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史家的根柢、艺术家的笔触再现了三星堆文化的面貌及其发现过程，借三星堆出土遗物讲古蜀文明的特色，以及与中华文明多源一统的关系。既有对于有关三星堆文化古族、古城、古国的渊源流向的纵向探索，又有从生态到文态、从产业到科技工艺、从社会生活到神灵的主观艺术世界的全景式描绘，其中不乏作者创新的灵感和见解，读来清新可喜，诱人思索。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遗址再次举世瞩目，令世界惊艳。本书对三星堆文化发现和发掘的历程作了生动的描述，汇集了尽可能详尽的史料，书中配有精美图片，展示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以及三星堆文化的神秘莫测。

黄剑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四川省第九届、第十届政协委员，天府十大藏书家之一。文史两栖，勤于笔耕。已出版著述《石达开》《古老的清玩——金石碑刻》《天门》《古蜀的辉煌——三星堆文化与古蜀文明的遐想》《三星堆——震惊天下的东方文明》《丝路上的文明古国》《三星堆》（韩文版）《古蜀金沙——金沙遗址与古蜀文明探析》《金沙遗址——古蜀文化考古新发现》《金沙考古——太阳神鸟再现》《文宗在蜀》《华阳国志故事新解》《西域丝路文明》等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并发表评论与文史类等文章数百篇。有些著述同时在香港、台湾出版发行，或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学术论文亦被收入多种文集出版。在文学创作方面，出版长篇小说《琴恋》《商吻》《浪漫诱惑》《佳丽如云》《悲欢》等十余部。发表中篇小说三十余部（篇）。共计已正式出版、发表各类著述作品文章六百多万字。小传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中国作家大辞典》等多种著录之中。著述作品，文笔雄健，自成风格。近年力作不断问世，广受各界好评。

第一章 一个失落文明的重新认识

一、月亮湾的偶然发现 002

二、三星堆文明的逐渐认识 011

三、震惊天下的三星堆器物坑 022

第二章 成都平原上的古代王国

一、三星堆古城与古蜀王都 040

二、宝墩文化古城址的启示 054

三、古蜀王都与其他早期城市 066

第三章 人间王国与神灵世界

一、神秘的群巫集团 084

二、王权和神权的象征 107

三、古代蜀人的通天神树 122

四、太阳神话的反映 138

五、神山祭祀与天门观念 159

六、昌盛的泛灵崇拜 177

第四章 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一、王公贵族与平民阶层 202

二、经济形态与神禖文化 219

三、日常穿戴与服饰文化 233

四、通向远方的古代商道 262

第五章 高度发达的制作工艺

一、青铜铸造的辉煌 288

二、黄金谱写的篇章 301

三、玉石雕琢的艺术 314

结 论

一、揭开了古蜀国的神秘面纱 328

二、中华文明多源一统的例证 334

三、东方文明的新篇章 336

三星堆考古发现大事记 345

后 记 349

附 录 356

从一个考古遗址的发掘，发现一个失落的文明，甚至改写一部文化史，学术界再没有比这更令考古、历史和文化工作者兴奋快意的事
了。

有幸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样快慰的事却两次降于四川盆地西侧的成
都平原上：一次是广汉三星堆古城和祭祀坑遗址的发掘，另一次是以新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成都六座史前古城遗址的发掘。

它们使一个已经失落的古老的巴蜀文明，一个只有茫昧迷离的文献记述而缺乏物化实证的巴蜀文明，破土而出，喷薄而发，闪现出灿烂的耀眼的光芒，照亮了巴蜀文化史上几显苍白和暗黑的澎湃城。其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众多的扑朔迷离的文化之谜，是新发现的“古蜀文化的生长点”(苏秉琦先生语)，是幸运之神给予的索解，是巴蜀文化史上划时期的、恢宏扬厉的一页。

现在，已有众多学者投入三星堆文化的探索和研究中，出版了好几种研究或描述三星堆文化的著作。这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由黄剑华所著《探寻古蜀国：从三星堆看中华文明》是其中最新的又独具特色的一种。他以史家的根柢，艺术家的笔触，寻幽访翠，探骊得珠，再现了三星堆文化的面貌及其发现过程。既有对于有关三星堆文化古族、古城、古国的渊源流向的纵向探索，又有从生态到文态、从产业到制作工艺、从社会生活到神灵的主观艺术世界的全景式的描绘，其中不乏作者创新的灵感和见解，读来清新可喜，诱人思索。

研究三星堆文化是中国考古学，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三星堆文化面貌的神奇和文化渊源的扑朔迷离，也为我们的认识和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

其难之一，三星堆祭祀坑内各种奇诡怪异的神像文物从未见于著录，没有现成的巴蜀文献记载可资对照，至今我们还不得不主要借助于有关中原文化典籍的知识来认识和探索三星堆遗物及其风貌和内涵。如关于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鸟等形象的认识，就不得不借助于我们已知的关于司神巫师、建木社树和龙凤等中原文化知识，来对三星堆遗物进行猜测性对比，这就难免会发生歧义，难以准确认识其真谛。就是“祭祀坑”的命名，也还是来源于中原礼仪知识，因而引发歧义，引起广泛的讨论和争鸣。更准确地说，叫“祭祀物坑”更恰当一些。

其难之二，研究和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族属和文化渊源，若隐若现，困难重重。由于历史上巴蜀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源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特别是长时期的民族交往、民族迁徙与文化振荡，使我们至今对巴蜀内部的民族关系还难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 

其难之三，三星堆文化遗迹和实物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知的古蜀城邦体系和森严的古蜀国体系，但我们仅凭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的蜀王世系的知识，无法为它找到文化学上的坐标定位。

其难之四，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成都十二桥文化的考古发掘，虽然使我们找到了三星堆文化特别是其青铜文明的上源，看到了它的流向，但其间长达2000年的时空隧道里的某些缺环还是难以填补的。特别是考虑到距今2000年至3000年成都平原上曾发生过的一次巨大洪灾将旧文化遗址冲涤，普遍出现新文化遗址的迁徙，其文化连续性在某个环节上的阻断，不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 

正是由于这些困难，引起研究工作者对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恒久的兴趣。本书作者知难而进，对三星堆文化发现和发掘的历程作了生动的描述，汇集了尽可能详尽的史料，使我们对巴蜀文化，特别是其中有关古蜀文化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能够引起思索，加以重新认识。这些问题主要是：

一、三星堆文化是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等历代蜀王世系所代表的不同经济时代的都邑文化最早汇集的结穴处演化而来，提供了典型的古蜀城邦国家文化特征的识别体系，填补了古蜀城市文明早期形态起源和发展史的空白 

如果说宝墩文化所涵的六座古城代表着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起源阶段，那么，位于平原中心的三星堆古城址则代表着古蜀城邦国家建成的阶段。本书对古蜀城市建筑、城市功能和城市结构秩序，特别是以祭祀坑为代表的超自然的精神性权威城市汇聚点，都有较好的分析和研究。美国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曾提出人类最早的超自然的精神礼仪性、威仪性汇聚地点，即各方人口朝觐的目标，是“城市发展最初的胚盘”的著名观点，这在三星堆古城址和祭祀坑遗址有鲜明的体现。他所论述的城市具有“磁体功能”和“容器功能”的观点，也有助于我们对三星堆古城文化特征的认识。本书详尽介绍了各派学者关于该古城文化特征的争论，或主张是蚕丛王时期，或主张是鱼凫时期，或主张是杜宇时期，本书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自古以来被称为天府之国，是个富庶而又神奇的地方。早在远古时期，这里就已经是古蜀先民的栖息之地了。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有黄帝与蜀山氏联姻的记载，可知蜀山氏与黄帝都是著名的大部族，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很早就有了文化与经济方面的交流往来。传说蚕丛创建了古蜀国，随后柏灌继位，鱼凫兴邦，杜宇积极发展农耕，开明王朝治理水患拓展疆域，使古蜀国成了西南地区的一个富庶之国，并形成了相对独立而又特色鲜明的经济文化。但传世文献对古蜀早期历史的记载却很模糊，一直云遮雾绕，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譬如扬雄《蜀王本纪》和常璩《华阳国志》记述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五代蜀王事迹都极其简略。后来唐朝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说：“蚕丛与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更是为传说中的古蜀历史抹上了一层浓郁的神秘色彩。

传说中的古蜀国，给了人们丰富的想象空间，使人们产生了各种推测，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古蜀历史文化的好奇探寻。中国近代有许多重大考古发现，最初都有一定的偶然性。譬如甲骨文的发现、敦煌藏经洞的发现等，就是比较显著的例子。三星堆古蜀文明遗址的最初发现，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在20世纪30年代初，四川广汉月亮湾居民燕道诚与家人为了灌溉农田，车水淘溪时发现了埋藏的玉石器。消息传出后，当时的成都古董市场一度曾被“广汉玉器”闹得沸沸扬扬。1934年春，华西大学博物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征得四川省教育厅与广汉县长的同意，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也发现了一些玉石器。新中国成立后，冯汉骥教授与王家祐先生曾几次前往广汉考察，认为三星堆与月亮湾一带遗址密集，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三星堆与月亮湾被称为“三星伴明月”，是当地的一处风水宝地。燕氏的发现与葛维汉的发掘只是序曲，更为壮丽的考古发现大幕就要揭开了。

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惊人的考古发现。1986年7月18日在三星堆发现了一号坑，7月25日又发现了二号坑，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青铜器物和青铜神树，还有金杖、金面具、各种玉石器，以及象牙、海贝等。特别是高大的青铜立人像、诡异的纵目人面像、形态各异的青铜人头像，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的栩栩如生的神秘群体；还有奇特的青铜神树和众多的鸟、虎、龙、蛇与各种飞禽走兽青铜造像，铸造精美，造型神异，令人叹为观止。这些丰富而又罕见的出土文物，每一件都是无与伦比的绝世珍品，为我们了解神秘的古蜀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三星堆考古发现真实地印证了文献古籍中的记载，可知传说中的古蜀王国并非子虚鸟有，崭露真容的古蜀文明竟然是如此的灿烂辉煌。中国考古界和世界学术界都惊喜地谈论着这一重要考古发现，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造像群与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展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由此可知，地处长江上游内陆盆地的古蜀国在当时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繁荣强盛的王国，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自成体系。但古代蜀人并不封闭，和黄河流域殷商王朝以及周边其他区域在经济与文化上有着源远流长的交往和相互影响。古蜀文化与殷商文化的交往，可能有水陆两途。一条是顺长江上下，可能是古代四川与中原地区往来联系的主要途径。另一条是北经汉中之地或通过陇蜀之间，利用河谷与栈道，也是古蜀与中原的重要交流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是不丧失主体的交流。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说明，古代蜀人在接受殷商文化影响的时候，以高超的青铜雕像造型艺术为代表的古蜀文化特色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古蜀文明与中原华夏文明都是属于地域文化的范畴，各自的不同特色是和农业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我国的农业起源甚早，在原始社会长江流域就出现了稻作农业，黄河流域已出现了旱作农业。原始农业不仅提供了粮食，也促使了人口繁衍，衍生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习俗。正是由于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种农业体系，从而促进和形成了南北文化体系发展的各自特色。对自然的认知，对祖先的传说，古蜀与中原都有各自的说法。譬如神话传说方面，中原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黄帝，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帝俊。在中国的传世文献中，代表中原文化传统的一些古籍如《竹书纪年》《世本》，以及后来的《大戴礼记·五帝德》《
史记·五帝本纪》《帝王世纪》等，都是以黄帝作为传 中心的。而代表南方文化传统的《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记载，则构成了一个帝俊神话传说的体系。

一、月亮湾的偶然发现

提到三星堆，由于此地惊人的考古发现，如今已是一个闻名遐迩的地方。在称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腹心地带，由繁华的成都驱车北行40公里，便可以看到鸭子河畔矗立着一座造型别致的建筑，这就是新建的三星堆博物馆，数量众多、精美绝伦的出土文物就陈列于此。距其不远便是古马牧河和著名的三星堆及月亮湾。轰动世界的三星堆文明遗址和揭示古蜀之谜的大量出土文物，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许多重大考古发现，最初的发现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们熟知的甲骨文和敦煌珍贵文物的最初发现经过便是这样。三星堆古蜀文明遗址的最初发现，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据传最初被发现的是一些玉石器，是当地居民燕道诚与家人车水淘溪时发现的。郑德坤著《四川古代文化史》记述说：“民国二十年(1931)春，居民燕道诚因溪流淤塞，溉田不便，乃将溪水车干施以淘浚，忽于溪底发现璧形石环数十，大小不一，叠置如笋，横卧泥中，疑其下藏有金银珠宝，乃待至深夜始率众匆匆前往掘取，除获完整石璧若干外，闻复拾得石圭、石璧、石琮、玉圈、石珠，各若干。”①当时，华西大学博物馆美籍教授葛维汉(D．C．Graham)所著的《广汉发掘简报》也称，1931年春董宜笃牧师获悉四川广汉县一位燕姓农民在溪底发现了一些石器、玉环、方玉和玉刀。董宜笃对此作了记录。后来有农民在挖水洞时，又发现了许多器物，这些器物被分送给了乡邻和戚友。②20世纪7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1929年发现之说。冯汉骥、童恩正在《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一文中说：“一九二九年，该地中兴乡(现名中兴公社)的农民燕某曾在宅旁沟渠底部发现玉石器一坑，当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③这在年代上就形成了两种说法。曾于20世纪50年代实地调查过月亮湾三星堆遗址的王家祐先生认为，应以最初的文字记载为准，这是很有见地的。那么，1929年发现的说法，究竟有何根据？冯汉骥、童恩正的文章对此并没有说明。后来持“发现于1929年”之说的一些文章著述，亦大都含糊其词。最近，陈德安《三星堆遗址挖掘综述》中是这样解释的：“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是1931年英国牧师董宜笃(V．H．Donnithorne)在广汉获悉当地农民燕道诚因车溉田挖出石璧、玉璋、玉琮、玉璧等一大批玉石器而被发现的。根据燕氏家族提供的情况，董宜笃(V．H．Donnithorne)得到这批玉石器出土的消息时，已事隔两年，实际上，这批玉石器是1929年出土的。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已近70年了。”①在最初的记录中并没有这一情况，显然是燕氏家族后来的回忆。相隔两年消息才透露出去，是颇值得玩味的。

燕道诚和家人偶然挖到的玉石器究竟有多少件，说法不一，有的说“一坑”，有的说“若干”，有的说“大批”，②有的说“总数达三四百件之多”，③还有的说“计有璧、璋、琮、圭、圈、钏、珠、斧、刀及玉石半成品等400余件”。④虽然具体数目无法确定，但数量较多则是可以相信的。燕氏不懂得这些玉石器的重要价值，开始也许以为挖到了宝物，后来发觉并非金银之类，于是便将其中一些分赠亲友，致使这批玉石器逐渐流散。据说馈赠的原因之一，是燕氏父子发掘后得了一场大病，为了折财免灾，才将这些“意外之财除自留部分外，大多向亲邻朋友广为分送”。⑤总之，随着这些玉石器的流散，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引起了古董商们的注意。经过他们的渲染和炒作，当时的成都古董市场曾一度被“广汉玉器”闹得沸沸扬扬。流人古董商之手的玉石器数量毕竟有限，有的古董商为了牟利，甚至伪造赝品出售。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广汉出土玉石器的影响，同时也使得真伪混杂，为后来的甄别研究增添了麻烦。

燕氏的偶然发现，开启了三星堆古蜀文明遗址发掘的足迹，具有极不寻常的意义，在当时即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并由此开始了早期的调查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