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根据杨牧之的采访口述内容整理编撰而成，以问答的形式，回忆了杨署长从求学到进入出版行业工作这几十年中，他所见证的一些的重大事件和承担的一些重大项目，这当中既有事件背后的趣事，也有改革路上的艰难；既有人生的关卡，也有成功的喜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为出版事业“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同时也见证了他为出版事业所做的贡献；让我们捕捉到不少通向历史真相的线索，同时也记录下很多宝贵的人生感悟。

杨牧之，生于吉林省德惠县，祖籍河北省宁河县。中共党员，编审。196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6年7月毕业。随后，入职中华书局做编辑工作。1980年至1987年5月参与创办并主持《文史知识》月刊。
1987年5月调入国家新闻出版署(总署)，先后任司长、党组成员、副署长。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国社科基金新闻与传播学评审委员。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工作委员会主任。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工委会主任、总编辑。《中国出版史研究》主编。
2002年至2007年任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总裁。
2009年起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总主编。
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198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聘任为兼职教授，讲授《诗经》专书课，开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讲座。
2008年4月，任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主要著作：《编辑艺术》《论编辑素养》《我的出版瞳憬》《关于出版的思考与再思考》《出版论稿》《最喜今生为书忙》《辛弃疾》《辛弃疾词选注》《世说新语选译》(合作)等。
散文集：《云深不知处》《在那恒河的原野》《佛罗伦萨在哪里》《火车带来的乡愁》《梦回》等。
主要论文：《“关雎”与“诗无邪”》《从“桃夭”篇谈(诗经)善与美的统一》《“郑风淫”论》《(史记)修订本的成绩和出版的意义》《历史的记忆与传承的平台一(中国古籍总目)编纂随想》《传统文化的立足点与着眼点》《(西昆酬唱集)刍议》《(金瓶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发行的故事》《我对古籍整理研究与出版认识的三个阶段》《精品图书七论》《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中国大百科全书)》等。
主编项目：《中国工具书大辞典》《论古籍整理与出版》《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文库》《大中华文库》《中国古籍总目》(合作)《百科学术文库》。

第一章 围绕几本书谈编辑工作
一、《毛主席诗词注释》
二、《读<封建论>》
三、三部有关《诗经》的译注稿
四、策划和出版《古文字学初阶》
五、对编辑工作的体会
第二章 出版管理为的是多出好书
一、出版管理方面的要求
（一）制定出版规划
（二）年度选题评析
（三）图书的审读工作
（四）图书的校对工作
（五）图书品种总量的掌控
二、鼓励多出好书的措施
（一）“国家图书奖”的设立与评选
（二）评选优秀出版社和良好出版社
附：《1994年全国图书选题评析》
第三章 中国出版集团成立始末
一、中国出版集团改革的背景
二、辽宁出版集团挂牌问题
三、上级决定由我主持建立中国出版集团
四、关于成立中国出版集团的两个重要文件
五、李长春同志视察总署，听取了集团的汇报
六、刘云山同志的讲话让我们倍受鼓舞
七、我对出版社转企、股份制的想法
八、加快研究、推进集团的转企改制
九、集团收到了盖着中国政府最大的印的国务院文件
十、得到了发改委批准的办公楼
十一、集团要实现化学反应、融合发展
十二、公益性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从集团转出
十三、衷心祝愿中国出版集团乘胜前进
十四、中国出版集团上市
第四章 走向世界的《大中华文库》
一、“文库”的缘起
二、第一批成果
三、得到国家总理的高度赞扬
四、一个团结有效率的集体
五、向第三个高峰前进
第五章 “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
一、我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认识的三个阶段
二、历史的记忆和传承的平台——《中国古籍总目》编纂随想
三、《史记》修订本的成绩和出版的意义
四、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变迁
五、关于古籍整理的一些想法
第六章 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
一、我对“百科全书”的认识
二、《不列颠百科全书》突然宣布停止出版纸版
三、“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事业和今后的构想
四、《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的几个疑难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第七章 办好一本刊物的感想
一、创办《文史知识》的缘起
二、什么样的刊物受欢迎
三、“雅”“俗”与“雅俗共赏”
四、办刊物就是要请“专门家”撰文
五、杂志办“专号”的价值
六、编辑部的活力与凝聚力
附一：编辑部里的年轻人
附二：相知未变初衷——庆祝《文史知识》创刊40年
第八章 “此刻学习，你将圆梦”——后记
一、“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
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
三、“此刻学习，你将圆梦”

收集鲜活史料 知古鉴
今资政
——“口述出版史丛书”
总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对党的历史
的总结和运用。习近平总
书记曾强调指出，历史是
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
、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
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
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
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进
一步学习和研究党史国史
，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
统和工作作风，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推
动各方面工作健康发展，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
基本遵循。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出
版史是党史、国史的一个
缩影。出版史与一个国家
的社会发展史有着深厚的
渊源，这一判断至少包含
如下三层意思：作为一种
实践活动，出版活动本身
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作为一种传播载
体，出版行为具有记录历
史、传承文明的功能与作
用；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
分支，伴随着人类社会历
史车轮的缓缓前行，出版
业也在创造和书写着自身
的行业发展史。
孔子曾称赞其弟子子
贡为“告诸往而知来者”，
意思是告诉你以前的事，
你就能够举一反三、知道
未来。这说明反思历史是
未来发展的必要借鉴。没
有历史的未来，亦犹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
思议的。因此，我国出版
业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
续繁荣发展，恐怕也需要
对一个时期以来的出版史
进行返观自省，梳理过往
的发展轨迹，剖析发展节
点上的是非曲折，总结疏
导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
等等。一个行业，倘若没
有深厚的历史作为积淀，
是注定走不远的。
研究历史，就需要有
丰富的相关史料。史料包
括文献史料，有史书、档
案文书、学术著作等文字
史料，也包括当事人或亲
历者提供的口述史料等。
尽管我国史学有秉笔直书
的理念倡导和传统，但毋
庸讳言，那种“为尊者讳”
“为当权者隐”的流弊却也
屡见不鲜。因此，历史过
程的亲历者、历史事件的
当事人或目击者所提供的
口述史料，就有着非同寻
常、非常鲜活、非常珍贵
的特殊价值。
几年前，北京电视台
推出了一档集人文、历史
和军事等题材在内的揭秘
性纪实栏目——《档案》
，颇受观众青睐。2011
年，我看了一期《档案》
节目后受到启发，觉得在
我们出版界把那些当代的
、珍贵的资料用音像的形
式收集、记录和保存下来
，很有必要、很有价值。
我想，我们可以像《档案
》栏目那样，去采访出版
界的老领导、老职工，把
当时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
的决策经过、重大事件的
亲身经历和处理过程，用
口述的形式记录下来，保
存起来。按我当时的想法
，采访要原汁原味，遵守
保密协议，记录者不得随
意外传，受访者有什么谈
什么，有不同看法，甚至
涉及高层领导的意见，都
可以谈，要尽可能地保持
历史原貌，为后人研究我
们当下的出版史，保存一
批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我把上述感想写信告
诉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的领导，这封信受到了研
究院领导班子的重视。他
们专门抽调科研力量成立
组织机构，并进行摸底研
究，制订了采访规划，于
是，“口述出版史”这个项
目就应运而生了。现在回
过头来看，与其说“口述
出版史”的诞生，是由于
我偶然间的一封信，倒不
如说我的提议正好契合了
研究院长期以来所关注出
版基础理论的科研旨趣，
更进一步讲，它也正好契
合了国内各行业如火如荼
的口述史理论探讨与实践
探索。这大概就是唯物辩
证法所讲的“偶然性事件
中有必然性因子，而必然
性往往通过偶然性来为自
己开辟道路”吧。
我个人认为，以往中
国近当代史的研究是以群
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
事”模式。口述史的开展
，可以在“宏大叙事”模式
之外，多了一个“私人叙
事”的视角，并由此收集
、保存一批带有鲜活个性
的、珍贵的当代史史料。
这既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现
实需要，同时从某种意义
上说，也是一种史学研究
的创新。
之所以这样说，不仅
是因为口述史作为一种现
代史学研究方法，对操作
规程有着严格要求（它要
求采访人要有跨学科的研
究视角、严谨的史学素养
、扎实的实务功底、严格
的保密规程，等等），更
是因为它所涉及的受访人
大多是行业内重要政策出
台的起草者、参与者、见
证者，他们阅历丰富、见
识高深，不少受访的老同
志在退居二线前身居高位
，如何与这样高层次的受
访对象展开对话与交流，
采访并收集到文件上所看
不到的“重要事件的处理
始末、重要政策的起草与
出台经过”，这是一项极
具挑战性的科研尝试。
然而，科学研究是不
能畏首畏尾、止步不前的
，而要有一种开拓创新、
探寻真理的精神。我欣喜
地看到，中国新闻出版研
究院正在着力推动这项科
研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所抢救、收集到的出
版业口述史料，会日益彰
显其珍贵的价值。为了能
早日把“口述出版史”项目
所采集到的史料奉献给业
界，研究院决定出版一套
“口述出版史丛书”。我认

本书旨在引起业界对出版史研究的兴趣，把当代出版业放到历史的坐标系中去考察，收集更多珍贵史料，还原历史真相，最终达到抢救历史记忆、温故知新、知古鉴今的目的，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推进我国出版业的改革发展，提供更好更多的借鉴。

很多年前，《中国编
辑》编辑部开展“怎样做
一个积极向上的编辑”的
讨论，要我也谈谈意见。
当时，我感到这个题目不
好谈，因为这个题目重点
不在于一般性的“怎样做
一个编辑”，而在于“积极
向上”四个字。这就有更
高的要求。这“更高的要
求”是什么，我说不出多
少新鲜的话。
今天回想50余年的编
辑出版生涯，体会更多一
些了。苦辣酸甜尽在其中
，但正如古人晏子所云，
“济五味，和五声”，才能
“成其政也”。晏子说，以
水调和水，谁还爱喝呢？
以琴调琴，声音必定单调
。（《晏子春秋。晏子谏
第五》）不同的见解，不
同的意见，各种的体会，
融合比较，才能把事情办
理稳妥。人的一生经过了
苦辣酸甜，才能更成熟一
点吧？
以上各章，已经把我
的苦辣酸甜摆在大家面前
了。这最后一章，我概括
几点体会，也许可以给青
年朋友一些参考。一、“
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
”这是马克思的一句话，
是马克思在即将走向社会
选择职业时说的。他说：
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
一时，而将永远存在，高
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墓前
洒下热泪。
说得多么好！胸怀开
阔，目光远大。我曾用这
段话的第一句作标题写了
一篇文章，当时有好几家
报刊转载。我深知这不是
我的文章写得好，而是因
为马克思话的感召力量。
我们不追求显赫一时，不
因为一时的得失荣辱，而
急功近利，不因为个人功
名利禄，而炒作说谎。我
们的努力，我们为事业的
贡献，我们的后代一定会
承认，并为我们的奉献而
感动。应该说，这段话也
特别适合编辑事业。编辑
工作就是一个为社会、为
读者服务、奉献的工作。
编辑事业关系文化的传承
。在这个服务和奉献过程
中，我们自己一步步丰富
、渊博、高尚起来。我们
为社会打造精品，体现着
一个编辑存在的价值。
不求显赫一时，就能
避免急功近利。“不好不
坏，又多又快”是出版业
急功近利的典型表现。一
部精品，常常经过几年十
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打磨
，需要一如既往的执著精
神，需要沉得住气。马克
思的《资本论》从1843
年写到1883年，整整用
了40年的时间。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用了27年。
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
用了34年。伟大的历史学
家司马迁，受了人间最耻
辱的宫刑，他形容自己的
悲惨境遇：“肠一日而九
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
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
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他说，他之所以隐忍
苟活，就是为了继承父业
，著述《史记》。“究天
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
一家之言”（见《汉书·司
马迁传》）。经过19年的
努力，终于完成了《史记
》这一伟大著作。曹雪芹
倾其一生心血，书写了一
部《红楼梦》。米开朗基
罗这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
期的巨匠，为了创作超越
前人的作品，整整4年不
出他所工作的教堂。人们
说上帝工作6天，第7天休
息，而米开朗基罗永远没
有第7天。他89岁了，还
充满自信地说：“新的艺
术观念即将诞生。”
不求显赫一时，就拒
绝哗众取宠，人为包装。
不求显赫一时，就不
要人为炒作，哄抬造势，
自己给自己穿花戴朵。
不求显赫一时，就不
会追求表面上的“世界第
一”，不会出现“每一元的
销售额的实现，要以近二
元的库存额”为代价的状
况。那样的话，我们生产
出来的“图书”不都卖给了
自己，进入“库房”，甚至
直接拉到造纸厂了吗？
著名小说家卡夫卡曾
经说过：“古籍经典之所
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具有
传承性。今日美丽绽放，
明日就荒唐滑稽。那就是
经典名著与普通读物的区
别。”说得实在透彻。
年轻的马克思的高尚
境界，让我们崇敬。
二、“临事而惧，陈力
而后就列”
这一句话本于毛泽东
给时任湖南省副省长周世
钊先生的一封信。毛泽东
这封信写于1958年10月
25日（见人民出版社《毛
泽东书信选集》1983年
版）。
1958年上半年，中央
政府任命周世钊先生为湖
南省副省长。10月17日
，周世钊给毛泽东写了一
封信，信中说，这个事我
怕做不好，我一介书生怎
么能当好副省长呢？
周世钊是什么人？他
是著名教育家，爱国民主
人士，是毛泽东少年时代
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的同
学。1918年，他参加毛
泽东、蔡和森发起的“新
民学会”，1919年应毛泽
东之邀担任《湘江评论》
顾问，随后加入“长沙文
化书社”，传播新思想。
后来，一直从事教育事业
。1949年，任湖南省第
一师范学校校长。1955
年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
。长期与毛泽东诗词唱和
。其中毛泽东《水调歌头
·才饮长沙水》、《七律·
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
》等都是答周世钊的。可
以看出毛泽东与周世钊不
同寻常的关系。
……
正好在这前后，根据
中央领导的指示，我们开
始《中国大百科全书》第
三版的调研、论证工作。
专家学者、广大读者纷纷
要求我们也搞网络版，要
抓紧上，否则就落后了。
我们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
的支持，批准我们网络版
、纸版同时搞，以满足各
方面读者的需要。从
2014年至今，我

游翔：从北京大学（下简称北大）毕业进入中华书局到您1987年离开，去新闻出版署，您在中华书局工作了20年。这20年中，1968—1980年，您做了十几年的图书编辑，1981—1987年，又做了六七年的期刊编辑。在这个时间段中，有没有几本书是让您至今难以忘怀的呢？您对编辑工作又有些什么看法呢？
杨牧之：好，今天我就几本书来谈谈编辑出版前后的背景和其中我的感想、收获。另外，谈谈作为一名编辑在编书中间都有些什么想法，渐渐地，我对编辑这一职务的看法有怎样的变化。
我谈的第一本书是我和几个同学曾经作过的《毛主席诗词注释》。严格地说，那还不能算是正式出版物，虽然它可能印制了几十万册。那时，我们在北大虽然毕业了，但还没有走出校门。围绕这本书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要谈的第二本书，是我在中华书局早期的时候，那本属于跟工农兵“三结合”编写的《读<封建论>》。你们都比较年轻，不见得知道，这本书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当时《人民日报》曾连载三天，这是我和工农兵相结合写的书，也可以说是配合政治需要编的一本书。这前后有许多周折，也有很多教训。第三本书是我看的《诗经》译注方面的书稿，总共三部，都是《诗经》305篇的全译注，最后都没有采用出版。而且，交我之前这三部书稿编辑部主任大体翻过，明确告诉我这三部书稿恐怕都不合适出版，让我再看看，然后写出退稿意见，退稿。上面说的，这三部书稿，都有些特殊情况。第四本书是李学勤先生所著《古文字学初阶》，这是一本正常情况下出版的书。
编辑出版书稿过程中确实有很多体会，很多感受。那时我还年轻，工作中碰到的问题，诸如编辑与社会，与政治，与作者，与个人读书、写作的关系，怎样通过编辑工作提高自己，自己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等等，都经常萦绕脑中。其中的甘苦几十年过去，仍让我叹息。
一、《毛主席诗词注释》
我先讲第一本书，关于《毛主席诗词注释》这本书的编写过程。实际上这本书是一个非正式出版物。我们在北大毕业之后，因为“文革”的原因暂时留校，等待分配。1966年毕业，1967年才准备分配。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大串联”了。“大串联”时候很多工农兵群众到北大来，要求北大给他们讲讲毛主席诗词，简单地说，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样一本《毛主席诗词注释》。
我先从头说起。我到北大读书的时候是1961年，1966年毕业，五年制。1961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到1962年就开始好一点了。那时候国家经济很困难，大学也很难考，不像现在差不多是80％的录取率。我们那时候是七八个取一个。我是从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大附中考到北大来的。那一年，北大中文系只给吉林省两个名额，如果说按这个名额算，在吉林省，我当不上状元也当个榜眼，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吧。
到了北京，到了北大之后，确实是非常激动，从一个外省市到北京来，先就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何况是北京大学这所每个学子都向往的世界著名的大学呢！我刚到北京的时候，觉得北京不是那么气派。走出北京火车站，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灰色的墙、灰色的房子，灰蒙蒙一片，觉得提不起神来。但是到北大就不一样了。北大雕梁画栋，湖光塔影，又正值秋天，林荫曲径，竹绿枫红，很漂亮。很多人可能都去过，过目不忘吧！特别看到这里是蔡元培纪念碑，那里是胡适之讲课的教室，司徒雷登的办公处，马寅初讲“人口论”的地方……北大是文化圣地，文化史的卷帙浩繁。我当时觉得在这儿读书真是太幸运了。特别是我们入学的时候，新生欢迎会给我留下至今不能淡去的深刻印象。在欢迎会上，中文系的教授个个大名鼎鼎，真是群星灿烂。我们新生坐着，先生们都站着。游国恩、杨晦、吴组缃、魏建功、林庚、王力、周祖谟、王瑶、季镇淮、朱德熙……这样一大批文学史上辉煌灿烂的大学者微笑地面对着我们，让我们激动不已。王力先生代表教师讲话，其中一句话至今我还记得十分清楚。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先生的这一句话，让我们这些年幼无知的学子顿感自豪。今天回想起来那种年幼的轻狂，很是好笑。但正是这种自豪，陪伴我们整个五年大学生活，激励着我们要把书读好，要像个北大学生的样子，即使步人社会之后，仍然记着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当然，那时候还是“三年困难时期”，各方面条件都不太好，学校特别强调劳逸结合，晚上九点钟就要上床睡觉。吃不饱，缺油水，每天总是觉得饿。虽然那时候国家配给大学生的粮食也不算少，大学生每月仍然是35斤，但就是吃不饱，可能是因为很少鱼肉蛋，很少油水。当时，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学校很关心学生的身体，要求九点多钟就不要读书了，就要上床睡觉，睡不着也得躺着休息。那时候虽说还是“三年困难时期”，但是想到国家的困难，想到我的家庭只靠父亲一个人当中学教师的收入养活全家七口人，考上大学已经很不容易，所以学习还是很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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