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年度历史类好书！
◇中央文史馆资深馆员、史学名家杨天石精心研究五十年的重磅力作！
◇拼接历史碎片，还原历史现场，再现辛亥革命的前因后果和台前幕后！
◇涉及戊戌变法、同盟会、立宪运动、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
◇载沣、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持各种政见的人物轮番登场。
◇忠实展示辛亥革命的历史全景与诸多生动细节，宛如返回历史现场！
◇资料丰富，叙述简要，见解独立，观点新颖。
◇当帝制皇权被赶下舞台，中国的现代化刚刚起步！
◇辛亥革命已届110年，我们是否忘记了当时为何上路?
◇吴思、雷颐联袂推荐！
◇写作简明而不失其要，采择众说又发出自己的独立声音，是大家写“小书”的成功尝试。——《新京报》
◇通过这本书，我看到杨老师的“论从史出”达到了当代转型研究优选理论代表的水平。
——吴思（历史学者，《潜规则》作者）
◇我们讲传统史学要有史实史德，所谓的史德就是注重材料不要歪曲，所谓的史实就是有一定的借鉴，我觉得这本书恰恰在这两方面是很难得的，是堂堂正正的。
——雷颐（历史学者，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本书以清新的语言、扎实的史料再现了辛亥革命这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从当权的载沣、袁世凯到主张改良的康有为、梁启超，再到践行革命的孙中山，持各种政见的历史人物一一涌现。全书充满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动人细节，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给人很强的现场感。作者不是简单地铺陈陈旧的史料，而是充分挖掘尚未被学界利用的新资料，采择众说，同时又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书中处处可见其犀利独到的观点。

第一章孙中山由体制内改革转向体制外革命
体制内改革的试探——上书李鸿章
“振兴中华”伟大口号的提出
对清廷的最初一击——广州起义
伦敦被囚与《伦敦蒙难记》的写作
交结日本朝野
第二章体制内改革——戊戌变法运动及其失败
改良思潮的兴起
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与公车上书
各地维新活动
变法高潮与“百日维新”
围园除后密谋与维新变法的失败
第三章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合作与破裂
康有为力图以武力使光绪皇帝复位
梁启超的文化宣传活动及其思想新趋向
革命、改良两派的合作与破裂
唐才常与自立军起义
孙中山与惠州起义
第四章清廷的新政和袁世凯集团的崛起
清廷推行新政
袁世凯集团的崛起
第五章新型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国内革命团体的出现
新型知识阶层走上政治舞台
拒俄运动与革命宣传热
黄兴与湖南地区的华兴会
湖北地区的科学补习所与日知会
蔡元培与江浙地区的光复会
岳王会与其他革命小团体
第六章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与访问第二国际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民报》的出版与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革命报刊的继续发展
第七章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起义与暗杀活动
萍浏醴起义
同盟会的两广起义
光复会的浙皖起义
四川和东北的起义
广州新军起义与“三二九”起义
暗杀活动
第八章同盟会的内部矛盾与中部总会的成立
同盟会内部矛盾的发生
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成立与无政府主义派别的出现
共进会
五省革命协会的筹创与光复会的重建
东京同盟会本部的再兴
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
第九章立宪运动与清廷的集权
五大臣出洋与清廷预备立宪
立宪政团的组建
清廷的官制改革
宣统即位、载沣摄政与国会请愿运动的兴起
“皇族内阁”的建立
第十章各类群众斗争的发展与保路、保界运动的发生
城乡人民自发斗争
抵制美货与收回利权运动
保路运动
保界拒约运动
第十一章武昌起义，清朝覆灭
武昌起义
各省响应
南北议和
列强动态
民国建立
清帝退位
结语：帝制终结，专制难除
附录
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对一种传统观点的质疑
孙中山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师其意不用其法——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二题

《帝制的终结》对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历史进程进行了全景式的展开，写作简明而不失其要，采择众说又发出自己的独立声音，显示出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叙述功力，是大家写“小书”的成功尝试。我们致敬杨天石，因为他在学术研究中显出的史学家的风范和对中国梦的真诚追问。在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中，很多未被学界利用的新资料，经他之手，重跃纸上。关于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有形”与“无形”的专制主义，杨先生有自己的独特论点和论据支撑，这也能启发读者对中国道路的盘诘和对于百年中国梦的重新审视，并不断警醒我们：百年已逝，我们是否忘记了当时为何上路?
——《新京报》
任何好的历史理论都是从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来的。杨老师这本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书有一个叙事结构：一开头就写体制外的孙中山先想搞改良，然后又开始进入革命，这是他的转化；二是写了满清体制内的满清贵族和体制内的一些改良派之间的互斗和争夺；还有体制外两派的争论，还有这两派之间的争论搅在一起形成的结果，这种写法使我看到杨老师的论从史出达到了当代转型研究优选理论代表的水平。
——吴思（历史学者，《潜规则》作者）
我们讲传统史学要有史实史德，所谓的史德就是注重材料不要歪曲；所谓的史实就是有一定的借鉴，我觉得这本书恰恰在这两方面是很难得的，是堂堂正正的。杨先生的每一种新观点，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或者为了刻意求新很大胆地去下一个结论，而是非常注重材料，根据材料得出自己的新观点。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也是杨先生做学问的特点。
——雷颐（历史学者，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