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罗伯特·米歇尔斯的代表作，通过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政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情况提出了“寡头统治铁律”这一政党社会学的经典原理。该原理认为：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本书对政党出现寡头化的根源进行了分析。指出领导人倾向于组织并形成利益集团、大众普遍存在的消极性以及对领导人的感激之情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而最重要的则在于领导人在技术上的不可或缺性。此外。本书还反思了寡头统治结构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德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1876年，米歇尔斯出生在德国科隆，曾在慕尼黑大学、莱比锡大学、都灵大学等学习历史学与社会学，并于1900年获得博士学位。1907年，他离开德国前往意大利，于1913年加入意大利国籍，并先后在都灵大学、巴塞尔大学和佩鲁贾大学担任教职，1936年逝世于罗马。米歇尔斯一生著作丰厚，创作了近30本书和700多篇文章，其中代表作有《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体制中的政党社会学》（1911）、《性别道德界限》（1914）、《社会哲学问题》（1914）、《意大利的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1925）、《政治社会学第一讲》（1949）等。

导论
第一节 民主式的贵族制与贵族式的民主制
第二节 社会斗争的伦理外衣
第一章 领导人产生的根源
第一节 技术和管理层面的产生原因
第二节 领导人赖以产生的大众心理根源
第三节 智识因素：职业领导人的文化优势及其不可或缺性
第二章 领导人的专断倾向
第一节 领导层的稳定性
第二节 政党及其领导人的经济权力
第三节 领导人与报刊媒体
第四节 领导人与大众在现实实践中的关系
第五节 官僚主义：集权化与去集权化倾向
第六节 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
第三章 领导人在领导大众过程中所受到的心理影响
第一节 领导人的心理畸变
第二节 波拿巴主义意识形态
第三节 政党与领导人的等同性
第四章 领导人的社会性分析
第一节 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自我分解
第二节 对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领导人的分析
第三节 组织引发的社会变迁
第四节 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
第五节 无产阶级出身的工人领导人
第六节 所谓的“知识分子问题”以及知识分子在工人政党中的必要性
第五章 预防性限制领导人权力的各种尝试
第一节 复决权
第二节 以放弃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作为先决条件
第三节 工团主义的预防功能
第四节 无政府主义的预防功能
第六章 综论：组织的寡头化倾向
第一节 组织基础的保守性
第二节 民主与寡头政治铁律
第三节 最后的思考

存在一种人，他们总是
保持安静，尤其在政治或
者宗教事务上不敢提出自
己的观点和认识。否则，
他们就会心惊胆战。他们
根本无法同其他人进行交
流，因为这种内心的恐慌
使得他们完全失去了思考
能力。这类人从一开始在
学术探索中就无丝毫作用
，在我们对政党内部组织
特征的长时间观察和研究
中，他们也不被提及。
当前人类社会生活中出
现的许多新的重大问题，
从根本上说发端于人们的
心理，并在近150年里不断
加重，具有了越来越多的
内涵。许多学者以及关心
这些问题的人穷尽一生去
寻求解决方案，一些伟大
的人物以及他们的伟大思
想创新随之产生。如在民
族问题中，长期以来，欧
洲不同种族和语言群体之
间存在巨大矛盾，这使欧
洲长时间被战争的阴影笼
罩，许多国家面临国内革
命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些
矛盾，学者们提出了“民族
性原
则”（Nationalitatenprinzip
）。在国民经济领域中，
社会问题对世界和平造成
的威胁要比民族问题更为
严重，人们不断高呼“劳动
者拥有获得劳动生产收益
的完全所有权”的口号。为
了调整国家的内部问题，“
民族自治”原则被提了出来
，它不仅作为民主之基石
，也被看作是解决上述社
会问题的重要路径。但是
实践证明，尽管“民族性原
则”依然重要，但它并未完
全符合这一原则提出时想
要达到的预期。在国家战
略和地区地缘、自然边界
的确定以及设立国家问安
全缓冲区等相关问题上，“
民族性原则”无法发挥应有
效能，并且在一些不存在
族群概念或者不同族群相
互杂居的地区，它并不被
认同。对于经济问题，各
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提出
了多种解决方案，上述“劳
动生产收益所有权”的视角
，更多的是一种综合性视
角而非分析视角。
本书的任务只是对民主
问题的解决路径进行批判
性研究，现实已经向我们
说明，民主作为一个社会
运动和一种社会思想，在
当前发出了危机信号，且
很难找到解决途径，它所
面临的阻力和困境并不仅
仅是外部环境带来的，也
来源于其自身的局限性，
这就意味着这些困难只能
部分得到解决，无法完全
克服。作为一个纯科学性
的分析，笔者在写作此书
时试图不带任何先人之见
，不让任何因素影响对客
观社会生活现象的阐述。
尽管笔者过去在民主运动
中投入相当多的精力，这
并不妨碍笔者对民主进行“
手术式”的剖析。因此，笔
者不寻求建立一种“新的体
系”。科学的任务并不是创
建体系，而是传授知识；
科学的任务也不是去寻求
或者重新发现问题的“答案”
，因为许多个人和社会面I
临的问题根本没有答案可
寻。相比较来说，将问题
暴露出来，即将问题内部
各种要素，如支持与反对
的倾向、理由、力量来源
等，尽可能在不受外界影
响下作出清晰的阐述，反
而变得十分有意义，因为
对问题准确的剖析是寻求
解决方案的逻辑前提。
需要指出的是，阻碍民
主实现的各种因素构成极
为复杂，我们很难完全揭
示以及精准阐述。尽管如
此，我们仍可以作出归纳
，其决定因素有以下三个
：（1）人的天性；（2）
政治斗争的性质；（3）组
织属性。笔者的核心观点
是“民主会导致寡头政治，
因其本身包含某种寡头政
治的因素”。这并不意味着
笔者要对任何政党、政府
以及个人进行道德层面上
的谴责，而是客观阐述所
有组织内在包含的一种社
会学规律，并无好坏之分
。
就对民主的分析而言，
许多学者已经对民主思想
和制度体系等进仃了大量
研究，以至于几乎不用再
作任何补充。与此相对，
对民主在政党中的影响的
研究目前仍是一片空白。
恩斯特·伯伦汉（Enrst
Bernheim）在他的巨著《
史学方法论》中讲了两种
维度的历史学：一是社会
生活和劳动成果发展史，
主要涉及个体的社会活动
；二是国家发展史和国家
生活史。然而过去一百年
来，社会史、政治史和文
化史除了个人和国家两个
维度外，还出现了一个新
的维度。在今天，个体再
也不用孤立地对抗有组织
的强权，政党登上了政治
、社会和文化斗争的舞台
，从而提供了一个新的观
察维度。政党生发于个体
的利益与情感，其内部组
织结构和目标等许多方面
表现得与国家极为相似，
因此它也可以被称为一个“
个人国家”，或者说是一个“
国中之国”。
对政党的分析研究构成
了科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它是一个社会学、哲学
一心理学、历史学的交叉
学科。同时我们也可以将
其归类到应用社会学的范
畴，但需要进行分析和说
明，否则这种归类毫无意
义。随着政党的发展与成
熟，人们对这一新的学科
的历史投入相当多的关注
，有关专著涉及西方几乎
所有政党，但这些著作对
政党性质的分析研究则很
少涉足，本书试图弥补当
前学术界关于后一种研究
的不足。
对现代民主政党的领导
阶层的分析研究是一条新
的研究道路，这条道路异
常困难，由于所需资料极
为庞杂，笔者研究的前期
准备工作迟迟不能完成。
因此笔者不得不放弃对这
一领域进行全面探讨，只
将最核心的那一部分剥离
出来。如果时间充足的话

对政党的分析研究构成了科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它是一个社会学、哲学一心理学、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同时我们也可以将其归类到应用社会学的范畴，但需要进行分析和说明，否则这种归类毫无意义。随着政党的发展与成熟，人们对这一新的学科的历史投入相当多的关注，有关专著涉及西方几乎所有政党，但这些著作对政党性质的分析研究则很少涉足，本书试图弥补当前学术界关于后一种研究的不足。
笔者从病理学角度出发，在书中力求尽可能描绘出现实中政党组织生活的多样性特征。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个人感官造成的错误无法避免，这是由社会科学的本质所决定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学研究只是对本质的镜像或者接近本质的现象进行研究，故必然与本质存在一定距离。

熟悉历史的人都不难发现，任何获得统治地位的阶级都会极力思考，如何将他们积累的政治权力传给下一代。政治权力的血缘传递始终是统治阶级保证统治权的最有效的手段。在性生活的基础上产生了市民家庭秩序和它的附属物，即婚姻的不可分割性、对通奸女子的严厉惩罚和所谓的长子继承权。因此，历史进程总是相似的”。就目前掌握的有限史前历史资料来看，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市民家庭秩序中会形成一种倾向，即男主人生前获得的经济财富，无论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都将被当作他的合法遗产留给与其血缘关系最为纯正的后代。在政治领域存在同样的倾向，这种倾向通过人类的内在本能保持了下来，并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秩序中得到发展。在朴素的心理类比作用下，由这种经济秩序转化的政治权力也完全被视为一种可继承的私有财产。在任何历史阶段，政治领域都存在一种“父系本能”(der vaterliche Instinkl)的强大力量，以保证政_治遗产的获取与继承。这种本能导致了选举君主制的没落以及世袭君主制的产生，维持自己家族在社会秩序中已经取得的地位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强烈愿望。正如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指出的那样，统治阶级的一些成员在自身没有子嗣(类似天主教高级教士)的情况下，就会自发形成 一个牢固裙带关系网，M这是他们自保以及世袭继承制的一种极端形式。 即使那些在国家法律和原则上完全排斥贵族制的国家，贵族制还是会通过双重方式再次自动出现在国家事务中。尽管北美的民主人士看似生活在一个不存在贵族的共和体制下，但他们想要在脱离英国王权统治的同时真正完全摆脱贵族制，则还需要走很长的路。因为在美国，亿万富翁、铁路大亨、石油大王、猪肉大王等新贵族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种现象绝不仅是近期原因所导致，比如资本集中不但让北美新贵族社会权力积累，还扩大了其团体的影响力；同样，也不完全是由古老而严格的共和主义精神与传统欧洲观念、偏见及野心的逐步和解导致的。即使新生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在美国深入人心，我们仍可以从托克维尔的论述中得出，美国人往往对自身作为第一个登上美洲新大陆的开拓者的身份感到自豪。坫但在这些原生共和主义者中，依然存在非常明显的“贵族式偏见”。直到今天，拥有荷兰姓氏和血统的家族在纽约州形成了庞大的势力群体——一个没有贵族外部表象的真正贵族阶级。在现代德国，我们目睹了过去四十年以来，德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逐渐贵族化的过程。同时，德国中产阶级也出现封建化倾向。如此看来，德国庶民的解放只导致了一个结果：庶民阶层通过不断输送新鲜血液和新的经济力量壮大了他们的天然政敌——贵族阶层。那些资产阶级的新贵们急切地融入贵族阶层以求获得旧的统治阶层对他们的认可，即赋予他们与旧的统治阶级作为同一阶层的合法性资格，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追求。这种被认可的“资格”不能仅视它为后天获取的，更确切地说，它成了一项世袭权利。这样，我们可以看出，世袭原则(尽管它是虚假的)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整合，加速了社会新贵阶层对贵族身份的适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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