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有春撰写的一部医学人类学研究论著，围绕医学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把疾病放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中作考察，研究不同时空下人们对疾病的认知、行为，及借用相关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全书分为“疾病与健康：人类学视角”“疾病、文化与求医行为”“作为文化体系的公共卫生”这三个部分，在理论方面探讨了人类学对于疾病的不同视角、对民族医学的理解，实践方面则有人们求医行为的文化意义、人类学观点和理论在公共卫生体系中的应用等，是一部较好的人类学研究著作。

张有春，汉族，甘肃山丹县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于中央民族大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任职于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2003—2004年赴哈佛医学院社会医学系访学。201D4年赴香港中文大学精神医学系访学。2006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08年1月获“澳大利亚领袖奖资助项目——增强中国艾滋病社会科学研究能力”，赴新南威尔士大学访学。2017年晋升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涉及发展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应用人类学，主攻农村贫困与发展、艾滋病等主题，已出版《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译著，2008）、《医学人类学》（教材，2011）、《贫困、发展与文化》（专著，2014）、《田野四辑》（人类学随笔，2016）、《身体、叙事与主体性：医学人类学论集》（合编，2020）、《多学科视角下中国健康发展前沿》（合著，2021），并参与编写庄孔韶教授主编的《人类学通论》、《人类学概论》等教材，在各类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数十篇。

自序
上编 疾病与健康：人类学视角
疾病的文化界定与文化建构
疾病、健康与环境适应
福柯的权力观对医学人类学的启发
污名与艾滋病话语在中国
中编 疾病、文化与求医行为
人类学视野中的民族医学疗效评价
一个乡村治病过程的人类学解读
基于场所差异的健康实践与求医行为——以广西L市女性性工作者为例
“灶连炕”、儿童烧烫伤与风险文化
居住方式、家庭策略与老人的主体性——基于广西一个贫困村落的调查
下编 作为文化体系的公共卫生
人类学与公共卫生：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艾滋病歧视的根源与反歧视策略研究
艾滋病健康教育材料的文化适宜性——以广西L市的评估研究为例
禁毒执法对降低危害工作影响的快速评估

2021年4月中旬，应巫
达兄和中西书局之邀，我
参与了《人类学新视野丛
书》的组稿。在搜罗文稿
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涉足
医学人类学领域竟已有十
多年之久了！十多年的光
阴在指缝间溜走，只剩下
手头这十数篇散落各处的
文章，像一个个彼此从未
谋面的兄弟。
虽然对这些文章我并
不满意，而且自从发表后
很少想起它们，更没有产
生过结集出版的念头，但
在“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
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疾
病与健康问题以一种极端
的形式赫然凸显在人们面
前之后，也许我曾经的思
考并非完全没有现实意义
。怀揣这样的希冀，我在
过往的期刊中翻出这些满
面尘灰的文章，凑成了手
头的这部集子，也算是对
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阶段
性总结与回顾。
林耀华先生认为，大
凡学术研究多始于个人兴
趣，而成于不计得失成败
与能否学以致用的长期实
践。然而，我的医学人类
学生涯却全靠机缘——不
是我目标明确，审时度势
，知道自己的旨趣所在，
而是在我完成学业进入社
会之际，中国医学人类学
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2002年我人类学
博士毕业，正赶上国家层
面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
国际社会也在积极推动国
内人文社会科学家的参与
，在清华大学景军教授的
引荐下，我得以进入中国
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成
了一名公共卫生工作者。
这样的进入方式决定
了我的医学人类学生涯一
开始就是社会问题
（social problem）而非学
术议题（academic issue
）导向的。理论研究以深
化对学术议题的理解与认
识为要务，而社会问题导
向则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
的。尽管对于人类学而言
，正确的认识是解决问题
的起点与关键，但更多时
候，对问题的透彻认识并
不意味着能够帮助更好地
解决具体问题。潘绥铭等
学者的研究就表明，艾滋
病是更大范围内社会问题
与矛盾的集中表现，而不
是艾滋病引起了各种社会
问题。但是，公共卫生部
门能够利用这一研究发现
解决艾滋病问题吗？正因
如此，在2008年5月召开
的“促进艾滋病性病领域
人文社会科学与公共卫生
的合作国际研讨会”上，
一位有着较强人文社会科
学倾向的公共卫生专家在
总结社会科学参与艾滋病
防治的经验时尖锐地指出
：社会科学参与艾滋病防
治没有解决问题，反而“
添乱”，提出了很多公共
卫生领域无法解决的问题
。的确，公共卫生专家对
此无能为力。身处公共卫
生体制之内，我的实践又
何尝不是如此？除因项目
经费激增而无休止的会议
、培训、交流外，我只能
走马观花地作短暂的田野
调查，然后就艾滋病防治
中的社区参与、艾滋病政
策决策过程、健康教育材
料的制作及艾滋病项目的
伦理审查等议题发表一些
不痛不痒的观点，提一些
缝缝补补的意见建议。在
这个过程中，我不知不觉
变成了公共卫生体制的“
局内人”（insider），直到
2006年调到中国人民大
学任教，我才从田野回到
书斋，正式开启学术生涯
。
就艾滋病防治而言，
虽则数年的“局内人”实践
使我对公共卫生工作人员
向性工作者传授正确使用
安全套的方法，以及在静
脉注射吸毒者中开展同伴
教育（peer education）
、发放清洁针具的做法存
疑——这不仅在于这些行
为本身显得幼稚乃至荒诞
，而且它们在不同部门的
政策法规与实践之间造成
了冲突与张力，但这并不
意味着我更认同人类学圈
子的研究取向。回到学校
当年，适逢“第四届人类
学高级论坛”召开，会上
有青年学者抱怨：自己想
研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
生存状况，无奈当地疾控
中心不配合，不肯提供感
染者的相关信息，使自己
的研究无法展开。对此，
她表达了自己对疾控系统
的不满。还有个别学者慷
慨陈词，历数人类学的优
势，引起在座的强烈共鸣
与附和。他们或为人类学
的“无所不能”添砖加瓦、
添油加醋，或因人类学为
会场外的“外行”忽视而愤
愤不平、顾影自怜。对这
种关起门来“自嗨”的做法
，我相当反感。在会议后
期的圆桌会议上，我直接
对人类学圈子内的两种倾
向进行了批评：一个是人
类学中心主义，另一个是
人类中心主义。
首先是人类学中心主
义。人类学以整体上认识
人及其文化为己任，覆盖
领域广，分支众多，但这
并不意味着人类学可以包
打天下。与其他任何学科
一样，人类学实际只是提
供了看待问题的一种视角
，而在解决具体社会问题
方面，人类学并不一定具
有优势。就拿对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的研究来说，无
论对感染者还是艾滋病防
治而言，人类学研究都是
一种干涉，其潜在的社会
价值是未知的，而它给感
染者带来的隐私暴露、心
理伤害等负面影响却更为
切实。因此，人类学研究
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疾控部门也没有义务配合
。对此，人类学家应该有
清醒的定位与认识，不能
关起门来夜郎自大。
其次是人类中心主义
。在发言中我谈到，无论
公共卫生领域、人类学家
还是一般公众，人们一谈
到疾病就好像它是人类的
敌人，必须消灭之而后快
，这就是一种人类中心主
义的思想。自从人类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