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打破了书斋和实验室的宁静，中国科学事业聚集的东部地区相继沦陷，众多科研机构或遭炮火摧毁，或被迫搬迁后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彻底打乱了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使中国科学发展进入寒冬。
在那段岁月里，一位位科学家义无反顾，与祖国共赴危难，历经艰难险阻，迁徙到大后方。在简陋的工作室，在既无器械设备又无精密仪器的情况下，他们或从事科学研究，或研发武器，努力培养人才，在破碎的山河之上，为挽救民族危亡奉献了自己的科学智慧。

潘洵，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特支计划人选，重庆市“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学术带头人，西南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历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抗战大后方史和重庆大轰炸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省部级以上项目20余项，出版《抗战时期西南后方社会变迁研究》《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红岩精神》等学术著作，研究成果曾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和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多项成果获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第一章 战争不期而至
战火骤临
备战南迁
劫难来临
国府迁渝
第二章 行难居不易：中央研究院的西迁
迟疑莫决的因应
暂别金陵的初步内迁
战火中的一路向西
无差别轰炸下的千回百折
豫湘桂战役中的撤离
第三章 撤一步算一步：北平研究院的西迁
短暂的“黄金时期”
严重局势下的思患预防
李书华被困北平与西安临时办事处的筹建
北平研究院西迁昆明
第四章 不单是为避难
地质调查所的西迁
好景不长的南京两年
内迁湖南的艰难抉择
迁往重庆北碚
第五章 漫漫迁徙路：民营科研机构的内迁
艰难的内迁决策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内迁
静生生物调查所的辗转迁徙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内迁
第六章 困厄与突围
中央研究院在后方的重建
北平研究院在昆明的重建
地质调查所在北碚的重建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重建
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后方的重建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五通桥的苦斗
第七章 以天下为己任
共赴国难的人们
唯信念不可动摇
日机轰炸下的日全食观测
完全转向了战时工作
一滴汽油一滴血
为民族复兴创造一流成绩
长途跋涉为尽责
第八章 流寓大后方
艰难内迁
遭遇空袭
不归的征途
死者如此，生者若何？
第九章 青史永流芳
中国科学事业的“诺亚方舟”
服务民族抗战
促进西部开发
为战后科技奠基
精神的丰碑
后记

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是
伴随着西方近代科学在中
国的传播而兴起的。正如
著名科技史专家樊洪业所
言，“中国的近代科学，
不是对中国传统科学的继
承，而是西方科学传播的
结果”。西方科技传入中
国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
明末清初，即西方传教士
进入中国。一方面，为了
能够顺利开展传教工作，
以利玛窦、汤若望、艾儒
略、南怀仁等为代表的传
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
，介绍和传播了天文、数
学、地理、物理、火器等
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
，伴随着西方近代科学在
中国的传播，以徐光启、
李之藻为代表的具有先进
思想的中国士大夫开始接
触和研究舶来的西方自然
科学，并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近
代科学在中国兴起。但西
方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和近
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并不
顺利。自雍正年间，清廷
开始推行闭关自守政策，
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
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中断
了百余年，中国的科学技
术也处于发展的绝境。
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再
次在中国传播，则是在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
后。鸦片战争的失败，使
中国人在惊叹于西方列强
船坚炮利的同时，让一部
分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
梦中清醒过来，开始重新
认识西方的科学技术，并
把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与抵
抗侵略、救国图存联系起
来。林则徐发出“师敌之
长技以制敌”的呼声，魏
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
科技知识以抵抗西方列强
对中国的侵略，成为中国
爱国先进分子的强烈呼声
。他们开始面对全新的西
方近代科学技术，或从事
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翻译
，或仿制西方的枪炮舰船
。而“识时务者，莫不以
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
道”，在“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思想的指导下，掀
起了一场历时三十余年的
洋务运动。然而，正如时
人所言，“人人有自强之
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
而迄今仍无自强之实”，
洋务运动既没有实现“自
强”，也未能达成“自富”，
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宣告
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继之而起的维新运动
，突破了洋务运动时期“
中体西用”的理论框架，
突破了把西方科技局限于
数、理、化、天、地、生
及声、光、电等纯自然科
学的狭小范围，把对科学
技术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
的更高的层次。意识到西
方强大的根本原因并非仅
仅是技术层面的科学应用
，科学背后复杂的文化建
制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认识到“西学”的价值并
非仅是经世致用，还具有
“炼心积智”“变吾心习”“黜
伪崇真”等精神方面的思
想启蒙价值，从而提出了
“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
可”的主张。
而在其后的新文化运
动及五四运动时期，西方
自然科学在中国的译介和
传播，其规模远远超出前
期。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真正揭橥“科学”这面旗帜
并使之高高飘扬，它席卷
了中国的思想界，激励了
中国人冲破旧的思想樊篱
，寻求科学救国的道路。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
文中指出：“近代欧洲之
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
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
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
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
，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
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
；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
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
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
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
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
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
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
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
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
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
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
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
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
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
，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
，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
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
染，更无闻焉。……凡此
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
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
学。”
在中国科学近代化的
历程中，科学研究机构的
建立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有了科学研究机构，才
能组织研究人才，装置研
究设备，进行较为深入的
实验研究。科学机构的建
立是科学体制化最为重要
的前提条件与重要内容，
是科学发展的基础与标志
。对通过引进西方科学逐
步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科
学来说，科学机构体制化
更是科学本土化的根本保
证。
19世纪末期以前，中
国的科学事业基本上停留
在介绍或传播西方的科学
成就上。在相当长的时期
，没有独立的研究组织和
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置。19
世纪末期，一些西方人士
首先开始在中国设立研究
机构，其中有1873年法国
在上海建立的徐家汇天文
台，1898年德国在山东建
立的青岛观象台，1907年
日本在东北建立的满铁中
央试验所等。
中国近代科学机构的
建立，与近代科学社团的
发展有密切的联系。而中
国近代科学社团，首先是
由一批留学生建立起来的
。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具
有科学学会性质的团体，
应当是1907年由留学欧洲
的学生在巴黎成立的中国
化学会欧洲支会，计划开
展“划一名词、编译书报
、调查、通讯”等。而真
正具有一定影响的第一个
近代科学社团，则是1909
年由张相文等发起创办于
天津的中

丛书力图以学术的视野，故事化的文字，并辅之以生动的图片，全景式呈现抗战大迁徙中那些颠沛流离的生活、悲欢离合的故事、可歌可泣的事迹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给广大读者提供一套兼具思想性和可读性的学术读物。
本书以科研机构的内迁为主线，讲述了中央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在战乱时的困厄与突围，也讲述了科学家义无反顾地与祖国共患难，为战时后方经济建设特别是国防和现代工矿业的发展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
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
也给中国科技事业带来了
巨大的创伤。著名词学家
唐圭璋在《雨霖铃·流亡
图》中曾有这样的描述：
“风狂雨急。向前途去，
不辨南北。乡关极目何处
？但迷雾里、千山遥隔。
负老怀婴，浑不管衣履都
湿。只念念，白骨谁收？
庐舍成灰火犹炽。
茫茫四野天如漆，问
无村一饭何能觅？荒庐败
苇深处，凝泪眼、几星磷
匿。忍死须臾，佇望三军
，扫荡腥迹。会有日，万
井腾欢，相伴还京邑。”
面对山河破碎，兵荒马乱
，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一切
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
一样，在混乱的战争环境
下，离乡背井，流离失所
，物质匮乏，生活艰难，
“无时不在困难中挣扎”，
科研环境和条件也极其艰
难。但他们忠贞爱国，坚
守岗位，克服困难，努力
奋斗，不畏牺牲，为抗战
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战时期科技事业的西迁
，不仅为战时后方经济建
设特别是国防和现代工矿
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促进了极其落后的广大
西部地区科技事业的发展
，同时也为战后科技的发
展和经济建设奠定了重要
基础。
本书是重庆市抗战大
后方历史文化重大委托项
目“抗战时期科技事业内
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专项资助创新团队
项目“中国抗战大后方研
究”（SWU1709101）、
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
目“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
内迁与西部开发”的阶段
性成果，得到国家社科基
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
项目“中国抗战大后方历
史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
（19KZD005）的支持，
由潘洵主编，高佳副主编
。潘洵教授负责全书的总
体设计和写作大纲，具体
的写作分工为：序言，潘
洵；第一章，潘洵、周狄
；第二章，高佳；第三章
，向倩；第四章，邓怡迷
；第五章，赵淑婷；第六
章，高佳、向倩、邓怡迷
、赵淑婷；第七章，张天
力、谢若兰、潘洵；第八
章，高佳、程亚运；第九
章，高佳、潘洵；后记，
潘洵。初稿完成后，潘洵
和高佳对部分章节内容进
行了改写，最后由潘洵教
授统稿定稿。
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
，作者参阅和借鉴了国内
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和
已出版的文献，在书稿注
释中多有反映，但限于篇
幅没有一一列出。在此深
表歉意。该书的出版得到
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的大力支持，特别是郭永
新主任，编辑胡杨、王西
莹对此书的关心和建议，
让我们获益匪浅，剑桥大
学李约瑟研究图书馆员约
翰·莫弗特先生授权使用
李约瑟《战时中国》摄影
集中的照片在此一并表示
衷心的感谢。由于时间匆
忙、学识水平有限，错误
与不足在所难免，敬请专
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
教。
编者
2020年6月

战火骤临
日本侵华政策源于19世纪70年代明治维新时期。1868年3月14日，日本天皇公然宣布：要用武力征服世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19世纪末，日本军国主义者竭力鼓吹“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1927年6月，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公开宣布其拥有的巨大在华权益，特别强调了其在满蒙地区的“特殊地位”，并明确提出了根据需要采取断然自卫措施予以维护。这次会议的文件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文件提出了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总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在奏折披露后不到两年，日本就发动了侵华战争，且其侵略的方向与奏折的叙述几乎一致。很明显，《田中奏折》集中体现了其对外侵略的新方针，日本将其征服亚洲乃至世界的野心首先对准了中国，成为其以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既定方针。因此，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占中国、称霸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亦是日本武装侵华的新开端。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不断策划侵略中国的新阴谋。设置侵略机构、制造侵华舆论、发展军工、积极备战，加紧策划入侵中国东北。日本为侵略中国东北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柳条湖是个人烟稀少、荒木丛生、沼泽密布的小小村落，地处沈阳北部，靠近南满铁路，距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不到2千米。9月18日晚10时30分，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郊外的柳条湖附近故意炸毁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破坏，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向中国守军进攻，蓄意挑起战争。北大营6800余名官兵被日军600多人缴械，日军仅付出死2人、伤22人的代价便占领了北大营。东北军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30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日军迅速从西、南、北三面包围北大营，并占领了北大营西北角。9月19日6时30分，太阳旗插上城头，一夜之间，沈阳沦陷。
当时曾到现场的外国记者乔·毕·巴鲁回忆说：“同行的一个伙伴，调查了一具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置放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显然是在人死后被扔到那里的。柳条湖事件是关东军一手策划的阴谋，这个事实难以掩盖，就连日本政府的一些要员也供认不讳。日本官员花谷在战后回忆道：
十八号晚上的月亮近乎半圆，而沉于高粱园，但满天却都是星星。
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带着数名部下前往柳条沟去执行巡察铁路路轨的任务。河本选择了从北大营南下大约八百公尺的地点，亲自在铁轨上装设了骑兵用的小型炸弹，并点上火。这是十点多钟的事情，而与轰隆炸声的同时，被炸断的铁轨和枕木遂四散各处。 但它的规模却远比炸死张作霖时为小。因为这次的爆炸不仅不需要颠覆火车，而且不能危害正在开着的满铁线列车。为此，我们曾经请工兵计算过，知道如果是直线，就是炸断了稍微长度的一边铁轨，快速的列车虽会一时倾歪．但还是可以安全地走过去。我们根据这个安全长度，决定炸弹的数量。
与爆炸的同时，通过携带电话机马上报告到大队部和特务机关。在爆炸地点北方四公里之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即刻率军南下，开始突击北大营。
当时东北地区有日军1万余人，张学良的东北军人数达19万。面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由于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军19万人也未阻止日本的侵略，日本军队占领沈阳后，相继占领辽宁省所有城市。22日占领了吉林省，到了12月又占领了黑龙江。仅仅四个月十八天，东北全境陷落，沦陷土地128万平方千米。
九一八事变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它的爆发标志着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揭开，同时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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