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纵先生学贯中西，兼通文史，与香港的饶宗颐先生和澳大利亚的柳存仁先生并称汉学界的三老。周先生一生交游天下学者，与先生邮筒往还，反复论者多为名家，如刘若愚、杨联陞、王利器、王元化、周汝昌、周振甫、钱锺书、钱仲联、程千帆、萧公权、瞿同祖、镠钺、罗忼烈、吴世昌、潘重规等，甚至还有更老辈学人如顾颉刚、胡适、俞平伯等等，或者讨论红学，或者讨论诗词，无疑不仅有助了解周先生一生事业及其学术脉络，更是一部近现代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历史资料。

1942年
致林咏泉
1953年
致林语堂
1954年
致罗素
1961年
致林振述
1962年
致蒋彝
致顾毓琇
致顾毓琇
1963年
致声泰
致顾毓琇
1964年
致张充和
致谢扶雅
致蒋彝
致马瑞志伉俪
致杨联陞
致顾毓琇
1965年
致萧公权
1966年
致刘若愚
1968年
致金祥恒
致刘若愚
1969年
致萧公权
致谢扶雅
致萧公权
致郑子瑜
致张充和
致潘重规
致饶宗颐
致洪业
致连士升
1970年
致卢飞白
致刘若愚
致杨联陞
致王伊同
致杜百胜
致王梦鸥
致谢扶雅
致吉川幸次郎
1971年
致刘殿爵
致白先勇、白先敬
致柳无忌
致罗忼烈
致潘重规
致罗忼烈
致白先勇
致徐复观
致居浩然
致居浩然
致王伊同
致程曦
致居浩然
致夏书枚
致黄彰健
答徐复观
致邓嗣禹
致罗忼烈
1972年
致陈启云
致潘重规
致陈启云
致刘殿爵
致刘殿爵
致蒋彝
致潘重规
致罗忼烈
答柳作梅
致萧公权
致萧公权
致萧公权
致翁灵文
致萧公权
1973年
致唐德刚
致周汝式
致王润华
致王润华
致许思莱
致王润华
与郭沫若论杜甫
致王润华
致杜维明
致杨力宇
致潘重规
致萧公权
致徐复观
致王润华
致萧公权
致王靖献
致王润华
致王润华
1974年
致顾毓琇
致叶嘉莹
致泰无量
致萧公权
致萧公权
致王靖献
1975年
致翁同文
致王润华
致罗忼烈
致罗忼烈
致痖弦
1976年
致萧公权
致何怀硕
致马约翰
1977年
致杨联陞
致杨联陞
致刘若愚
致杨联陞
致唐德刚
致白先勇
1978年
致柳无忌
酬何蒙夫
致刘若愚
致王叔岷
致周汝昌
致周汝昌
致《书谱》编辑
致刘海粟
致萧公权
1979年
致俞平伯
致俞平伯
致周汝昌
致古苍梧
致罗素夫人
致冯其庸
致汪荣祖
致周颖南
致唐德刚
致唐德刚
致冯其庸
致俞平伯
致潘重规
致许达然
致余国藩
致俞平伯
1980年
致邹苇澄
致周汝昌
致周汝昌
致潘重规
致张寿平
致卞之琳
致周汝昌
致周汝昌
致周汝昌
致冯其庸
致周汝昌
致周汝昌
致张佛千
致潘重规
致唐德刚
致王润华、淡莹
致王润华、淡莹
致陈毓琇
致俞平伯
致潘重规
致王文生
致何怀硕、董阳孜
为唐德刚、宋淇进一解
1981年
致王润华
1982年
致心笛
致痖弦
1983年
致高阳
致痖弦
致张充和、傅汉思
致痖弦
致高阳
致《明报月刊》编辑
致心笛
1984年
致查良镛
致梁锡华
致高信疆
致痖弦
致顾毓琇
致董桥
致王润华、淡莹
致向阳
致张忠栋
1985年
致杨联陞
致王润华、淡莹
致罗青哲
致杨联陞
致杨联陞
致杨联陞
致顾毓琇
致杨联陞
致陈吾南
致叶维廉
致董桥
致缪钺
致王润华、淡莹
致杨联陞
致王润华、淡莹
致杨联陞
致叶嘉莹
致潘受
致程千帆
致潘受
致缪钺
致刘若愚
赠《明报月刊》
致马泰来
1986年
致王润华、淡莹
致叶维廉
致张充和
致张充和
致赵清阁
致余英时
1987年
致汪荣祖
致陈怡真、罗智成
致戴敦邦
致孙淡宁
致张佛千
致王润华、淡莹
致柏杨
致马鹤凌
1988年
致方良柱
致钟玲
致李瑞腾
致祝敏申
1989年
致唐振楚
致痖弦
致刘绍唐
致痖弦
1990年
致郑良树
致王靖献
致郑良树
致璐玮
致梁文福
致范道瞻
致范道瞻
致古德明及《明报月刊》编辑
致王润华、淡莹
致缪够
致汪荣祖
1991年
致吴宏一
致王润华、淡莹
致张充和
致汪荣祖
致王润华
致王润华
1992年
致孙淡宁
致清水茂
致毕小元
致严志雄
致痖弦
致王润华、淡莹
1993年
致孙康宜
致念蓉
致程章灿
致郑良树
致陈毓罴
致孙康宜
致孙康宜
致孙康宜
致郑愁予、余梅芳
1994年
致程千帆
致杨晋龙
答饶宗颐
致罗忼烈
致罗忼烈
致张充和
致陈永明
1995年
致痖弦
致王美琴
致程章灿
致罗青哲
致刘绍唐
致严志雄
1996芷
致孙淡宁
致顾毓琇
致陈三苏
致汪荣祖
致施颖洲
致王美琴
致王元化
致余英时
致罗青哲
致非马
1997年
致刘广京
致顾毓琇
致顾毓琇
致施颖洲
赠林焕彰
致王菁棣
1998年
致蔡元丰、陈颖
致林耀椿
致周汝昌
致黄美之
致王元化
致王润华、淡莹
致黄美之
致顾毓琇
致顾毓琇
1999年
挽潘受
致顾潮
致王辛笛
致黄苗子
致顾毓琇
致任继愈
致杨仲揆

周策纵，谱名绪倜，字幼琴，号丝竹、弃园。1916年
1月7日生于湖南祁阳，2007年5月7日逝于美国加州爱尔巴
尼寓所。先生学贯中西，兼综文史，诗词书法无不精擅，
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大家。出于对先生道德文章的景仰，友
朋弟子常尊称他为“周公”。
一
周策纵先生一生经历丰富，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大学
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1938～1942），其后留校担
任《新认识》月刊主编，同时指导在校学生的写作和文化
活动。因受到时任政大教育长的陈果夫赏识，其后担任过
战时首都重庆市政府专员、秘书以及编审室主任等职。
“抗战”胜利后，周策纵获颁政府胜利勋章，又在陈果
夫、陈布雷等人安排之下，担任蒋介石的侍从编审，掌管
记录补写讲稿、新闻发布、宾客接见记录等事宜，在“主
席官邸”住了两三年，并因此结识了党、政、军、文化、
学术各界诸多知名人士。这段“不平凡”的从政经历，使
周策纵“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派系如何纷争，党政
何等瘫痪”，他的思想因此发生改变。其后，1948年5
月，周先生登上“美琪”号赴美留学，就读于密歇根大学
政治系，以五四运动之研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从此开
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周策纵先生以一部《五四运动史》闻名国际学术界。
“五四”对周先生这代人来说，可以说是永远的心愫。根
据周先生的自述，他最早研究“五四”，可以追溯到1946
年。他的第一首新诗，就叫《五四，我们对得住你了》，
这首诗曾在郭沫若和田汉合办的《抗战日报》上发
表。1947年5月4日，他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第一篇研
究“五四”的文章——《依旧装，评新制：论五四运动的
意义及其特征》。同版还有胡适先生、该报主笔王芸生先
生和中国农工党领导人董时进先生纪念“五四”的文
章。1942年，周策纵刚从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经人介
绍，在时任重庆市市长的其乡人贺耀祖手下任职。“抗
战”胜利后，乃入蒋介石侍从室任编审，时为1945年。故
其研究“五四”即始于此时，当时是撰文检讨五四运动的
意义。周策纵自云：
早在三十五年（1946），我曾在上海《大公报》写文
检讨五四运动的意义，谈到五四对中国文化衔接的意义。
因为当时我想写一本《中国文化运动史》，也包括五四运
动，希望说明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之看法与对西方文化之
反映。这只是本书中的一节，节录在《大公报》，论点比
较偏重文化方面，较不注重政治观点，到美国后更专门讨
论这类问题。
故留学密歇根大学期间，其博士论文就是一部五四运
动史。1955年，周策纵以“优等”获美国密歇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哲学博士学位以后，留校
任密歇根大学行政学院（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及密歇根州市政学会（Michigan
Municipal League）助理研究员及研究员。1956年至
1962年，周策纵任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研
究员，并曾兼任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研究员。1963年，周策纵应聘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University of Wisconsin）中文系担任访问讲师，翌
年改为专任副教授，1966年升为正教授，其后任教于威大
东亚语言文学系（1969年起兼任历史系教授）长达三十年
（1964—1994），并于1973年至1979年间担任东亚语言
文学系系主任。周策纵任教期间不仅培养了大批优秀汉学
人才，也通过多种形式（如主编学术刊物《文林》、筹办
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积极推动汉学研究及东西方文化
交流，最终奠定了威斯康星大学作为西方汉学研究重镇的
学术地位。
此外，周策纵还曾任国际《红楼梦》研究会主席、国
际中国现代文学讨论会主席，美国丹福大学、新加坡国立
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等，
获得过美国福特基金会国际奖学金（Ford
FoundationInternationalFellowshipsProgram）、卡
耐基基金会学术奖
（AndrewCarnegieFellowsProgram）、古根汉学术奖
（GuggenheimFellowships）、美国科学院学术奖等，可
谓誉流海外、名重学林。
……
共计通信者150余人（或单位），信件342封。我们从
便利学术研究的角度考虑，决定采用编年的形式，即按照
通信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次。同时，我们利用香港浸会大学
图书馆所藏周策纵资料（包括书信、稿本、图书、族谱
等）之便，对书信出现的人物、文章、事件等作了简单的
注释，希望尽可能多地提供有效信息，以便读者更好地阅
读。其中或有繁简失当或体例不纯之处，尚祈读者谅宥。
以下对本书的注释体例作简要的说明：
一、对书信中出现的人名，主要是周策纵同时代的人
物（包括其朋友、同事、学生等）进行注释，注释内容主
要包括生（卒）年、字号（笔名）、籍贯、任职等。对通
信人（与周策纵通信者）及与周策纵关系密切者（如亲
人、学生等），适当详细出注，增加其生平履历、代表著
作等内容，庶免读者翻检之劳。
二、为避免赘复，书信中的人名均于书中首次出现时
出注；如为通信人，则于首封通信名下出注，务请读

周策纵先生一生经历丰富，充满了传奇色彩。本书共计通信者150余人（或单位），信件342封。我们从便利学术研究的角度考虑，决定采用编年的形式，即按照通信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次。
本书收录了《致林咏泉》《致顾毓琇》《致张充和》等文章。

致林咏泉，1942年9月
饮马篇——答别咏泉
随塞外马蹄得得而来的
一叶边愁落贴在我故土焦土
萧萧，苍苍，舞一万缕柳丝
啸歌中你和高头大马和孔雀的骄矜
又去了这回赠一管玉笛，当酒筵之尾
剑佩飘飘零落几点隽韵
是翩翩沙漠少年该饮马长城
冷，我们共噤过这俗界
所以傲冰雪于千里外
我期约，射虎敌后者的神句
霜草琼根深啮，种国魂而抚养着
更待十年后西窗夜雨
在蜀道外，或剑南，向巫峡和潇湘
参商杯酒如今夕
——一九四二年九月于重庆小温泉
载《幼狮文艺》，43卷6期(270期)，1976年6月，台北。(YouthLiterature，Taipei，June 1976)
林咏泉，东北辽宁人，时任中央政治学校上校军训中队长。在此之前，《大公报》已为他出了“新诗”集，我在政校当学生时，常和他谈诗。(那时在政校任总队长的是中将王辅。二〇〇三年八月于陌地生市。)
致林语堂，1953年8月13日
语堂先生：
近来拜读大作英文《苏东坡传》(砒Gay Genius)，至为钦佩。苏氏一家，天才辈出，在中国古今作家中，实已无双，而东坡如此多方面的成就，更是中外所罕见。自南宋以来，诸家记载东坡事迹者固极多，但能综述其生平，刻划其个性的传记，自然还是以先生大作为第一。我很喜欢这本传记，因为大作具有创作性，史迹有据而叙述生动，像读一部传奇小说，处处引人入胜。我曾买了好些本分赠外国朋友，也都获得过一致的称赏。
这儿我偶然有一两个小问题请教你。你在这书里意译东坡底《朝云诗》第一首(p．360)，把末了两句解释作：When the pill should be formed，she was going tO say goodbye to：him and enter the fairy：mountains．Nolonger would she be like the fairy maiden Of the Wu Gorges，tied to amortal union．但我记得原诗末了两句是：“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山云雨仙。”我这儿没有他底诗集，如果我没记错，那“逐我”两个字底意思似乎该是“随着我”到蓬莱三神山去，同作小游仙，而不是“to say goodbyeto him”。我不知道你对这原文文意作何解释或者你依据了什么版本？又“舞衫歌板旧姻缘”及“不作巫山云雨仙”等句似可作朝云为杭州妓之一证。你在pp．217—218所说的似乎还是有些疑问。其次，在192—193页里，你说到东坡狱中寄子由诗的故事，说是因他儿子托人误送腌鱼而起。可是东坡在原诗题目里自己说是因为“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云云。不知你是否觉得别的记载比他这儿自己所说的更可靠？或有其他更确实的证据？我以为你在这儿如果把他自己记载的也记上一笔，以备一说，证据似乎更完备些，不知尊意如何？
近来中国大陆秧歌很流行，有一种传说，秧歌就是苏东坡创编的，或至少是他拟作过的。据张世文《定县的秧歌》中说：“据定县一般人传说，秧歌是宋朝苏东坡创编的。定县黑龙泉附近的苏泉、东板、西板、大西涨、小西涨等村的农民，多种水稻。在苏东坡治定州的时候，看见种稻的农民在水田里工作，非常劳苦，因此就为他们编了许多歌曲，教他们在插秧的时候唱，使他们精神快活，忘了疲倦，这便是‘秧歌’名称的起源。后来不久秧歌就传遍了全县，定县的男女老幼差不多就都会唱了。农民多不认识字，秧歌便一代一代地用口传下来。东坡先生也万没有想到后来秧歌竞变成了戏剧。”杨荫深在《中国俗文学概论》一书中也引到这点。这传说是否可信当然成问题，不过倒是很有趣的传说。即使是附会的，也可反映出苏氏留给老百姓印象的深刻，也许在定县对诗和歌舞真的尽力拟作过，至少才有这种附会也说不定。不知你对这点注意到么？
这儿附带告诉先生一件事，我之前就注意到苏东坡，是因为先父一生顶喜欢他，无论对他底诗、文、字、画、做人、思想、治事，以及他底一切生活态度，都非常推崇。因此我从小也就时常听到他谈起过苏氏底一些故事。（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