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晚年在老朋友的建议下撰写回忆录，每天想到什么写什么，陆续地写了一百个片段，虽为零散，却自成系统。
一说历程，二谈情趣，三忆故交，皆为切身之感，对追忆的人和事倾注挚情，表现出来的却是冲淡闲适。这之中能咀嚼出一丝丝的真，连不时出现的冷幽默里亦无不如此，一字一句都是人世的悠远。
他不是狂放之辈，却是至真之人。细节彰显本相，处处流露出性情的真——对真理、对世情、对爱情的观照。正是这样，大师简洁而又传奇的一生跃然纸上。
这部回忆录，对于了解那一时代的学者十分珍贵，读来妙趣横生，于平淡中怡情明理，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大众读物。
人事凋零，往事如烟，如金先生这般的“白马非马”，已然成为绝响。值得欣慰的是，世间留下了这本回忆录。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1926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创办哲学系。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52年起，金岳霖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逻辑学会会长等职。
金岳霖先生长期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是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他把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培养了许多逻辑学和哲学学者。
著有《论道》《知识论》等。

第一章
第一节 我的老家庭
第二节 我出生在有被瓜分恐惧的时代
第三节 我的小学和中学
第四节 在清华学堂
第五节 到美国留学
第六节 由学商业转学政治
第七节 资产阶级学者费力研究的学科
第八节 到英国我进入了哲学
第九节 回国后教逻辑
第十节 参加《哲学评论》的工作
第十一节 清华琐忆
第十二节 谈谈我的书
第十三节 我的客厅
第十四节 我忘记了自己的姓名
第十五节 我做吴宓的“思想工作”
第十六节 我坐办公室而“公”不来
第十七节 我接受了革命哲学
第十八节 我对政治是“辩证的矛盾”
第十九节 民盟与我的思想改造
第二十节 我没能成为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人
第二章
第一节 我喜欢作对联
第二节 我喜欢山水画
第三节 我对古树有兴趣
第四节 我喜欢栀子花
第五节 斗蛐蛐
第六节 车是重要的
第七节 中国菜世界第一
第八节 我有次想“自寻短见”
第九节 我更注意衣服
第十节 我养过黑狼山鸡
第十一节 我吃“大李子”
第十二节 我欣赏的甜
第十三节 我对猫的认识
第三章
第一节 同领导人吃饭
第二节 向周总理学立场
第三节 最好的榜样艾思奇
第四节 “大人物”章士钊
第五节 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林徼因
第六节 最老的朋友张奚若
第七节 我和钱端升家常来往
第八节 周培源、王蒂激要同时写
第九节 陈岱孙很能办事
第十节 渊博正直的陈寅恪
第十一节 陶孟和领我吃西餐
第十二节 黄子通最得意董其昌的画
第十三节 我与张东荪的好与不愉快
第十四节 儒者林宰平
第十五节 最雅的朋友邓叔存
第十六节 嗜好历史的黄子卿
第十七节 我不大懂胡适
整理者说明

金岳霖先生被誉为“中国哲学界人”，他与同人创建了“清华学派”，建立了新中国个哲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桃李满天下；他还是有着传奇人生的一代名仕，他与林徽因、梁思成、陈岱孙等一大批大师一起走过了“人间四月天”。这本回忆录虽为片段，但却是他完整人生的呈现，是让人不忍释卷、忍俊不禁，又泛起思想波澜的启示录。

第一节
我的老家庭
我的老家庭是清朝后期的洋务派的官僚家庭。父亲是浙江人，在湖南做小官，可能是一个知府级的官。他官虽小，可是后台有人，不然不会到黑龙江穆河去当金矿局的总办。在总办任上，他被抓到俄国的圣彼得堡。后来很快就回到了长沙。
他培养他的大儿子的办法完全是传统的，走入学、乡试、会试、廷试的路。可是，大哥只走到举人这一阶段就打住了，死了。父亲要他自立，他就到外县去当家庭教书先生，不久死于住所。二哥呢，父亲把他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去读书。这是明显的转变。更突出的是，父亲把我的三哥送到黑龙江北岸的海兰泡，显然是要三哥去学些工程技术性的东西的。他是十足的洋务派。
四、五两个哥哥可能是我的母亲去安排他们的前途的。这我不清楚了。
虽然我的母亲、舅舅、舅母都是湖南人，我可不能因此就成为湖南人。辛亥革命之后，以中山先生为首的政府很快就颁布了一部法律，内中有一条说在什么地方生长的就是什么地方的人。按照这个标准，我是湖南人是毫无问题的。
封建制度之下的兄弟不能成为朋友，六个年纪比我大的哥哥当然都不可能是我的朋友。这也就是说，年纪相差最小的哥哥——六哥也不能成为朋友。六哥比我只大几岁，淘气的时候也让我参加，在雅礼学校读书的时候也是同学。尽管如此，我们不是朋友。他比我大，管我。1913年，他在当时北京东城外的二闸淹死了。事实上，在这一年我已经是独立于封建家庭的人了。
第二节
我出生在有被瓜分恐惧的时代
清末有两个由南到北的政治运动：一是改良的，一是革命的。后来改良的失败了，革命的成功了。有一个文化移动，早就发生，可是清末时加速了。这个移动是由东向西的，很可能是由于长江水运加速而文化移动也加快了。加上武汉的影响，湖南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地区。这时湖南人的雄心壮志是了不起的。
我们房子的西边就是玉皇坪广场。在这个广场上经常有学生结队做体操，同时也唱歌。头一首歌是：
学友们，
大家起来，
唱个歌儿听，
十万军人，
狠狠狠，
好把乾坤整。
下面还多得很，更有甚焉者，有人唱：
中国若是古希腊，
湖南定是斯巴达；
中国若是德意志，
湖南定是普鲁士；
若谓中国即将亡，
除非湖南人尽死。
余生也晚，没有赶上上面说的朝气蓬勃的时代，反而进入了有瓜分恐惧的时代。这时，湖南是在对英、日的恐惧之中。航运交通差不多完全为英、日“火轮船”所垄断。我的大哥和二哥的分别是最好地反映了时代的分别：大哥是清朝的“举人”，二哥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二哥是经常要坐轮船到上海去的。可是那时候轮船都是洋行所有的，不是英国的就是日本的。英国的船公司叫怡和公司，船停的地方叫怡和码头。日本的船公司的名字我记不得了。大概二哥坐的主要是英国船。这时候，就产生了对英、日瓜分的恐惧。中国已经被瓜分成为各国的势力范围。湖南和长江下游都属于英、日范围，云南是法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和山东好像是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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