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找一盏灯》主要收录了叶兆言短篇小说《热米拉》、《纪念少女楼兰》、《小杜向往的浪漫生活》、《卡秋莎》、《恰似你的温柔》、《不娶我你后悔一辈子》《十一岁的墓地》等篇，皆是作家叶兆言脍炙人口的短篇佳作。

叶兆言，1957生于南京，著名作家。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历任金陵职业大学教师，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创作总字数约四百万字。著有中篇小说集《艳歌》《夜泊秦淮》《枣树的故事》，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太顽固》，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叶兆言文集》（七卷）《叶兆言作品自选集》等。

自序
热米拉
纪念少女楼兰
小杜向往的浪漫生活
卡秋莎
恰似你的温柔
浦来逵的痛苦
不娶我你后悔一辈子
李诗诗爱陈醉
小春天的歌谣
榆树下的哭泣
花开四季
我已开始练习
十一岁的墓地
我们去找一盏灯
攀枝花

最初的小说写在台历背
面，如今回想，很有些行
为艺术，仿佛在玩酷。记
得是方之先生教唆，他听
我说了一个故事，瞪大眼
睛说：“快写下来，这很有
意思。”受他鼓励，我开始
不自量力，撕下几张过期
台历，就在纸片的背面胡
涂乱抹，还没写完，方之
迫不及待要去看，一边看
，一边笑着说不错。
三十年前，方之是江苏
最好的作家，今天再提起
，知道的人已经不多，必
须加些注解和说明，譬如
英年早逝，譬如曾获得全
国短篇小说奖，譬如当代
作家韩东的爹。他是父亲
最铁的难兄难弟，他们一
起被打成右派，要不是这
位父执，我也许根本不会
成为一个小说家。
说到方之的影响，最明
显不过是两件事，一是想
写立刻就写出来，不要再
犹豫；一是要挑剔，看看
别人还有什么不足。记得
方之当年经常挑剔得奖的
小说，总是喋喋不休，他
是个仁慈的长辈，又是一
位很有脾气的作家。从一
开始，我脑子里就积累了
许多不是，就有许多不应
该，就一直在想，不能这
么写不能那么写。如果你
要想写小说，首先要做的
便是和别人不一样，世界
上有很多好的短篇大师，
后人所能努力的方向，就
是必须与那些好的小说家
们不一样。
转益多师无别语，心胸
万古拓须开，单纯模仿很
搞笑，以某位好小说家为
好坏标准，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也很搞笑。短篇小
说说白了，就是考虑不能
怎么写，就是考虑还能怎
么写。这是一枚硬币的正
反两面，又好比鸟的两个
翅膀，只要扇动了，就可
以在高空自由翱翔。
小说是时间艺术，是岁
月留下的验证痕迹，无论
描写之实际内容，还是创
作之特定年代，时间都会
显得至关重要。我习惯随
手写下具体的写作日期，
可惜发表时，有的被编辑
随手删除，有的反复退稿
，最后虽然得以发表，真
实日期也不可考。这次结
集出版，尽可能根据写作
顺序，实在记不清楚，便
退而求其次按发表时间。
短篇的写作并没有一定
之规，唯一可以界定的是
字数。反正要短，最好要
短，究竟多少字，大家约
定俗成。我的短篇小说并
不多，有几篇已接近小中
篇。不过参照惯例，高矮
胖瘦虽有不同，仍然还能
算是短篇小说。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日
河西

本书为著名作家叶兆言短篇小说集，是《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系列之一种，由著名作家叶兆言亲自编选，收入其自1988年至今30余年间创作的重要短篇小说作品，结集为《雪地传说》《左轮三五七》《我们去找一盏灯》《吴菲和吴芳姨妈》《德莉莎的疯狂》五卷，每卷按时间顺序编选。叶兆言全新短篇小说集，十年磨一剑。

热米拉
我常常会遇到这样尴尬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作家。在大学的课堂上，在读者的来信中，这个问题被无数遍地咨询。我总是随口编造出一个原因，我煞有介事地说着，喋喋不休，其实明白自己是在瞎说八道。我根本就不知道答案在什么地方。
我十七岁的时候高中毕业，那是一九七四年，毕业了，无所事事，等着下乡或是进工厂。几乎整整一年，我都待在北京祖父那里。记得有一天，我的堂哥阿丹把我叫到房间里，偷偷地给我看一首他五年前写的诗。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不押韵的新诗：
我含着热泪伏在地上
拳头像敲鼓似的擂着
在遥远冰冷黄土地下的你啊
可听见我这悲愤痛苦的心跳
我责备我不能在这阴霾的清晨
跑到雪后凛冽的桦树林
用哀哭呼喊惊住使人心碎的枪声
用胸膛替你挡住恶毒可耻的一枪
棕色鬈发才思横溢的头仰倒了
宽宏热情勇敢忠诚的胸膛淌血了
血像洪流血像潮汐啊
吞尽了多少磅礴雄壮的诗行……
很长的一首诗，我很认真地读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听阿丹哽咽着背完这首诗。我有些感动，但是又觉得有些滑稽。那是一个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年代，我们整个民族都处在一片文化的沙漠中。阿丹的诗充其量只是沙漠上的一棵绿色的小草。我知道阿丹一直在偷偷地写一些很颓废的诗，他的诗常常成为我们家庭的笑话。在一个“兴无灭资”的年代里，阿丹是一个十足的小资产阶级，他满脑子都是不健康的情调。“文化大革命”中，父母不让我去北京，就是怕我跟阿丹学坏了。
记得那天西北风初起，没到法定生暖气的日子，锅炉工还没来，我们自己笨手笨脚地生了锅炉，忙得蓬头垢面。外面西北风呼啸，室内渐渐暖和起来。阿丹用毛巾擦了擦脸，用力擤着鼻涕，开始给我讲这首诗的背景。他告诉我这首诗是写给一个女孩子的，这个女孩子不是我的嫂子。
阿丹在一种十分神秘的气氛中，跟我说了他和那个女孩子的故事。这个故事起码有两点对我充满诱惑。第一，必须得瞒着我的大嫂，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来说，知道别人婚外恋，意味着别人对你的最大信任。第二，故事中那个叫热米拉的女孩子，是作为叛国罪被击毙的，这事不用说是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带有一种传奇色彩。
就在那个西北风初起的日子里，热米拉的故事开始进入我的大脑，它穿透大脑的表层，深深地往里插，一直插入记忆深处。连续多少年，我常常为热米拉的遭遇想入非非。这是足以吸引一个青春期男孩子产生梦幻的故事。事隔多年，再想起这个故事，我已忍不住暗自好笑。但是在一九七四年，在我十七岁的那个年头，这个故事使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成熟了许多。
阿丹是六十年代初期认识热米拉的，他陪同我的祖父去青岛度假，在海边散步的时候，遇到了和父亲一起从新疆来度假的热米拉。热米拉那时候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梳着新疆姑娘特有的小辫子，头发有些带棕色。阿丹用诗一般的语言，向我描述了当时海边的情景。夕阳西下，渔船孤零零地歇在海滩上，树棍架起了渔网，海浪一波一波地扑向海岸。那个叫热米拉的女孩子远远地跑过来，跑向我的祖父，递给祖父一支红色塑料杆的圆珠笔，让祖父在她的小笔记本上签字。女孩子的父亲显然为女儿的冒昧，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他站在离祖父不远的地方，红着脸，带着微笑。
热米拉看了一眼站在祖父身边的阿丹，大眼睛发亮，气喘吁吁地说：“老爷爷，我爸爸说，你就是那个——那个语文课本上写文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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