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概述了任继愈先生从有志于一般哲学到献身中国哲学研究的思想进程，描述了先生从信奉儒家学说到成为优秀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本书特别强调了先生在学术道路上始终如一的求真精神，包括1957年在中国哲学研究座谈会上对日丹诺夫定义的质疑，包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评儒批法”政治高压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的坚守，还包括在此起彼伏的各种热潮喧嚣中总能保持住一个严肃学者清醒的头脑。

引论
第一章 民国后期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前后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参考文献
附录 任继愈年谱及哲学著作年表

19世纪的中国处身之
世界，是资本主义极度膨
胀扩张的世界，这样的“
近现代”世界于中国而言
，意味着外部环境已然发
生了重大的变化。遭逢“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
千年未有之强敌”的危局
，传统中国在这个资本搅
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走得
跌跌撞撞而步履艰辛。曾
经辉煌灿烂、傲视寰宇，
对世界文明进程做出诸多
贡献的古代中国，经鸦片
战争一役被强力拖人近代
中国，天朝上国的幻梦破
灭，国耻和国难纷至沓来
、日甚一日。此时的中国
，屡遭强敌欺凌而多灾多
难，救亡图存的风潮轮次
迭起，中华民族背负着耻
辱与苦难逆行在腥风血雨
之中。历史的年轮行进至
1931年的日本侵华，中
华民族再遭蹂躏，但终经
十四年正义与邪恶之较量
，国民于漫天烽火之中奋
力挣扎以求生存，民族精
神方有激扬转变之势。抗
战胜利，本应铸剑为犁，
以和平发展为先，各派势
力本应齐心襄助国事开拓
新局为要，然国民党挟独
裁之心而悍发内战，国共
之争遂定国家民族未来之
命运。中华人民共和国初
建，民族奋起复兴之黎明
曙光初显，振兴中华之希
望乍现，但社会主义建设
经验不足，挫折难免。改
革开放，实事求是的精神
重回神州大地，求真务实
再次成为中华民族谋求生
存与发展的共知与共识。
正是在这个中国社会
剧烈变动的历史进程之中
，一个灿若星辰的中国哲
学家群体横空出世。他们
的哲学探究反映出了社会
剧变时期的中国近现代哲
学始终处在不断付出代价
追逐真理和向拥有真理者
学习的历程，反映出了他
们融会相沫、贯通古今中
西哲学以孕育中国现代哲
学的思想冒险。如今，感
知到他们为此所付出的代
价，不仅要再次体悟中国
社会激烈变革与转型的椎
心刺骨之痛；认知他们为
此所做出的贡献，亦不只
是聆听那民族精神涅槃重
生、中华文化全面复兴和
国家命运否极泰来的宏大
序曲。在全球化和现代化
的裹挟之下，中华民族的
精神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
，曾经主导中国两千多年
的传统哲学散落、破碎，
中国现代哲学重新起步、
更新，正在逐渐融入并日
益化为世界哲学的有机组
成部分，所谓“不积涓流
，无以成江湖”是矣。那
么，如何才能在这个风波
诡谲而又风姿绰约的江流
之上，安然行舟以泛游呢
？笔者认为，涓涓细流汇
为江河，须要溯源而寻究
竟。因此，中国近现代哲
学智慧的汲取需要实事求
是地、长期不懈地和持之
以恒地推进，通过多维度
、多视角有的放矢的个案
研究、专题研究和比较研
究，尽可能仔细而翔实地
梳理出哲学家哲思的发展
脉络，才有可能从整体上
把握这个中国哲学家群体
的哲学之生成过程。
饮水思源而探源，作
为溯源而上所迈出的微微
小步，本书选题从任继愈
为学广博的众多领域之中
，择取其中国哲学史研究
为研究对象，以任继愈本
人哲思起承转合的嬗变历
程为进入路径，尽可能地
阐明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在中国现代哲学发展进步
与曲折低潮交错的历史实
践进程之中所承载着的智
慧之思。

本书选题从任继愈为学广博的众多领域之中，择取其中国哲学史研究为研究对象，以任继愈本人哲思起承转合的嬗变历程为进入路径，尽可能地阐明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中国现代哲学发展进步与曲折低潮交错的历史实践进程之中所承载着的智慧之思。

一、哲学为业初心笃定
人生在世，总有繁思万千，它们多数并不清晰，又逐渐消散。如果有意回首发蒙之初，却可以发现，总是那些或影影绰绰、或稚嫩简单的思绪，充实着逝去的岁月。它们就像春日溪水之畔随风摇曳的柳叶，在疾步行走的人生道路上领略光影之美，感受岁月静好，哲学地栖居于天地之间。
任继愈求取哲学的人生之路，虽非坦途，却始终能与思想同行，那终究才是让人艳羡的生命历程和哲学人生！
在现实之中，人们对哲学的观感并非我们自认为的那么充满诗意，它在今天还依然被看作是冷门专业的无用之学。在任继愈所处的时代，讲论哲学的学习，在有些人的心中更是一件卑微而可笑的事。这也正如任继愈在其自传中所言：“1934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旧社会读哲学很难找到合适的职业……入学时有十几个人，毕业时只剩下三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①那么，在哲学如此不受待见的情况下，当初任继愈为何选择并坚持以哲学为业的动因就值得去探究。
（一）求学北大哲学系
青少年时期的任继愈，原想着将来成为医者，以期悬壶济世、治病救人，良善之思一度占据整个头脑。然而，在求学的过程中光芒四射又丝毫不逼人的哲学之思，逐渐吸引着他。经过深思熟虑，任继愈决定放弃从医而选择哲学，因为在他看来，医学还有其他自然科学，都是研究一些具体而局部的真理，哲学则是对普遍问题的思考，是追求真理的学问，这更加契合自己的心性和人生追求。1934年夏，十八岁的任继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西方哲学。前路初定，夙愿得偿，青春激扬，他开始行进在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北大哲学系成为他实现哲学人生的起点，哲学志业成为他寻找真理和追究人生归宿的支点。
北京大学原是清末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是在“保教”“保国”“保种”的戊戌变法运动中设立的，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恢复传统书院旧例，所学内容依旧是儒家经学及理学思想。清王朝覆灭之后，京师大学堂浴火重生，更改校名，变易学科，开始具有真正的现代大学气象，而传统书院旧制内的“经学科”，在现代学科制的冲击之下已然发生了许多变化。五四运动爆发当年，北京大学全校废“学门”改“系”，“哲学门”正式定名“哲学系”。千百年来独尊为庙堂之上的经学与其他学科并列为诸多学科之一，“经学科”成为孕育中国现代哲学的思想源头和学科雏形之地，这实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精神传统来源之一①。1917年，蔡元培正式主持北京大学，在其任内的北大哲学系开风气之先，成为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思想策源地，影响巨大，泽被后学。
青年任继愈求学北大哲学系之时，蔡元培已离开北大多年，但由他开启的现代大学之路则间接地导引和滋润着入读北大求知问学的莘莘学子。任继愈晚年在一篇追忆蔡元培的文章中说道：“蔡先生离开北大多年，他树立的重实学不重虚名的学风仍然保持着。”②任继愈当时求学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课程体系设置、学术风气和师资配备方面已初具规模，重视和强调对哲学史和佛教思想的研究。哲学史课程有欧洲哲学史、印度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郑昕（康德哲学专家）、贺麟（黑格尔哲学专家）等负责欧洲哲学史的讲授；佛教思想和佛教史在北大哲学系颇受重视，除了汤用彤，还有周叔迦、熊十力等，更有马叙伦用佛教法相唯识学讲授庄子哲学。这些师资，可谓群贤毕集，对于为数不多的哲学系学子来说应该是幸福至极的事情，哲学系当时不细分专业方向，学习的课程亦颇有特色。在西方哲学课程上，哲学系师生的兴趣多集中于欧洲古典哲学，主要有斯宾诺莎、笛卡儿、洛克、休谟、贝克莱、康德、黑格尔等。至于学界当时影响颇大的美国实用主义已时过境迁，在北大哲学系没了市场。西方的现代哲学，如怀特海、罗素的哲学，也很少引起注意。在佛教思想方面的课程开设较多，有按学科性质分类的，比如佛教经典选读、因明学、隋唐佛学、佛教概论等；也有按佛教宗派研究分类的，如天台宗、华严宗、新唯识学等。至于中国哲学的课程，则着眼于断代史、专题和专著研究，有魏晋哲学、老庄哲学、周程哲学和王阳明哲学等①。
任继愈大学一年级时，主修汤用彤的哲学概论、郑昕的逻辑课、钱穆的中国通史、卞之琳和钱学熙的外语课等；二年级学习贺麟的西方哲学史、熊十力的佛教名词简释和新唯识论等；三年级主要选修贺麟的黑格尔哲学及斯宾诺莎课程，还就自学康德哲学上的疑难问学于郑昕。1935年至1936年，是任继愈在学校系统接受哲学专业训练的时间，除了在课堂之上哲学专业课程获取思想启发，课下之余，他还乐于自学，比如宿舍里用布幔隔开的空间和图书馆，都是他学习的天地。其中北京大学的图书馆给任继愈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他曾专门著文回忆北京大学设在沙滩松公府的图书馆和北京大学新建的图书馆，以及馆藏图书丰富的中文阅览室里面的常用书和工具书，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二十四史》《册府元龟》《说郛》《通典》《文献通考》《玉海》等①。1937年，本该是任继愈在北大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