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核心信念是，为了“应对”过去，人们必须不断保持对它的记忆。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克里斯蒂安·迈耶翻阅了世界史，以了解人们在战争或内战后寻求和解时曾经做过什么。他的发现既惊人又简单：自古希腊人以来，世界一直依赖遗忘。然而，纳粹时代的德国罪行不能被遗忘。公众对他们的纪念是过去和现在都不可缺少。
本书回顾了人类历史上数个通过遗忘达成的和解，如果人类无法遗忘，也就无法与过去和敌人和解，从而陷入永久的混乱，如果对非人的暴行选择完全遗忘，则又有可能重蹈覆辙。本书从少有人关注的角度，揭开了历史中长期被忽视的一面。

克里斯蒂安·迈耶，慕尼黑大学古代史荣誉退休教授，前德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前德国语言与文学学院院长，获得了德国格林兄弟文学奖、奥地利科学与艺术狮子勋章，以及哥延根科学院的利希滕贝格奖章。他还是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挪威科学院以及雅典科学院的成员。著有《凯撒》、《从雅典到奥斯维辛》、《被遗忘的命令与不可缺少的记忆》等作品。

第一部分 记忆—压抑—遗忘
第一章 引人注目的发现
第二章 对待阴暗过去的公共手段
第三章 希腊人
立下遗忘恶行的决议：公元前404年至公元前403年的雅典大赦
另一重关系：复仇的欲望与必需的克制能力胜利者与战败者
第四章 中世纪和近代
第五章 1945年以来的德国
第六章 记忆取代遗忘？
1945年以来其他国家所遇到的问题
第七章 1989年以后的德国
第二部分 德国统一中的精神问题
后记

克里斯蒂安·迈耶是慕尼黑大学古代史荣誉退休教授，前德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前德国语言与文学院院长，并且还是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挪威科学院及雅典科学院的成员。
本书是作者曾于柏林发表的学术演讲综述。一方面，作者对于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两德历史，做出了极具思想性的拓展。另一方面，也对至今热度不减的古代欧洲历史有所关注。
是世界史，也是欧洲史：从古希腊、古罗马战争开始切入，详细呈现了欧洲从古至今，伯罗奔尼撒战争、恺撒被杀、犹太人出埃及、法国大革命、纳粹屠杀……强调遗忘与铭记之间的力量博弈，错综复杂的利益斗争。揭示关于记忆背后的文化、社会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

“记忆-压抑-遗忘”是我于
1996年1月25日在柏林-勃兰
登堡科学院发表的一篇学术
演讲。一方面，它在前一年
于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以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
之际进行的若干场辩论的基
础之上做出了一定程度上的
拓展和延伸。另一方面，我
当时的这篇学术演讲也对时
至今日依然热度不减的关于
东德过去历史的辩论有所关
注。
我在这篇演讲里的意图
是将这两个问题与公开处理
阴暗过去的方式（当然，这
两个与德意志民族息息相关
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全然
不同的，但它们总是交织重
叠在一起）放在一个更为广
泛的历史背景下去讨论。除
了记忆的不可推卸性（有很
多人出于“好”的理由谈论这
个问题，但在这些“好”的理
由中，有一些对于民主德国
的过去而言就显得不那么“
好”了），也要适当地注意
遗忘的必要性。这种遗忘的
必要性在世界历史上长久以
来占据着主导地位，直至现
在也仍未被抛弃。人们应当
注意到这样一个普遍的问题
，即在对记忆的要求（这同
时意味着对正义或复仇的要
求），以及对于外部和平与
内部团结的需要之间，想要
寻求一种平衡是十分困难的
，但人们还是会不断地去尝
试在两者之间进行折中与调
和。我们还应该追问的是，
在公元前404年至公元前
403年的雅典大赦过去将近
2500年之后，处理纳粹德
国那段历史时所使用的不合
于传统的做法是否可以作为
一条新原则就此出现的论据
？正是考虑到自1933年至
1945年德国历史的独特性
，尤其是鉴于纳粹德国对欧
洲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我
们可以大胆地提出如下假设
：对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如何
也绕不过去的特殊纪念活动
是（而且在未来仍将持续作
为）一个例外。
这篇学术演讲所依照的
文稿曾为了付印科学院的《
报告与论文集》（第3卷，
柏林，1997年，第59页至
第99页）的缘故而得到了补
充和润色，也曾于1996年9
月以缩略版本的形式发表在
《水星》（Merkur）杂志
上（第50卷，第937页至第
952页）。
该报告一经发表，立即
在东柏林获得了一定的反响
，因此我又应邀在东柏林，
于完全不同的背景和环境下
，再次阐述了这个问题。此
外，除了德国联邦议院的一
位议员偶尔就此发表的评论
，以及波兰要求获得本文的
翻译权外，我就不知道外界
对我的这篇报告还有什么反
应了。
不过，到了2008年，彼
得·本德（Peter Bender）
在他去世前夕觉得这个问题
值得更多关注，特别是在关
于民主德国的问题方面。《
记忆与遗忘——1945年和
1989年的德国历史》
（Erinnern und Vergessen.
Deutsche Geschichte 1945
und 1989.）载于《意与形
》（Sinn und Form）第60
卷，2008年，第581页至第
592页。再版于彼得·本德《
双重德国：1945至1990年
间一个并不割裂的战后史》
（Zweimal Deutschland.
Eine ungeteilte
Nachkriegsgeschichte
1945-1990.），慕尼黑，
2009年，自第285页始。
这引起了出版商希望再
次独立出版我这篇讲座稿的
兴趣。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对
这篇文本进行了大量的修改
，对于其中一些部分还免不
了干脆重写。
我于本书中没有针对有
关古希腊历史的那部分问题
展开详细的论述（这既属于
我自己的专业范畴，也涉及
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赦）
，并提供一切必要的证明材
料。因为考虑到本书全文在
其他方面和部分都坚持了杂
文式的体裁风格，所以对古
希腊历史的那部分内容只做
简要的处理是相对合适的。
对此我恳请读者们能够给予
理解。
随正文一并附上的还有
我于2009年12月在慕尼黑
人民高等学校（Münchner
Volkshochschule，一个成
人教育机构）做报告时所用
的演讲稿，其中涉及在不同
维度下思考关于处理东德历
史的问题，即从德国统一过
程中的精神问题的角度来分
析。当时的组织者邀请我参
加一个在“1989·11·9”二十
周年之际所举办的系列讲座
，他们要求我根据自己从
1989年11月23日以来对这
个问题所做出过的所有评论
，再进行一次更具有系统性
的回顾。因此，我在书中会
偶尔提到自己写过的文章。
本书的初稿最早由汉瑟出版
社（Hanser Verlag）收集
整理，当时的标题为：《两
德的统一：一致的挑战》（
Deutsche Einheit als
Herausforderung），于
1990年在慕尼黑出版。
我谨向曾为本书提供了
许多帮助的海德伦· 蒂尔（
Heidrun Thiel）致以最诚挚
的感谢。

记忆不能磨灭，它还得
存续下去，好使后人警醒。
——罗曼·赫尔佐克 德国
前总统
一切有关既往嫌隙的回
忆须泯灭于永久的遗忘中。
——罗马元老院

第一章 引人注目的发现
“记忆不能磨灭，它还得存续下去，好使后人警醒。”德国联邦总统罗曼·赫尔佐克在其1996年1月27日（即“纳粹受难者纪念日”）当天发布的公告中如是宣称。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也在他1985年5月8日的演讲中提到：“那些不想记住过往非人道行径的人会丧失精神上的抵抗力，会再次被恶魔般的思想感染。”与上述两则引言相类似的观点不胜枚举，它们的中心思想无非是：如果我们忘记纳粹德国犯下的亘古未有的罪行，就会面临重蹈覆辙的危险。这在当今已然成为一则广为流传的信条。
然而从一则公元851年签署的条约的第一章中，我们可以读出完全不同的意味。订立条约双方早在其中表明了他们的目的—“过往一切仇怨”，紧接着是对各种伤害行为和尔虞我诈的罗列，“无论是在你我之间直接发生的，还是关于你我的所有纠葛，皆得清偿（abolitio）。双方将忘记上述的一切，并连同所有的恶意和愤懑从心底一并拔除，以防止由以上种种邪恶与仇恨引发的报复行为出现”。
一边是人们试图通过记忆来防范重蹈覆辙的危险，另一边却在竭力抹除这些回忆，生怕因为它而再次造成恶端。
当我们纵览史册，便会发现人们通常会选择后者的做法：我们的祖先曾无数次借助决议、共识和对后人的叮嘱来选择遗忘各种不公、残忍与恶行。那从古至今一长串的议和协定见证了这一切。在土耳其1923年与协约国签订的《洛桑条约》中确立了一则“宽免协定”，其序言中明确表示了希望诸国皆能遗忘（oubli）“一切曾破坏东方和平之事”。
与此类似的还有西塞罗在恺撒被暗杀后的第二天，即公元前44年3月17日，在罗马元老院的讲话：“一切有关既往嫌隙的回忆须泯灭于永久的遗忘中（omnem memoriam discordiarum oblivione sem piterna delendam）。”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垒筑“和平的基石”，亦不失为一种对前人贤举的效仿—公元前403年那场著名的雅典大赦。当时的大赦成功终结了一场雅典的内乱，这在西塞罗看来亦是化解眼下罗马爆发内战危险的良方。“赦免”（Amnestie）一词最初的含义仅仅是“不再记得、遗忘”，它的发明应当归功于希腊人。而这个词直到公元前2世纪才首次以“赦免”的意义出现。
将近2000年以后的1946年9月19日，丘吉尔在他举世闻名的苏黎世演说中呼吁昔日的死敌能够在神的佑赐下忘却仇恨（blessed act of oblivion）。而此前人们都坚信，这般自14世纪蒙古人入侵以来还从未有过的残暴罪行和血腥杀戮必须得到惩戒。在这番话中，丘吉尔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也效仿了西塞罗。
1814年，法国大革命中发生过的恐怖恶行得到了几乎同样方式的对待。即便是路易十六在大革命中被送上了断头台，在波旁王朝复辟不久后从流放地归来的法国新国王路易十八还是在他准予颁行的《1814年宪章》序言中解释道：“吾等勠力同心，以图重建那个由于吾国吾民误入歧途深渊而破碎的时序。”他就这样隐晦地将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历史一笔带过，“改弦更张，以希冀根除记忆中吾等缺位时肆虐吾国之恶端，恰如吾等盼愿吾民于浩浩历史之中，再无此等恶端可寻，再无覆辙可以重蹈”。接着他在宪章第十一条中规定：“一切对于复辟前的言论和表决过程的追溯都是被禁止的（interdits）。对上述内容的遗忘是各级法院和全体公民的义务。”之前的例证里所呈现的，大多为缔约双方就“遗忘”一事达成妥协，而此处则是胜利者单方面选择了遗忘，尽管他有充分的理由去追惩那些将路易十六推向断头台的旧敌。
用遗忘的做法来对待历史的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欧洲。伊斯兰化之前的阿拉伯人就有过诸如此类的尝试。印第安人也有“埋葬干戈”的说法（用于战争的武器不能随意丢弃，否则就很容易再次被人找到！）。1743年，易洛魁联盟曾向弗吉尼亚州提议：“彻底掩埋双方此前的交恶，好让这段历史不再为世人知晓，直至海枯石烂。”同时，此类事例在亚洲也有迹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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