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乐在数学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曾经在当代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中绽放出异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体制改革的洪流中，他又义无反顾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无疑，杨乐是当代中国科学精神的一位代表和践行者。
随着杨乐院士的娓娓道来，本书希望能够记录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数海沧桑，让读者分享一位老科学家几十年间所见、所闻、所经历的点滴。

王元序
引言
第1章 家世
人之初
家庭
第2章 南通的求学生涯
启蒙
成长
立志
第3章 北京大学（一）
初入大学
鸣放与反右
同学相惜
第4章 北京大学（二）
运动不断
教育与劳动结合
专门化
“抛纲式教学”
离开北大
第5章 函数值分布论
“老马识途”
明确学术方向
学术上崭露头角
“四清”运动
第6章 动乱年代的求索
学术上的荒漠
婚后生活与奔波
在政治运动与劳动中折腾
学术上的解冻
凝心聚力攻关
第7章 科学的春天与走出国门
破冰
被宣传
科学的春天
瑞士之行
美国之行
第8章 科研体制的恢复和建设
职称的晋升
学部的活动
学位制度
科技奖励
第9章 学会活动
中国数学会的恢复
加入国际数学联盟
数学会改革
华老离世和数学会50周年年会
第10章 主持所务
数学所分家
被动员担任副所长
开放型研究所
担任所长
第11章 建设数学中心
背景
数学会60周年庆祝大会
晨兴数学中心成立
晨兴的运行
第12章 学术研究体制深化改革的尝试
华人数学家大会
数学院的成立
第13章 国际数学家大会
筹备
霍金访华
数学家大会成功举办
第14章 数学之外
家庭
一点小结
附录
杨乐年表
杨乐主要论述目录
人名索引
后记

杨乐是一位德才兼备的优秀数学家，他是一位对现代
中国数学发展很有影响的数学家。
杨乐1939年出生，江苏南通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
学数学力学系，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研究生，师从熊庆来教授，研究奈望林纳亚纯函数值分布
理论。
杨乐与他同属于熊庆来研究生的北大同学张广厚合作
，做出了系列成果。但因“文革”而部分未及时发表，他
们亦不很了解当时的国际研究进展。
随着1971年“乒乓外交”，中美之间逐步有了接触。
1976年5月3日至27日，以数学家麦克兰恩为团长的十人美
国数学家访华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他们先后访问了中科院
数学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我国数学家向美国代表
团做了六十多次工作报告。美国代表团返回美国后，曾写
了一个长达115页的访华报告，其摘要正式发表于《美国数
学会通讯》上。报告中将杨、张的工作列为中国纯粹数学
现状中最突出的两项工作之一，报告指出：
“中国数学家在复分析方面最有价值的贡献在于奈望
林纳理论方面，这些工作是数学所杨乐与张广厚做的。世
界上很多数学家在这一领域仔细地耕耘了半个世纪，它需
要令人生畏的分析技巧，对这个古老学科来说，杨乐与张
广厚得到了一些新的与深刻的结果。”
杨、张最主要的结果为给出了一个亚纯函数亏值数的
上界估计，其上界依赖于该函数的波莱尔方向的个数。亏
值是一个分析概念，波莱尔方向是一个几何概念。杨、张
不等式给出了二者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特别地，杨、张
不等式是最佳可能的，即存在亚纯函数使不等式取等号。
这使得仅为研究实习员（相当于助教）的杨、张在中国数
学界大露头角。《人民日报》为此做了详细的…报道。
杨、张的系列论文发表后，得到了他们的国际同行（
主要是美、英、苏联的学者）的认可与好评。例如苏联数
学家哥德贝尔格等人撰写的数学百科全书中的亚纯函数分
册（英译本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中就引述了杨、张的
大量论文与成果（约十多篇文章），特别对杨、张不等式
做了详细介绍与好评。
当杨、张工作处于高峰后，值分布理论已经非常成熟
而逐渐趋冷。杨乐转行应该不难。我记得1981年4月，在合
肥中科大，杨乐向华罗庚与科大数学系师生做了工作汇报
，报告中不仅有值分布理论，还用到了泛函分析等。这说
明杨乐做过努力来拓展他的研究领域。
“文革”结束后，1977年，杨、张即从研究实习员被
破格提升为副研究员，1979年被评为研究员。1980年，杨
乐被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成为最年轻的学部委
员。
像杨乐这样德才兼备的年轻数学家被提拔担任一些领
导工作是自然的事。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杨乐
即将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此（社会工作）。
杨乐的社会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在中科院内
，他先后担任了数学所副所长、所长及首届数学与系统科
学研究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直至今日。同时担
任了数理学部常务委员、学部副主任与中科院主席团委员
等职。对数学研究院正常工作秩序的建立、人才培养与引
进等都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贡献。
第二，杨乐对中国数学界的贡献：他担任中国数学会
秘书长、理事长多年。数学界的大事，他几乎都参与了领
导工作。例如，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他
是主要负责人之一：是“数学天元基金”的发起人之一；
是中国加入国际数学联盟的谈判代表之一等。从20世纪70
年代末起，他曾得力协助华罗庚的一些工作。杨乐贡献最
多的为他协助丘成桐创办与运作了开放性新型研究所“晨
兴数学中心”，这一中心对国内外数学交流、人才培养等
，成绩卓著，影响深远。
第三，杨乐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共五届）及曾在
全国青联任职等。
如此繁重的工作及其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杨乐与我长期共事，最为可贵的是我们可以彼此坦诚
地交谈。按他的天分及对硬分析的实力，在值分布理论之
后，改行经典解析数论、复动力系统或多复变函数论都不
会很困难。他很有可能再现辉煌。不可否认，社会工作耗
费他过多的精力。
总之，我认为从杨乐对中国数学发展所做的贡献，留
下一个访谈记录，无论对研究中国现代数学史，或对年轻
数学家的教育来说，都是需要的，也是很有价值的。我预
祝本书出版成功。

杨乐先生曾担任中国数学会秘书长、理事长多年，数学界的大事，他几乎都参与了领导工作：如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数学大会，他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是“数学天元基金”的发起人之一；他协助丘成桐创办与运作了开放性新型研究所“晨兴数学研究中心”，这一中心对外数学交流、人才培养等，成绩卓著，影响深远。
在本书中，杨乐先生讲述了自己的家世、求学经历（南通和北京大学、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学术工作经历和成果，以及担任领导职务所做的一些工作，分享了几十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感。

给杨先生做访谈录，说起来有点机缘巧合。
2014年夏的一天，我在数学院大院和郭金海老师（中
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偶遇。郭老师和袁向东老师一起，先
后出版了两本访谈录：《徐利治访谈录》和《有话可说：
丁石孙访谈录》。聊天中，郭老师提到李文林老师、程钊
老师和我前不久在《数学与人文》上发表的一篇对杨乐院
士的访谈，他热情地建议我可以尝试完成杨乐先生的访谈
录。
这个建议，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有
能力涉及这件事。杨先生在我们的眼中，从来都是如雷贯
耳的大师级人物。记得在数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这些学
生对吴（文俊）先生、杨先生这些老一辈的数学家的感觉
，就像是普罗大众对神殿的执掌者一样膜拜。
不过因为我正在完成《陆启铿传》，这个建议确实触
动了我。我回去以后查阅一番资料，发现居然没有杨先生
的较为系统和完整的传记公开发表，网上的资料也不是很
多。我意识到杨先生的低调，不愿意多加宣传。
联想到杨先生在中国当代数学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他
如果能口述自己的经历，肯定是这段历史宝贵的第一手史
料，足以见证新中国数学的起伏发展。但我既是名不见经
传的晚辈，又少有经验，这项工作有可能由我完成吗？虽
然有这样的疑虑，但我还是决定尝试一下。先生并不是不
好接近，拜访几次之后，欣然同意与我合作共同完成这部
访谈录。
从2014年开始到2017年，先后做了十多次访谈，每次
访谈的时间都在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之间。访谈时，先
生和蔼平易，以往的经历娓娓道来，坦诚中使人犹如身临
其境。杨先生博闻强识，条理清晰，从不用翻查资料，笔
者回去复核文献时，却每每都会得到印证。这部书的价值
，相信读者会见仁见智。
能够完成这项工作要感谢许多人的帮助。
首先，非常感谢杨先生的信任和支持。在访谈和写作
过程中，我曾经走了一些弯路，感谢杨先生的包容和指点
，而且每一章的初稿完成后都得到了杨先生的斟酌与仔细
修改。
其次，感谢樊洪业研究员、郭书春研究员、李文林研
究员、王扬宗研究员、郭金海研究员。当我遇到困难或疑
惑，向他们求教的时候，这些老师们都热情、无私地给予
了我帮助和支持。另外，湖南教育出版社的李小娜编审，
虽然从未谋面，但在她的鼎力支持下，这本书得以短时间
顺利出版。
再次，我还要感谢我的同学潘丽云和龙正武。起初，
他们加入了这项工作，遗憾的是，由于身体或工作的原因
他们不得不相继退出。但是他们以其他的方式帮助了我。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爱人，他对本书的框架和撰写提
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并分担了生活上的大部分责任，使
我得以有精力去做很多事情。
作者：扬静
2017年7月于北京

人之初
访：杨先生，您能接受访谈，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您不仅在数学领域取得骄人成就，而且您的事迹影响过几代人，引导着无数优秀青年投身科学、从事数学研究，但当下关于您的生平介绍并不多见，只简单介绍为出生地是南通，生日为1939年11月10日。
杨：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规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偶像，也自然有崇拜者，类似现在的“粉丝”吧。我们那时思想比较单纯，只想科技可以强国，尽量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至于外界那些溢美之词，只能说是对我们那一代人所做工作的一点肯定。
既然说到生平，就先从我的出生地和生日说起。
事实上，我是1939年初冬出生在江苏东台的贲家巷，它在南通的北边。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战事紧张的时候，而父亲在南通有稳定工作，又带着一大家子人，未曾长途迁徙去逃难。为躲避战乱，全家人到乡下的外祖母家，我就出生在那里。在战乱时期，这算是比较好的选择了。我出生不久就随父母回到了南通，只是在1945年冬天曾到贲家巷的外祖母家小住几天，对那里略微有些印象，也已经很模糊了。
回到南通以后，我一直生活在那里，从孩提时代、小学直到高中毕业。而且，上世纪50年代初，东台县也是南通专区的一部分。因此，正式填写出生地时，我都填“南通”，也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了。
我的身份证上的生日是1939年11月10日，这是我少年时自己估算出来的。在过去，重要的日子都按照阴历记忆，我准确的出生日期是那一年的阴历十月初十。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南通中学填表，要求出生日期按阳历（公历）填写。那时我只有十二三岁，没有查万年历，就自己估计阴历和阳历相差大概一个月，十月初十往后推一个月，就填了1939年11月10日。后来所有表格上的生日都写的是11月10日，再也没有改动过。一次，偶然从万年历上看到，我准确的生日应该是1939年11月20日。
很巧合的是，胡耀邦是1915年11月20日出生，正好长我两轮。胡耀邦同志在科学院主持工作期间及其后，我和他有过几次近距离接触，对他的人格和所作所为很是敬佩。能和他有相同的生日，心里也暗暗有点高兴。
家庭
访：很多名人都会有家学渊源的说法，我们也想请您谈一谈您的出身。
杨：我出身于很普通的家庭。
我的祖辈几代人生活在江苏东台南安丰。父亲因为离家较早，对家谱也不甚了解。我只约略听他说过，祖上出过一位大人物，明朝的杨继盛，是历史上有名的诤臣。父亲对此并不在意，我也觉得没有十分确切的依据。
按照我的看法，世代书香门第的这一类家庭，修养可以薪火相传，也许对后代子女有某些影响。其他的情况，比如显赫的祖辈吧，最多祖父和父亲这两代人对其有点影响，可以营造好的经济条件和人文背景。但是祖父和父亲这两代人，说实在的，经济状况的好坏和文化水平的高低有时是偶然的原因造成的。
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他大约出生于1854年（清朝咸丰年间），在20世纪20年代末，大约1928年初去世。我祖母去世更早，在1909年去世，父亲当时只有三岁。听说我祖父杨介白先生年轻时也试图走科举之路，同时开馆授徒，借以为生。中年以后，转而从事经营，陆续购置了一些田产，并开设了加工粮油的工场与经营粮油布匹和日用百货的小商店。据说他十分勤劳，勤俭持家，乐善好施，被村民称为“善人”。
我的父亲杨敬渊生于1906年，1979年去世，他的一生颇有些波折。我们家从东台搬到南通，是父亲自己奋斗和经营的结果。
父亲常说他16岁就到了南通，我觉得应该是虚岁。少年时代，可能是继祖母的原因，父亲在家里的生活并不十分顺心，以至于早早谋划离家外出谋生，打定主意要去南通。那时的南通兴办实业已经很有规模，是苏北最繁华的地方，离老家有200多里。在当时人的眼里，这个距离已经很远了，简直算得上背井离乡。祖父在父亲离家时颇为感伤，反复念叨：“今日在家，明日百里。”
当时的南通在张謇的经营下，经济繁荣，文教发达，是民国时的模范县。张謇也是南通人，在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的恩科会试中中了状元。考状元凭的是八股文，他的国学造诣自然很深，更可贵的是张謇并不拘泥于传统，现代意识浓厚，作风又务实。他提倡“父实业，母教育”，对奢靡的官场并无多大兴趣，回到老家南通办工厂、学校，进行市政建设，算是知识分子投身实业，而且很成功的典范吧。我记得小学时去参观过张謇办的工厂——大生一厂，规模很大的纱厂，有工人六千多人，看到机器上铭记的年号为1895，应该是清末建厂时购买的。南通之所以成为有点现代化的城市，张謇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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