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汝龙译《契诃夫小说选集》二十七册陆续出版，收入小说二百余篇。该选集每册取名活泼引人，便于携带阅读，影响深远。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修订重版该选集，采用汝龙先生生前据俄文版重新校订过的译文，以飨读者。
本书为该选集中的其中一册，收录了九篇契诃夫小说，其中《恐怖》借一个恋爱故事讲述了人世的混乱；《万卡》描写一个被贫苦和奴役重压的小孩子渴望自由幸福的生活……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是俄国的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是俄国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莫泊桑和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是一个有强烈幽默感的作家，他的小说紧凑精炼，言简意赅，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余地。其剧作对20世纪戏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描写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借此真实反映出当时俄国社会的状况。他的作品的三大特征是对丑恶现象的嘲笑与对贫苦人民的深切的同情，并且其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沙皇统治下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的丑恶现象。他被认为19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恐惧
万卡
凶杀
风滚草
美妙的结局
死尸
乞丐
佩彻涅格人
伤寒

契诃夫作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流传甚广。本书收录了若干篇契诃夫的代表性小说名篇，高度体现了契诃夫作品真实、朴素、幽默的艺术特点和文字洗练的创作标准。
契诃夫以截取生活横断面的手法，惟妙惟肖地呈现隐藏在生活潜流之下的真相，将生活的本质和人性的精妙掰开揉碎，力透纸背。

恐惧
我的朋友的故事
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西林大学毕业以后，在彼得堡政府机关里工作，可是到三十岁那年，他辞掉工作，去经营农业了。他经营得不坏，然而我仍旧觉得，他干这种工作不合适，还是回彼得堡的好。每逢他给太阳晒黑，周身扑满灰白的尘土，劳累得筋疲力尽，在大门外或者门道里迎接我，后来在晚饭桌上睡意蒙咙，他妻子把他当作小孩那样领去睡觉的时候，或者每逢他压下睡意，用他那柔和、热诚而且似乎在恳求什么的声调说出他那些优美的思想的时候，我总认为他不能算是个经营农业的人，也不能算是个农学家，只不过是个劳乏的人罢了。我清楚地看出，他并不需要经营什么农业，他所需要的是把日子打发过去，就此而已。
我喜欢到他家里去，有时候在他的庄园上盘桓两三天。我喜欢他的房子、花园、大果园、小河，以及他那种有点沉闷，有点浮夸，然而条理清楚的哲学议论。大概我也喜欢他本人，不过在这方面我说不准，因为我至今还不能理清我当时的感情。他是一个头脑聪明、心地善良、不讨人厌，而且态度诚恳的人，可是我记得很清楚，每逢他把藏在心里的秘密告诉我，把我们的关系说成是友谊，那总会惹得我不痛快，使我觉得别扭。他对我的友情有点叫人不舒服，不好受，我倒情愿只跟他维持普通朋友的关系。
问题在于我非常喜欢他的妻子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我并没爱上她，不过我喜欢她的脸、眼睛、声调、步态，如果很久没有跟她见面，就会惦记她，在那种时候我的想象力最乐于描绘的，就莫过于这个年轻美丽而又优雅的女人了。我对她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企图，也没想望什么，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次临到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我想起她的丈夫把我看作朋友，我就觉得不自在了。遇到她在钢琴上弹我喜爱的曲子，或者对我讲起一件什么有趣的事，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不过同时，不知什么缘故，就会有一种想法溜进我的脑子，我想到她爱她的丈夫，他是我的朋友，连她自己也认为我是他的朋友，于是我就败了兴，变得无精打采，不自在，心里烦闷了。她看出这种变化，照例说：
“您的朋友不在，您闷得慌了。我得派人到田里去找他回来。”
等到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回来，她就说：
“喏，现在您的朋友来了。您就高兴起来吧。”
照这样过了一年半光景。
有一回，那是七月里一个星期日，我和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闲得没有事做，就坐着马车到一个大村子克路希诺去买吃晚饭用的凉菜。我们只顾在那些小铺里穿来穿去，太阳却已经下山，黄昏来了，而这个黄昏我大概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们买了一些像肥皂的干酪和气味像煤焦油而硬得像石头的腊肠以后，就到小饭铺里去问一下有没有啤酒。我们的马车夫到铁匠铺去给马钉马掌，我们就对他说，我们在教堂附近等他。我们一面走路一面谈话，笑我们买下的吃食，这时候却有一个人跟在我们后面，一句话也不说，神情鬼鬼祟祟，就像暗探似的。此人在我们县里有个相当古怪的绰号：四十个殉教徒。这个四十个殉教徒就是加甫利拉·谢威罗夫，或者简单地叫作加甫留希卡，他曾在我家里做过听差，不久就因为酗酒而被我辞掉了。他在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家里也做过事，后来也因为同样的过错给辞掉了。他是个嗜酒如命的酒徒，而且总的说来，他的整个命运就是醉醺醺的，像他本人一样昏天黑地。他父亲是个神甫，他母亲是个贵族，按出身他属于特权阶层，可是不管我怎样细看他那张憔悴的、恭顺的、永远冒汗的脸，他那把已经变白的红胡子，他那件可怜样的破上衣和底襟不塞进裤腰里的红衬衫，我却怎么也找不出一丁点儿在我们社会生活里可以称之为特权阶层的痕迹。他自称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在神学校里读过书，可是没有毕业，因为吸烟而被开除了；后来在主教的唱诗班里唱歌，在一个修道院里待过两年左右，又被开除了，然而这回不是由于吸烟，而是由于“嗜好”了。他徒步走遍两个省，不知什么缘故向宗教法庭和各衙门递过状子，受过四次审判。最后他流落到我们县里来，做听差，做守林人，做照料猎犬的人，做教堂的看守人，跟一个寡妇——一个放荡的厨娘结了婚，从此陷入奴仆的生活，习惯于肮脏和下流，结果连他自己讲到自己的特权阶层出身，都不免带点迟疑的口气，仿佛在讲一个什么神话似的。在目前这个时期，他没有工作而在逛荡，自称是个马医和猎人。他的妻子走掉了，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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