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里有当今社会发展的全景式观察和讨论，其话题与思想充满知识人的关怀，有丰富的社会材料，不但接地气，更与时代社会的发展相通。费氏自己也承认对改革以来的社会发展有过贡献，他的“小城镇、大问题”一类的思考在改革之初即引起国家领导人的关注，由其引发的政策带来了中国城镇市场的繁荣。读此书，借助费孝通先生的调研，我们可以重温二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那些当初不起眼的现象，如今看来都是社会演进的“推手”，是民众福社一点一滴累积的“资粮”。

张冠生，1954年生，祖籍江苏，生于河南。知青五年，七七级四年。有社科研究、编辑、记者、公务员经历。曾长期就职于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为费孝通教授做助手。先后主持宣传部和参政议政部工作。发表文章于《中国社会科学》、《读书》、《东方》、《随笔》、《温故》等刊。出版著作《费孝通传》、《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晴耕雨读》、《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从前的先生：盟史零札（1939—1950）》、《纸年轮》、《纸日月》等。

文化要靠传的　费孝通
1993年
这两年主要跑中部地区。
“富而后教”的问题，属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和心理秩序问题。
怎么做人是个大问题。小孩子们在这方面受的教育不够。
好好把国内市场发展起来，一旦国际上有动荡，我们就有比较大的回旋
余地，就有比较强的应变能力。
东部地区向中西部扩散，是中部地区发展加工业的机会。
教育改革的问题恐怕要提出来了。我们不能不问了。
孔子还得出来。要讲基本道德。发展经济，还是要讲文化。
看看教育现在是什么样子？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就要吃大亏了。
像我这样，八十多岁了，整年在全国各地跑，累得要命。有时也想，这
是干什么呀？在家里边，读读书，写写字，养养老，不是挺好的吗？
现在全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地区的发展不平衡。
地区间的协调发展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
叶落归根，是中国人的特点。现在的外资，大部分都是侨资。
编织副业分散在千家万户，我称它是“没有围墙的工厂”。农民增加了
收入，也充分利用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借助协作区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跨省的协调会把被行政区划分开的
经济联系接通，是个新事物。
黄河北边有个中原经济协作区，黄河南边有淮海经济协作区。两个区连
片发展，中部经济走廊就起来了。
全球性的经济系统已经出来了，全球性的伦理体系还没有出来。人与
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怎么相处还是个问题。
从中国历史看，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人热烈地讨论人与
人怎么相处才好。讨论很热闹，到了百家争鸣的程度。
中国人要对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秩序发表看法。
我可以从我的优势讲这个问题，从人类学里边打出去。
学术研究就是要结合实际，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不然它有什么
用？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要形成风气才行。形成风气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要有几十年的稳定和发
展。让有志于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他才有心情去研究。
搞调查，最好能在一个地方住的时间长一点。每天就在农民的生活里，
听的看的，都是真情况。那才是调查嘛。
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是综合的。讲经济的时候，把文化讲进去，这就高了。
1994年
我们国家人口数量的峰值大概会到十五亿人。这十五亿人怎么个摆法？我
正在想。
关于乡镇企业、小城镇的讨论，也有很大的争论。我差一点就又快打成
右派了。
中国农村的工业化，谁也想不到能这么快就起来。全世界没有人能预料
到，中国也没有人能预料到。
中国农民把中国改造成了今天的样子，变得人家不敢小看我们了。
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带出来许多问题，比如城市化问题，城乡一
体化问题。问题是现实中出来的，老办法肯定不行的。
发展乡镇企业，首先要讲市场。我们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给农民添
实惠。
中部地区是我国的传统农业地区，在农业和工业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空
间，就是家庭副业。
眼睛盯住两头，一头是特产，一头是市场。把两头连起来，让农民增加
收入，不难做到。
有的地方搞麦子和枣子的间种，就这么简单一个路子，一下子增加了几
亿呀！农民增加收入了。
首都不能再发展工业了。现在有的不属于首都应该有的功能，也需要
逐步疏散出去。
重访温州，我们要出一篇大文章！
老百姓增加了收入，就有了办事情的力量。温州现在好多事情都是老百
姓集资干成的。机场、公路、学校，都修起来了。现在又修铁路。
温州是个改革试验地。不是国家划出一块地方，专门投入政策，搞试
验，而是农民自发地搞起来，在不花国家钱的情况下走出一条路子。
还是要坚持“离土不离乡”，使中国广大农民有较大回旋余地，进退有
路，而不至于遇到国际经济困难时无路可走，揭竿而起。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附录（1981-1999）
后记 张冠生
鸣谢
跋与中国最大多数的人相联系 王韧

晚年的费孝通在经历了人生大劫后，得以功成名就，迎来了他生命中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他政治上居高位，学术上亦树起不可撼动的权威。对于一位耄耋老人来说，拥有这样的身份与地位，完全可以颐养天年，尽享富贵荣华。可事实并非如此，“书童”张冠生用他那支忠实的笔呈现了这位奔走于百姓之中、忧国忧民的老年“苦行憎”形象。全书真实地记录了费于近二十年时间内，不知疲倦地奔走于大江南北、老少边穷之地，他的足迹遍布除西藏与台湾外的全国各地。可这一切不是流于表面的官员视察，而是真真切切的调查，并希翼从中找问题、想办法，为老百姓找出路。费的思想总是超前的，当年的调研中，他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与想法，如西部大开发、经济特区的建设，有的数十年后，终被采纳或被政府进行实施；还有，费还自创了很多形象的经济发展的概念词，如“三来一补”“串糖葫芦”“两田分离”等，这些足可说明费是中国社会演进的“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