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一书收录了苏珊·桑塔格两篇重要论文《作为隐喻的疾病》及《艾滋病及其隐喻》，在文章中桑塔格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文章最初连载于《纽约书评》，由于反响巨大，此后数年中两篇文章被多次集结成册出版，《疾病的隐喻》成为了社会批判的经典之作。

苏珊·桑塔格(1933—2004)，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先后求学于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长期为《党派评论》、《纽约客》等重要刊物撰稿，主要作品包括随笔文集《反对阐释》、《论摄影》、《疾病的隐喻》等，以及小说《恩主》、《火山情人》、《在美国》等；此外，桑塔格还积极介入各类社会事件，发挥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巨大影响力，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

疾病的隐喻

译者卷首语
本书有一个主角，那就
是“疾病隐喻”，但它却是一
个反角。本书是一本文集，
为两篇篇幅很长的批评文字
(作者自己有时称之为“小书
”)之合集。之所以合为一集
，是因为它们的主角是同一
个。《作为隐喻的疾病》
(Illness as Metaphor)最初
连载于《纽约书评》(一九
七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二月
九日、二十三日)，后略作
修改，由纽约的法拉尔一斯
特劳斯一古鲁出版社于同年
出版。《艾滋病及其隐喻》
(AIDS and Its Metaphors)
由同一家出版社于一九八九
年出版。此合集由纽约达博
迪出版社于一九九。年一月
出版。虽然两篇论文的写作
和发表在时间上相隔近十二
年，但主题及处理方式相同
，都是考察疾病(尤其是传
染性流行病，如结核病、麻
风病、梅毒、艾滋病，及恶
性的肿瘤病，如癌症)如何
被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
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一
种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
一种疾病的隐喻又如何进入
另一种疾病的隐喻。
作者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女士在发表
于一九六四年的文章《反对
阐释》中曾把“意义的世界”
称为“影子的世界”，而她通
过眼下这两篇文章所要做的
是将鬼魅般萦绕在疾病之上
的那些隐喻影子进行彻底曝
光，还疾病以本来的面目—
—以她自己的话说，是“把
那种具有堂吉诃德色彩和高
度论辩性的‘反对阐释’策略
运用到了真实世界，运用到
了身体上”，为的是“平息想
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
去演绎意义，而是从意义中
剥离出一些东西”。可以说
，构成姊妹篇的这两篇文章
是米歇尔·福柯所倡导的知
识考古学的具体而微的实践
。它们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的激进政治运动业已偃旗
息鼓之后的七八十年代，共
和党人里根和保守党人撒切
尔夫人的所谓“新保守主义”
时代，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
‘哈耶克的所谓“自由市场”时
代。像历史上所有中途受挫
的政治激进运动一样，未完
全耗尽的革命能量被迫转入
象征领域的斗争，即从街头
转入书斋。然而，激进派很
快意外地发现，原来象征领
域的斗争远比街垒战更加大
有可为、更加触及根本(其
实也更安全)；此外，他们
越来越陶醉于革命联动效应
的幻想，仿佛只要一砖一瓦
地拆除了象征领域这座顽固
的作为基础的堡垒，那么具
有压迫性的权力秩序就会随
之轰然坍塌，公正而自由的
世界就将来临。他们从经济
基础领域退入上层建筑领域
，从现实政治领域退入文化
象征领域，却又把马克思的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
式作了一番修改，变换成以
福柯为其代表人物的那种“
权力／话语”模式，作为利
器带进了文化象征领域。这
样，象征秩序被设想为权力
秩序的基础。他们绝不是布
朗基那一类身着黑色披风的
革命密谋家，而是革命的鼹
鼠：他们在象征领域的历史
地层深处四处打洞，到处啮
噬权力等级制的大树盘根错
节的根茎，直至地面上的大
树因象征水分和合法性养分
的枯竭而衰萎败落。
长期从事文艺批评和小
说创作的桑塔格之所以突然
对疾病隐喻产生兴趣，有其
个人体验。她曾身患癌症，
在持续数年的治疗中，她不
仅得忍受疾病本身带来的痛
苦，而且更得承受加诸疾病
之上的那些象征意义的重压
。在她看来，后一种痛苦远
比前一种痛苦致命，因为它
以道德评判的方式使患者蒙
受羞辱。《作为隐喻的疾病
》发表于桑塔格癌症康复之
后，而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末艾滋病成为一种新流行病
时，桑塔格从中发现了那些
古老隐喻的幽灵重现，便又
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
这两篇文章不是有关疾病的
医学专业论文，而是有关疾
病的意义和隐喻的文化批评
论文(考虑到桑塔格反感那
种高堂讲义式的论文，而更
乐于使用片断式写作，“论
文”一词并不是一个合适的
名称)，是日常生活的意识
形态批判，或者说它们通过
揭示附着在疾病之上的隐喻
来揭示有关疾病(当然，不
仅仅止于疾病)的那种隐喻
性思考方式。正如桑塔格在
书尾所说：“使疾病远离这
些意义、这些隐喻，似乎尤
其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
来抚慰。不过，要摆脱这些
隐喻，光靠回避不行。它们
必须被揭示、批评、细究和
穷尽。”因而，患者及其亲
友、道德家、医生、卫生官
员、意识形态家、诗人、小
说家以及其他普通读者，将
带着不同的心情阅读这本书
。他们中有些是疾病隐喻的
制造者，有些是利用者，有
些是传播者，还有一些，则
是受害者。
这两篇文章当初之所以
不是发表在诸如《柳叶刀》
之类的专业医学刊物上，是
因为它们的潜在读者不仅仅
是医学圈子中人。毫无疑问
，大规模的传染性流行病不
仅是一个医学事件，而且被
当作是一个文学事件，一个
道德事件，一个政治事件，
此外，还是一个经济事件。
刚刚过去(它还会回来吗？
顺便说一句，译者翻译此书
时，适逢SARS肆虐北京，
而本书为译者观察流行性传
染病的社会层面，提供了一
个有启发性的视角)的SARS
，像是历史上任何一场大规
模传染病的重演，那是一系
列的戏剧——只不过，在一
个科学已发展到足以准确预
测一颗与地球遥隔

《疾病的隐喻》一书主要阐释三种曾被视为绝症的疾病，肺结核、癌、爱滋病，全书包含了〈疾病的隐喻〉与〈爱滋病及其隐喻〉两篇论文，苏珊·桑塔格剥除掉疾病千百年来在文化中被误解的种种迷思，呈现出它们的真正意义。《爱滋病及其隐喻》更将她的评论范围延伸到与爱滋病相关的种种隐喻，揭露真相，让病患免于罪恶、羞耻和恐惧。本书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对医学专业人士，以及成千上万的患者与照护者，造成了无比深远的影响。

本书中译本依据的是纽
约达博迪出版社一九九○年
版的《作为隐喻的疾病及艾
滋病及其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Newr York
Doubleday)，平装本第一版
。中译本书名改为(《疾病
的隐喻》。在翻译过程中，
作者苏珊·桑塔格女士寄来
勘误表，对该版中少数几处
地方作了一些修改。这些改
动，译者在中译本相应处都
已一一标注出来(见脚注部
分的“译注”)。读者在对读
原文时，务必注意这一点。

1
两种疾病一直以来都引人注目地同样为隐喻修饰物所复杂化，这就是结核病和癌症。①
结核病在十九世纪②所激发出来的和癌症在当今所激发出来的那些幻象，是对一个医学假定自己能够包治百病的时代里出现的一种被认为难以治愈、神秘莫测的疾病——即一种人们缺乏了解的疾病——的反应。这样一种疾病，名副其实地是神秘的。只要这种疾病的病因没有被弄清，只要医生的治疗终归无效，结核病就被认为是对生命的偷偷摸摸、毫不留情的盗劫。现在，轮到癌症来成为这种不通报一声就潜入身体的疾病，充当那种被认为是冷酷、秘密的侵入者的疾病角色——它将一直充当这个角色，直到有一天，像当初的结核病一样，其病因被查明，其治疗方法变得有效。
尽管疾病的神秘化方式被置于新的期待背景上，但疾病(曾经是结核病，现在是癌症)本身唤起的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因此，数量惊人的癌症患者发现他们的亲戚朋友在回避自己，而自己的家人则把自己当作消毒的对象，倒好像癌症和结核病一样是传染病。与患有一种被认为是神秘的恶疾的人打交道，那感觉简直就像是一种过错；或者更糟，是对禁忌的冒犯。光是这些疾病的名称就似乎具有一种魔力。在司汤达《阿尔芒斯》(一八二七)中，男主人公的母亲拒绝说“结核病”，因为她担心一旦说出这个词，儿子的病情就会迅速恶化。卡尔·梅宁格也发现(见其《活力平衡》)“单是‘癌症’这个字眼儿，据说就能杀死那些此前一直为恶疾所苦、却尚未被它(立刻)压垮的病人”。他作出这番评论，是为了支持在当代医学和精神病学中大行其道的那些具有反智色彩的虔信态度以及廉价的怜悯。“患者之所以找我们，是因为他们遭受疾病之苦，感到灰心丧气而又无能为力。”他接着说，“他们不想被贴上那种使人身败名裂的标签，他们当然有这个权利。”梅宁格医生建议医生们不妨丢开“名称”和“标签”(“我们的作用是帮助这些病人，而不是加重他们的痛苦。”)——而这实际上可能强化了疾病的神秘性和医学的权威性。不是如此这般的命名行为，而是“癌症”这个名称，让人感到受了贬抑或身败名裂。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作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解决之道并非是对癌症患者隐瞒实情，而是纠正有关这种疾病的看法，瓦解其神秘性。
仅仅几十年前，一旦获悉某人患了结核病，就无异于听到了他的死刑判决——正如当今，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癌症等同于死亡——人们普遍地对结核病人隐瞒他们所患之病的真相，在他们死后，又对他们的子女进行隐瞒。即便对那些已获悉自己病情的患者，医生和患者家属也有顾虑，不想多谈。“人们并未明确告诉过我什么，”卡夫卡一九二四年四月从疗养院(两个月后，他死于该疗养院)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因为一谈到结核病……每个人的声音都立刻变了，嗓音迟疑，言辞闪烁，目光呆滞。”隐瞒癌症病情的惯例甚至更为牢固。在法国和意大利，医生们仍坚持这一成规，即向癌症患者家属通报癌症诊断结果，但对患者本人却讳莫如深；医生们认为，除了那些极其明事理、知天命的患者外，其他癌症患者全都承受不了真相(一位顶尖的法国肿瘤专家告诉我，在他的癌症患者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知道自己患的是癌症)。在美国——部分原因是医生们担心因治疗失当而招惹官司——如今对患者要坦率得多，但这个国家最大的肿瘤医院在给门诊病人寄常规通知和账单时，却不在信封上注明寄信人，其假设的理由是病人可能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所患何病。因为一旦患上癌症，就可能被当作一桩丑事，会危及患者的性爱生活、他的晋升机会，甚至他的工作，所以知道自己患了癌症的人对自己所患之病即使不是三缄其口，也往往表现得极为谨慎。一九六六年通过的联邦法律《知情权法案》将“癌症治疗”作为不得公之于众的事项列入排除条款，因为这些事项一旦公之于众，就可能“无端侵犯个人隐私”。癌症是该条款提到的惟一一种疾病。P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