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关于辽宁的书，更是一部关于中国的书。辽宁刚好处于几大文化板块的衔接带上，像一个绳扣，把蒙古人的草原文化板块、中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板块连接起来。辽宁就像从中国肌体上取下的一个切片，谈论辽宁，就是谈论中国。作者以地域为切片写就辽宁这片充满传奇的土地的故事，从历史、文化、交融、发展、未来等多个维度为读者呈现一个立体的辽宁。一起读懂辽宁，一起读懂中国。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祖籍山东荷泽，1968年出生于辽宁沈阳。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子课题“故宫文物南迁记忆再现与重构”负责人。
出版作品五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数十部著作。“祝勇故宫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任《辛亥》《历史的拐点》《苏东坡》等多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剧，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该片入选“新中国七十年纪录片百部典藏作品”，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种影视奖项。

自序
楔子 万历的噩梦
第一章 一个民族的传奇
第二章 共享的家园
第三章 漂泊不定的长城
第四章 帝国创伤
第五章 艰难的统一

一
这是一部关于辽宁的书
，也是一部关于中国的书。
2007年春天，在沈阳，
当辽宁出版集团向我约稿，
表示他们希望我来撰写此书
时，我认为这几乎是一项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个课题本身就充满难
度，首先是内容的难以想象
，而且，我还试图摆脱学术
史的写法，写出我的个人风
格。曾任丹佛大学教授的谢
善元先生回忆当年在中国台
湾东海大学聆听张佛泉先生
主讲哲学概论时说：第一次
见张教授，张什么话都不说
，从灰色长袍里取出一只苹
果放在讲台上，让所有学生
花10分钟去详尽描述它。他
说：“年事稍长，我们逐渐
意识到认知主体与被认知客
体之间往往有一层不可逾越
的距离。”而辽宁，并非一
只苹果，它拥有比苹果复杂
得多的结构，它既切近又遥
远、既真实又模糊、既具体
又抽象，它在空间上是有限
的，在时间上却漫无边际。
作为一个出生在辽宁的人，
我只是它内部微不足道的一
部分，又如何能够拥有一个
观察它的可靠视角？
以一个地域为切片，来
描述中国的历史、传奇和现
实，这种写法，先例很少，
但它正是本书的追求之一。
以前这类作品，我喜欢的，
有吕西安·费弗尔的《莱茵
河》。我甚至不知该如何界
定它，是历史散文，还是历
史报告文学？按国外的分法
，它大概当属非虚构类作品
。但我想，这无论如何是一
项有意义的写作。
本书的写作追求之二，
是在驳杂的历史景象中寻找
一条叙事线索。辽宁至今还
没有出版过一部通史，在业
已出版的中国通史中，我推
崇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
》。可惜我在本书完成以后
，才在我的博士导师刘梦溪
先生的督促下读了这本书。
尽管本书并非一部史学专著
，而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实
际上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
纲》，也有极强的散文性。
顾颉刚先生1945年编著《
当代中国史学》时，认为比
较理想的中国通史，有吕思
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
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
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
》，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
》，张荫麟《中国史纲》，
钱穆《国史大纲》等。而对
于其他中国通史的写作，顾
颉刚先生认为：“到今日为
止，出版的书虽不少，但很
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
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
律，彼此抄袭”，“编著中国
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
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
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录
》或《纲鉴易知录》，极为
枯燥。”70多年过去了，顾
颉刚先生所说的这种情况，
在中国通史乃至其他通史的
写作中，仍然存在。
在我看来，这一方面是
由于我在前面提到的写作难
度所致，连张荫麟也说：“
无论对于任何时代，没一部
中国通史能说最后的话。所
以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
大的冒险。这是无可如何的
天然限制，但我们不可不知
有这种限制。”①另一方面
，是由撰述者的指导思想和
能力所导致的。即：在纷繁
的史料中，他们不能发现一
条连续的线索，也不能为这
条线索提供有意味的史实。
这使张荫麟的《中国史
纲》在至今不下百种的中国
通史中脱颖而出。严耕望先
生说过，中国通史必须折中
于重点与全面之间，并能上
下脉络连贯一气，与断代史
有别，与专史也有别。他认
为，一部通史，假若不能绘
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它
独有的神韵气数，还是不写
为好。
二
尽管本书并非一部真正
的通史，但我动笔时的初部
长、张允强处长等都给予了
极大的支持，使资料收集工
作走了不少捷径，而我本人
对史料保持着多年不变的嗜
好，在档案馆、图书馆翻检
那些多年无人动过的原始材
料，内心兴奋不可言说。加
之我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
访学期间，在伯克利大学中
国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东
亚图书馆以及胡佛档案馆搜
集的资料、记的卡片以及翻
拍的一些图片，在本书的写
作中居然也派上了用场。
除了这些资料外，我在
本书写作中，还利用了一些
前人的成果，包括老一代辽
宁地方史学者的成果，尤其
注重西方汉学家的学术成果
——费正清、麦尔法夸尔、
魏斐德、史景迁、特里尔、
施拉姆等，都对中国有深度
观察，我想这既有利于增加
本书的视角，也有利于外国
人对本书的理解。
毫无疑问，本书自始至
终渗透着写作者的个人立场
，这是我在写作之初就坚持
的。我是观察苹果的无数学
生之一。本书可以被视为我
对辽宁的个人化解读、一个
有关地域历史的个人读本，
或者，一篇超长的历史文化
散文——它并非纯粹的史书
，我试图把它塑造成一个结
合了历史、文学和学术的综
合文本。
尽管离开故乡多年，但
我毕竞在辽宁出生、求学、
长大。我愿把本书作为我对
故乡的回报。
本书原名《辽宁大历史
》，2013年由东方出版社
出版。2018年版权到期，
没有再版。2020年，华文
出版社与我联系，希望将此
书重版。于是我对书稿进行
了全面修订，删除了原稿的
最后两章，更名《辽宁传》
，以全新的面目呈现在读者
面前。在此感谢华文出版社
的领导，尤其感谢责任编辑
杨艳丽、郭俊萍所做的大量
细致而艰辛的工作。

祝勇是文学高手，用侦探一样的眼光探寻历史。他研究一个对象，不会沉溺于对它的微观研究，有时会适当地得远一点，使事物的形象更加明晰，使其与周围事物的联动，成为是一个活的生命体。他将辽宁的历史和文明放置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大的参照系中去，使《辽宁传》获得一个更加立体的维度。
辽宁是从中国肌体上取下的一个切片，我们无法孤立地谈论它。谈论辽宁，就是谈论中国；谈论历史，就是谈论现在和将来。祝勇将文明的冲突—融合这一动一静作为《辽宁传》的叙事线索，在讲述中国历史的时候，落点放在辽宁这个特殊的地域，又不能局限在辽宁，而是从中国大历史的视角来审视它。在写作中，他努力表达历史所“独有的神韵气数”，与历史气息相通。

万历皇帝用一声阴郁的号叫终止了自己接二连三的噩梦。他睁开眼睛，阳光透过寝宫的花窗投射在地上，像一群斑驳的蝴蝶，翻飞跳跃。秋日的艳阳反衬着宫殿的幽暗与冷寂。万历的脸从四百多年前的幕帐背后浮现出来，一张毫无血色的单薄面孔，令人望而生畏。几十年中，他差不多已经被疾病折磨成一具行尸走肉。
自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起，这位皇帝就没有踏出过皇宫一步，直到去世，不理朝政有30余年之久。万历10岁登基，是名副其实的少年天子。也就是说，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岁月，是在后宫度过的。晚明学者夏允彝描述：“自贵妃宠盛，上渐倦勤，御朝日稀。”①的确，这位皇帝的最大乐趣就是泡在后宫的脂粉堆中醉生梦死，他平生最厌恶的恐怕就是文官们自以为是的面孔，更不愿意那些枯燥的奏折搅扰了自己的鹤梦。甚至内阁首辅，也很难见到皇帝本人。大臣们的奏章大多“留中”，不做任何处理。甚至部院主管大臣之类的任命，万历也懒得过问。在他看来，那些品级不同的官服穿在谁的身上都大同小异，与自己无干。按照明朝的官制，上述职位在没有得到皇帝钦命的情况下只能空缺，于是，政府中的许多重要职务长期空缺。这使“那些文官们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迁到最上层的希望”。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大学士沈鲤向皇帝诉苦，吏部尚书已缺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部、工部只有一位侍郎兼理，兵部则尚书、侍郎全缺，礼部仅存一侍郎，户部也只有一位尚书。总计部院堂上官三十一位，竟缺二十四位，如果去掉那些不守职责的官员，朝中几乎已经无人理政。这样残缺不全的政府机构，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朝政到了这个地步，皇帝依然无动于衷。万历甚至把庄严的庙祀也省略了，类似的繁文缛节一律由官员代行。帝国的政治机器在空转，对此，皇帝已经习以为常。
大明帝国的皇帝万历，是当时世界上拥有最大国土面积的帝王，然而，对于万历而言，几阙屈指可数的宫殿，就是他的全部世界；后宫的温柔乡，就是他的全部江山，是他获得江山的全部意义；万里江山，是为这个小小的宫阙而存在的，它的功能仅仅是为宫殿中的万历提供足够的白银。对于宫外那片望不到尽头的国土，他几乎一无所知。内阁首辅张居正死时留下的一笔国库积累，很快就被这位出手大方的皇帝挥霍殆尽。无奈之中，皇帝向全国派遣税监、矿吏，开始新一轮的搜刮运动，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使整个帝国鸡犬不宁。
官员们目睹了皇帝身体日渐赢弱的过程。登极之初，万历曾以他高贵的仪表，给臣僚们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并有余音袅袅。”但他的血肉并未在时间中丰盈起来，而是恰好相反：他一天天地萎靡。臣僚们要过好长时间才能与他见上一面，这使他的颓败更加明显。他的病容已经触目惊心，像江山社稷一样一蹶不振，官僚们心知肚明，却难以明讲。
万历免朝，始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这一年九月十六以后，万历连日因病免朝，至九月三十，仍不见好转。于是，万历再次命司礼监传谕，说他本欲御门临朝，可是日前暂免朝讲期间，“静摄服药”，并无效果，仍“身体虚弱，头晕未止”。由于“身体虚弱”，万历进而向阁臣提出，孟冬节令祭享太庙的典礼，无法驾临，只得派徐文璧恭代，“非朕敢偷逸，恐弗成礼”。
此后，皇帝的龙体时好时坏，视朝、日讲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万历十五年(1587年)三月初六，万历出现在朝堂上，接受百官朝贺，随后又在皇极门暖阁召见申时行等三位内阁辅臣议论朝政，一见到申时行等辅臣，就说：“朕偶有微疾，不得出朝，先生每忧心。”显然，皇帝知道，他的免朝，已使整个官僚系统陷入惶惶不安。这种不安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出于对皇帝龙体的忧虑；另一方面，则是对他不理朝政的不满。在他们看来，皇帝的龙体欠安，是他长年沉湎酒色的后果；而皇帝本人又利用了自己的疾病，把恼人的政务推得一干二净。万历十八年(1590年)，一位名叫雒于仁的大理寺评判，在一封奏章中，对万历大加挞伐。他说：
我在朝做官已一年有余，仅朝见过皇上三次。此外只听说圣体违和，一切皆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自处理，讲筵也停止了很久。我知道陛下之病．是有病因的。我听说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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