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和19世纪初，改革的浪潮席卷了全球，包括落入转型危机的奥斯曼帝国。为应对政治动荡、体制危机和民众叛乱，奥斯曼帝国设计了各种改革方案。帝国成了一个政治剧场，其中各种政治行动者发起了斗争、合作和竞争。
本书研究了三种相互竞争的秩序，“帝国的新秩序”“显要的秩序”和“社群的秩序”，或者说集权–官僚的、分权–契约的、参与–民主的。为了解决危机而签订的《同盟誓约》则意味着奥斯曼历史中的一种激进的、基于“伙伴关系”的可能性。这些探索在不脱离全球史框架的同时，对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叙事提出了质疑，放大了过去被忽略的地方政治文化实践，为我们进入土耳其历史提供了一个新路径。

宋宁刚，1983年生于周原故里。2002年至2010年，先后就读于广西大学新闻系和哲学系，毕业获文学学士和哲学硕士学位。2010年至2013年，就读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出版有诗集《你的光：2001—2016》（上海，2017）、《小远与阿巴斯》（北京，2019）、《写给孩子的诗》（西安，2020），诗论集《沙与世界：二十首现代诗的细读》（北京，2017）、《长安诗心：新世纪陕西诗歌散论》（北京，2019），批评随笔集《语言与思想之间》（西安，2014）、《纸上的关怀》（上海，2019），译著有《怪作家》（桂林，2019）等。现为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序言
导论
第一章 帝国：秩序、危机与改革，1700—1806
第二章 显要：治理、权力与财富
第三章 社群：集体行动、领导与政治
第四章 危机：暴乱、阴谋与革命，1806—1808
第五章 解决：《同盟誓约》与信任的帝国（1808）
结语
缩略语
注释
人名对照表

涉足18世纪末19世纪初
的奥斯曼帝国历史之初，
我天真地以为，这一时期
极少被研究。我错了：实
际上这是奥斯曼历史中被
研究得最多的时期之一。
自19世纪初以来，奥斯曼
和欧洲的历史学家及外交
学者就已经写出专著、报
告和文章，论述奥斯曼帝
国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
战争期间经历的危机。在
19世纪末的政治现代化努
力和立宪运动中，决策者
、法学家和知识分子把目
光转向这个动荡的早期，
从制度、事件和个人的丰
富剧目中寻找现代化的根
源。在民族国家的构建过
程中，研究巴尔干、土耳
其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历
史学家围绕着他们在18世
纪末19世纪初的民族话语
，追寻他们的民族运动的
起源、早期现代化者和开
国元勋。一些历史学家将
奥斯曼在这一时期的经验
视为旧时代危机和现代开
端的典型代表。所谓的东
方问题学者则把这一时期
作为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
逐步解体的前奏来研究。
因此，关于这一时期的文
献已堆积成山，既有使用
奥斯曼土地上所有语言的
，也有许多使用的是欧洲
语言。
这一时期虽然是奥斯曼
帝国被研究得最多的时期
之一，但对它的整体理解
也是最缺乏的。尽管关于
这一时期有大量文献、众
多档案资料以及学术作品
，但我经常发现对重要主
题的研究——诸如巴尔干、
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的区
域发展，外省显要的崛起
，奥斯曼制度的转型，军
事和财政改革，以及外交
和战争的背景等——是被分
开处理的。我意识到，将
这些问题割裂开来思考，
会使我们无法看到奥斯曼
秩序的复杂性、其制度的
全貌，以及帝国内各行动
者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在
本书中，我试图将奥斯曼
的制度转型、区域形态和
全球语境作为一种综合现
象来解释。
斯坦福·肖1971年出版的
《新旧之间：塞利姆三世
时期的奥斯曼帝国（1789
-1807）》无疑是迄今为止
关于这一时期最全面的著
作，至今仍形塑着许多历
史学家对这一时期的看法
，即视其为新旧之争。
2006年肖教授去世前夕，
我在安卡拉与他有过一面
之缘。虽然我们没有机会
聊到他的书，但作为一个
过于自信的研究生，我的
语气让他察觉到我想重新
评价他的作品。他一点也
不恼火，反而抱怨说，自
从他的书问世以来，没有
一个学者试图在一个更大
的图式中重写这一时期的
历史。我把这句话当作真
诚的鼓励。
在本书中，我从一个新
的视角来进人奥斯曼帝国
的这个过渡时代。首先，
我认为它的居民们有多种
选项，有些是旧的，但大
多数是新的。他们往往把
新旧结合起来。这个危机
时代在议题、规划、联盟
、冲突和解决方案上有着
丰富可能。其中很多半途
而废了，对热衷于为我们
时代的制度和经验寻根的
学者来说，它们自然就变
得不那么重要。其次，我
认为参与奥斯曼转型的行
动者具有多样性，个体、
家庭和集体行动者都有其
议题、打算和改变现状的
能力。这并不是新与旧、
国家与人民、精英与群众
、中心与边缘、穆斯林与
非穆斯林各自作为铁板一
块的集团之间的斗争。相
反，在混乱的政治景观中
，各种群体和利益集团之
间出现了许多斗争和联盟
。因此，我并不是要向读
者讲述参与一场特定斗争
的诸党派，而是要检视政
治行动的模式、联盟的成
立与瓦解、确立和失去权
力的形式、舆论的表达，
以及秩序如何维护、协议
如何达成。
本书绝不是一项要去探
讨这个时代奥斯曼的每个
问题、地区和事件的全面
研究。我的兴趣主要在于
分析制度、话语和政治文
化的转型，并将重要的个
人、集体行动者和事件置
于奥斯曼帝国的这一转型
中。自从完成本书，我更
加坚信，我们需要对奥斯
曼世界如何进入现代化和
全球化的19世纪进行更多
的讨论和研究。今天，对
于思考、关心中东和巴尔
干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来说
至关重要的，是认识到这
些地区的人们尝试了各种
解决方案，展开了一系列
的制度重建，调动了巨大
的想象力来应对他们面临
的挑战。最终，正如任何
一个变革年代，会有赢家
和输家，有延续和断裂，
有些选项被采纳，有些选
项被放弃。在将这些问题
放在奥斯曼的语境和革命
年代的更大框架中综合考
虑时，本书首要之务在于
发起一场新的讨论：当奥
斯曼世界来到19世纪现代
性的前夕，人们如何参与
一个激进的变革年代。
《帝国的伙伴》是在许
多机构和人士的帮助、支
持、指导、鼓励和启发下
完成的。我有幸在各种档
案馆和图书馆中工作。我
要感谢哈佛大学威德纳图
书馆，斯坦福大学格林图
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费尔
斯通图书馆，伊斯坦布尔
的总理府奥斯曼档案馆和
托普卡珀宫博物馆档案馆
，索非亚的西里尔和美多
迪乌斯国家图书馆东方馆
，萨拉热窝的加齐·胡思雷
夫贝格图书馆，维也纳的
家族、宫廷和政府档案馆
，以及巴黎的外交部档案
馆的工作人员。我特别感
谢斯坦福大学人文中心为
本书组织了一个审稿研讨
会。
我对我的老师、督导和
顾问杰马尔·卡法达尔感激
不尽。多年来，他一直是
我不可或缺的向导和灵感
来源。我要感谢哈利勒·伊
纳尔哲克、厄泽尔·

本书集中研究18世纪末19世纪初转型期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与革命，视角独特，论点新颖，颠覆了将新与旧、变革与反动、西方与东方、中央与地方对立起来的传统史观。
荣获2016年美国图书馆学会杰出学术选择奖；由土耳其专业学者撰写，逻辑清晰、材料丰富、内容严谨；内含作者亲自参与测绘和拍摄的地图和照片。
中国与奥斯曼帝国，曾经的“亚洲双雄”，一度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身陷困厄，沦为“病夫”。研究奥斯曼帝国，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近代史，进而思考：有着相似过去的土耳其和中国，是如何回应现代性之挑战的？

不仅是那些对奥斯曼帝
国、巴尔干地区和中东历
史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书目
，对关心全球史的读者来
说也不容错过。
——谢夫凯特·帕慕克

第一章
帝国：秩序、危机与改革，1700-1806如果我配得上这尘世的王座与权势，为人民服务将是一项纯然的欢愉。愿真主护佑伊斯兰教。
崩溃然后重建，世人称之为命运（devran）。
——塞利姆三世
1789年4月7日，在叔父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1774年至1789年在位）驾崩之后，塞利姆三世（1761-1808）作为第二十八任奥斯曼苏丹，在伊斯坦布尔践祚。塞利姆还是个诗人和作曲家，在成为苏丹前不久，他写了一首四行诗，即开头所引的。土耳其语“devran”有着多种含义：时代、时间中的交替、星辰的周期运动、回路和革命。在奥斯曼与波斯的文学、天文学和政治学著作中，该词表示的是时间的循环本质。“塞利姆不仅将“devran”与一个循环的过程联系起来，还关联了崩溃和重建。它与“革命”这个词相呼应，后者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崩溃所形成的改变以及新秩序的构建。5塞利姆立志在一个崩溃和重建的时代完成他的使命，即为人民服务。在同一首诗中他写道：“国家的性情（tab）已紊乱，我的真主，给它治一治。”
塞利姆成为苏丹时，奥斯曼秩序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1767年至1774年间漫长的对俄战争中，奥斯曼军队屈辱落败，暴露出奥斯曼军事部门的无能。战争导致奥斯曼失去了克里米亚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著名行省。1774年两大帝国签订的《库楚克-开纳吉条约》给奥斯曼人带来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财政制度无法从外省得到必要的资源，以赔偿俄国或给扩大的军事单位支薪。战后，财政压力和内部动荡摇撼着巴尔干和阿拉伯诸省。1786年，战事再起，这次是俄国和奥地利。这场爆发于塞利姆登基之时的战争，只是恶化了既有的问题。尽管存在危机，塞利姆在他的诗歌中却对未来心态乐观。“Devran”不只意味着崩溃，也意味着重建，作为制定了改革计划的年轻君主，他志在服务人民，化无序为有序。其乐观主义的基调不同于如下态度，即认为秩序的衰弱是预先注定的，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结局。7塞利姆为人民服务的志向反映了一个新的取向。在传统的帝国话语中，真主将人民托付给苏丹，命令他来统治他们。塞利姆对这一关系进行了重新定向。他欣然希望能为人民服务。“人民”（nas）这个词的选择也许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一种普世感，听起来就像塞利姆志在为人类服务。
在奥斯曼帝国，塞利姆的改革计划受到很多人欢迎。作为一位著名的诗人以及莫拉维教团（Mevlevi order）的教长，加利布（1757-1799）将塞利姆的人民仆人形象予以拔擢，在塞利姆登基之后将其描画为“muceddid”——这个概念适用于那些带着神圣使命来到世间的人——“为了土地和宗教”。8中世纪以来，这个术语一直被用于形容早前的穆斯林统治者。”这一次它被用来附和“新秩序”这一被塞利姆庇护的改革运动。塞利姆所属的莫拉维苏菲教团，是一个能影响到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城市的读者大众的网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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