籍，
途中困难重重。难点之一是
许多错误解读已根深蒂固，
成了主流势力。诸多史学家
仍将研究重点放在黑死病造
成的巨大死亡人数上。然而
，人口的恢复能力足以应对
单次打击，即便是像黑死病
这般猛烈的打击，仅仅一次
不会带来灭顶之灾。引发一
系列巨变的是第二次瘟疫大
流行中后续接二连三的疾病
暴发。其他史学家有弱化鼠
疫死亡率数据影响力的倾向
，他们称黑死病仅仅带走了
20％欧洲人的生命，而非
30％、40％甚至50％。可
尤其是在流行病疫情连绵不
绝的情况下，20％依旧是欧
洲史上最高的死亡率记录。
用词不当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一些专业史学家仍称黑死
病为“黑瘟疫”。通常，学界
将1665年暴发的流行病称
为“大瘟疫”，如此命名有着
充分的理由。这次瘟疫令15
％～20％的西欧人丧生，但
包括这场灾难在内的所有中
世纪流行病中没有一例被称
为“黑瘟疫”。实际上，“黑
死病”一词也并非中世纪用
语，而是在1550年前后首
次被用来指代1347—1351
年期间的流行病。[17]中世
纪时期，人们只将其称为“
疫”，简单又形象。到15世
纪，任何一场对社会产生影
响的灾难、流行病等从广义
上来讲都是“疫”。
研究证据是撰写本书的
另一大难点。中世纪史料极
为匮乏，自然现象类的尤甚
。编年

关于1347—1351年黑死病对欧洲乃至全人类的影响，后人怎样夸张都不为过。大写的“ThePlague”（瘟疫）甚至可以直接指代“黑死病”。历史学家以环境论为理论指导，运用树轮年代学、花粉分析法和考古遗迹碳十四断代法提供数据，从鼠疫以及其他传染病（如天花、麻疹、梅毒）的“狂欢”入手，追寻人类致病、抗疫的历史和精神。
本书讲述黑死病的两面：一面是肇始400年噩梦，致死近半数欧洲人，社会常识分崩离析，愚昧荒唐大行其道，中世纪走向终结。一面是百废待兴，市民阶级崛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的火种竞相点燃，初显现代文明的曙光。

欧洲的环境危机
自13世纪中叶至15世纪
末，欧洲、中东大部分地区
、北非和亚洲地区均经历了
历史上最严重的环境危机。
各种生物因素和气象因素影
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且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
都是自人类文明以来最大的
。其中最沉重的一击便是鼠
疫。鼠疫暴发受到昆虫及啮
齿类动物生态学周期的控制
，在整个中世纪末期不断卷
土重来。一旦时机成熟，跳
蚤和鼠类便能将病原体传染
给人。也许要理解14世纪和
15世纪——这道中世纪文明
和现代文明的分水岭，关键
是要明白人类在大自然面前
是多么的无助。
环境危机引发的一些变
化实际上对社会是有益的。
大多能从天灾中幸存下来的
人经济情况都更加富裕。大
部分欧洲西部的农民都从传
统合约中解脱了出来。总体
来看，整个欧洲都没有受到
贫穷的无情吞噬。而正是因
为贫穷，旧世界其他地方的
人口才疯了一样地野蛮生长
。但与此同时，我们绝不应
过分强调这些灾难的好的一
面。[1]诚然，只有从后往
前看才能发现灾难中还蕴含
着机遇，这是中世纪晚期的
人们所看不到的。逃过饥荒
的劫难或在流行病暴发后幸
免于难者从长期来看确实得
到了不少好处，抑或是人均
收入有所提高，抑或是家里
添了几头牲口。但只需出手
稍稍阔绰几次，或者只是办
几场奢华的晚宴，这本就不
多的富余就会被消耗殆尽。
更为重要的是，每一场鼠疫
或是其他疾病来袭，都是令
人脊背发凉、毛骨悚然、痛
苦至深的经历。即便对于那
些最为虔诚的人来说，审判
之日都是潜伏着的阴魂不散
的噩梦。灾难、人口减少对
于许多生命之花尚未开放便
夭折的婴儿毫无益处；对那
些虽然幸免却一直要活在丧
子之痛中的人来说，他们的
人生不仅毫无舒适感、安全
感或幸福感可言，还要一直
为下次灾难担惊受怕。
基于包括如上所述在内
的种种原因，环境危机给中
世纪晚期的人们带来的是暴
力、焦虑和对生活的曲解，
且其引发的道德危机自13世
纪起愈演愈烈。中世纪社会
的一个根本特点便是群体归
属感。至少在理论上，那时
的人们共享着同一种精神生
活和物质生活，齐心协力为
着共同的利益而奋斗。没有
所谓财产的所有者，但由更
高的权威管理财产，而这一
权威便是上帝。理论学家们
指出，社会等级架构明晰，
贫富差距明显。但人们普遍
认为世俗生活是短暂的，如
昙花一现。真正重要的是精
神的永生，是上帝的救赎，
是天国。这能帮助我们很好
地解释为什么禁欲主义能风
靡一世。在修道院也许能找
到世界上最接近天堂的生活
，别的地方都不可同日而语
。
对于群体集体田园牧歌
式的想法自然从未真正实现
过，就连修道院过的也不是
集体主义的生活。约莫
1100年起，社会中许多人
（例如满心想着利润的商人
和食不果腹的农民）无论是
僧侣还是凡夫俗子都开始渐
渐倾向于其他构想，而冷落
了集体观念。但真正从根本
上动摇中世纪鼎盛时期旧集
体世界秩序的是不断复燃的
瘟疫，严重的饥荒和持续时
间非常长的恶劣天气。最终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中世
纪鼎盛时期的理想也跟着幻
灭了。一直到19世纪，我们
还能看到中世纪集体主义许
多方面的影子。但从1300
年左右起，这样的集体主义
就逐渐分崩离析，同时发生
的还有个人主义的兴起。而
个人主义在诸多学者看来也
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
一。总体来看，鼠疫（尤其
是黑死病）引起了翻天覆地
的剧变，正如通俗诗歌所描
绘的那样“世界倒了个个儿”
。[2]这催生了一个有着新
态度的新社会，有着层层权
威阶级和交织的利害关系，
有着各种财富来源。最重要
的，是有新的思想观点。只
有几个为数不多的历史时期
如中世纪晚期一般变幻莫测
。
林恩·怀特（Lynn White
）指出，欧洲基督徒眼中的
世界与不信仰基督教的人所
看到的景象是不一样的。
[3]信奉基督教者都怀着对
大自然的敬畏之心，试着理
解大自然，与之和谐相处。
必须理解“自然是全能上帝
的代理人”其中的要义。当
然，这种观念对欧洲的大钟
表匠和大探险家来说不失为
一种动力，对于在黑死病之
后从事医疗行业的医生来说
也是莫大的鼓舞。过时的、
效率低下的做事方式和传统
权威全都渐渐消失，取而代
之的是新思想、新工具、新
技术。若这一批新想法不管
用，更新鲜的思路又会被源
源不断地提出来。现代西方
文明最鲜明的特点——实证
科学、实验科学的种子在14
世纪和15世纪被播在了土壤
中。
学界一直认为黑死病的
影响——这场最具颠覆意义
的生态事件的影响，可与发
生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相提并论。[4]从某种程度
讲这确实不假。但黑死病因
为在第二次世界性大流行中
屡屡暴发地方性流行病，再
加上十分不稳定的气象模式
，给社会带来了更多质的改
变。各种文明的发生发展都
是复杂的制度、文化、物质
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倘若把这些基石移走，文
明大厦必将轰然倒塌。中世
纪晚期的环境危机致使当时
的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停滞
不前，甚至倒退。根深蒂固
的道德信念、哲学

作者让我们更好地理解
，昆虫和啮齿类动物如何肆
意地摆布人类。
——《纽约时报书评》
作者以轻快刺激的风格
描述了瘟疫的社会和经济影
响，特别是其对医学界的影
响。
——《亚特兰大月刊》
本书代表学术共识，发
人深省。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
戈特弗里德对黑死病的
审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
以及我们最黑暗的过去。
——《波士顿环球书评》

第一章 鼠疫的自然史
所有传染性疾病都有自然史，黑死病也不例外。正确认识黑死病亦不能脱离其自然史。研究传染病的第一要素是环境。[1]今天所有游历欧洲的人都很难想象这片大陆1000年以前的模样。那时没有庞大的城市建筑群和工业园区，没有19世纪的鲜明特色，城市无论大小、数量都少得出奇。城市之间往往相距甚远，或是傍海而建，或是横跨大河两岸。12世纪中叶，只有意大利、荷兰的几个城市拥有5万以上的人口，也许巴黎也能算在内。但几乎所有城市的居民数都在1000左右。九成的欧洲人都居住在小镇、核式村落*或几百人的小村镇里，村镇与村镇之间相距15～20英里+。城镇乡村居住空间狭小，卫生条件极差，交通非常不便。讽刺的是，在规模如此小而闭塞的聚落里，大多数人都密集地生活在一起，过着拥挤的生活，没什么私密空间。
乡村周围环抱着农田、草场和林地，这也是人们勉强过活的经济来源。1250年前后，农田和草场成了欧洲的主要地貌，但至少在12世纪中叶以前，无论从规模还是密度上都是林地占优。远北地区，即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都是针叶林，以杉树为主，散在分布着桦树；排水不良的低海拔地区主要是沼泽、湿地和苔原。欧洲其他地区属落叶林带。普遍气温较低、湿度较高、土壤为酸性的波罗的海和北海*周围地区，以及东欧大部多山毛榉，四周有冬青树等冬青科植物。中欧多以橡树林为主。碱性土壤地区是橡树和桤木的混合林带，以阿尔卑斯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两侧为代表。气候更为湿润、土壤酸度更高的地区长有橡树林，周围有桦树和山杨，如法国中部和北部大部分地区及德国中部。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的地中海盆地大部，光照较为充足，气温更高，全年降水频率较低且分布不均，沙质酸性土壤。地中海盆地的人类居住史比北欧地区的长，人口密度也较高，因此，前者的森林密度比后者低。但即便是在12世纪，大部分树木都能在沙土中生存，尤其是大片针叶林（如松树和刺柏）。
研究疾病的第二要素是病因。[2]包括鼠疫在内的所有流行病都是由寄生虫引起的。这些致病寄生虫通常寄生于大型生物体内。致病过程是人类与动物生态学的自然组成部分。第三要素是疾病的毒副作用，这也是人们最关切的问题。流行病学家通常将疾病分为致死性疾病和非致死性疾病两大类。非致死性传染病基本“已老去”，被研究得较为透彻。这些疾病往往只对宿主造成轻度伤害，这样才能源源不断地侵犯受害者。相反，较为“年轻”的寄生虫在尚未与宿主达成平衡状态以前便会造成疾病突然暴发，历史上每次周期性暴发无一例外都夺走了大量人命。疟疾就是一种“年老”疾病，病原体为疟原虫，使人虚弱却不致命。肺鼠疫是一种“年轻”疾病，致死率高达95%～100%。两种疾病都曾风靡一时，但因为鼠疫造成的死亡人数颇高，其影响力也更大。
研究传染性疾病的第四要素是传播途径。当然，这也是区分不同传染病的重要方法。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是传播途径之一，通常经呼吸系统传播。代表疾病包括流感、白喉、麻疹和肺鼠疫。呼吸系统疾病传染性极强，几乎无法预防且与人口密度密切相关，因此在中世纪欧洲的城镇频频发生。肠道疾病的播散遵循另一种机制：经消化系统传播。代表疾病包括痢疾、伤寒和霍乱。与呼吸系统疾病一样，肠道疾病在中世纪也相当常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条件，尤其是卫生状况之恶劣。正因如此，肠道疾病相较于呼吸系统疾病更易于通过改善公共卫生状况而得到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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