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讨论陈垣先生与顾颉刚先生之间的交往、他们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以及他们对学生的培养。在近代史学大家中，陈垣与顾颉刚都重史料、重文献、重考证，但二人研究领域不同、治学方法迥异，因此历来很少并称，以往研究者也不甚重视他们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通过细致爬梳《顾颉刚全集》《陈垣全集》，可以发现陈垣与顾颉刚有过密切的交往，其学术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合力，共同为建立科学的、现代的、史料为主导的中国史学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同时培养出了下一代史学界的中流砥柱。

刘卓异，河南淮滨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成员。主要从事先秦史、金文研究，在《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文献》《中华文史论丛》《史学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第一章 浮沉各异势 殊途而同归——论陈垣与顾颉刚的交谊
一 陈垣、顾颉刚交往的起伏经过
二 交往、矛盾与合作：燕大时期的陈垣与顾颉刚
三 殊途同归：陈垣、顾颉刚治学路径的异与同
第二章 陈垣的古史观
一 陈垣“不治经学”辨
二 陈垣对“疑古派”的态度
三 陈垣·古史·古史辨
第三章 顾颉刚的《尚书》学
一 从《尧典》到《大诰》
二 “与子偕行”——顾颉刚《尚书》研究与陈垣元史研究的比较
第四章 励耘门中考古家——赵光贤《中国考古学大纲》述评及其他
一 《中国考古学大纲》的体例与内容
二 《中国考古学大纲》的特点
三 “古史考辨”之外的赵光贤
第五章 援庵麾下疑古派——赵贞信传略
一 多年师生如父子——顾颉刚与赵贞信
二 讲师“赵贞信教授”——赵贞信在辅仁大学和北师大
三 赵贞信学述
后记

近代以来的古史研究，
发轫于罗王之学，勃兴于疑
古思潮，至郭沫若等马克思
主义史家另辟天地，共同奠
定了当下先秦史研究的基本
方法与格局。此外还有一条
暗线，即中国古代的经学传
统。章学诚云“六经皆史”，
虽然学者对这句话内涵的理
解相当丰富，但可以明确的
是，在先秦史研究所依据的
史料中，经书无疑占据极重
要的位置，且古今均如是。
这就造成了古史研究与秦汉
以后历史研究的一大不同点
——浓厚的经学色彩。在如
今经学作为一门学问已经衰
微的情况下，这一特点也可
以表述为浓厚的文献研究色
彩。
从古至今的先秦历史研
究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研究
文献，即解读与辨析史料。
古代的先秦史研究基本依附
于经学，治古史多半等于治
经书；近代以来由于大量地
下材料的出现，对出土文献
的解读和研究成为古史研究
者的重要任务；疑古思潮兴
起后，古书成书时代的辨析
也成为古史研究最重要的课
题之一。这些研究都是围绕
文献开展的。
由于古史研究素来有浓
厚的文献研究色彩，近代以
来的古史大家往往是古文字
大家（如王国维、郭沫若、
徐中舒、于省吾、胡厚宣、
李学勤等），或者是古文献
大家（如顾颉刚、刘起釪治
《尚书》，童书业治《左传
》，金景芳治《周易》，于
省吾治群经，等等）。即使
主要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学者
（如唐兰、裘锡圭等）或古
文献研究的学者（如杨伯峻
、高亨等），往往也会极为
频繁地出现在古史研究的学
术史梳理中，同样被看作重
要的古史研究者。
相比之下，其他断代史
的研究者纵有参与文献整理
研究工作，也是基于其深厚
的史学研究积累，而不是反
过来。秦汉以后的文献研究
者与史学研究者，虽然不是
泾渭分明，但往往术业有专
攻，即使在文献整理层面有
极大贡献，如果没有相关的
史学研究成果，仍不足以被
公认为该断代的史学家。如
启功参与了《清史稿》的点
校，但一般不以其为清史学
家。
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
原因之一是史料解读难度的
差异。对于秦汉以后历史的
研究而言，至少在近年秦汉
三国简牍大量出土前，传世
典籍的成书时代判定和文句
训读不成大问题，算是入门
基本功。而对先秦典籍和古
文字材料进行解读，对古书
成书时代加以辨析，固然也
是先秦史研究的基本功，但
在很大程度上已属遍布疑难
问题的学术前沿。所以，先
秦史研究带有浓厚的经学色
彩或文献研究色彩，一定程
度上也是必然的。当代很多
古史研习者（包括笔者在内
），入门时从经学着手，花
费很大精力学习清儒经学名
著，是有原因的。经学是古
史研究的根基所在，也是今
人研究古史应当参考的宝库
。
近年来，地下出土之文
字资料越来越丰富，尤其是
简帛文献已蔚为大观，促使
当下的先秦史研究加强了“
回归传统”的倾向，即文献
研究的色彩越来越重，越发
趋近于改头换面的经学研究
。笔者听到不少先秦史学者
说过，当下出土文献研究是
“显学”，而“纯”先秦史研究
则不多了。
我理解，所谓“纯”先秦
史研究，即经学或文献学研
究退居幕后、充当基础，以
政治史、军事史、制度史、
家族史、社会史等经典历史
学问题为研究对象。这种研
究方式在20世纪的古史研究
中曾占据相当主流的位置。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古史研
究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关于国
家形态、社会形态、家族形
态、宗法制度、社会生活的
著作，这些著作是数十年来
罗王之学、疑古思潮和唯物
史观充分融汇的结果，堪称
20世纪先秦史研究的高峰。
随着20世纪末“走出疑古
时代”口号为许多研究者所
接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力大
不如昔，这导致古史传说的
研究走入低谷。也是在这一
阶段，唯物史观实质上也被
许多研究者束之高阁，导致
宏观的研究视野在古史研究
中逐渐消失。在疑古思潮和
唯物史观影响式微的情况下
，先秦史研究“回归传统”也
在情理之中了。
当下火热的出土文献研
究，确实掀起了古史研究的
新高潮，但研究者也应看到
盛宴背后的不足。不可否认
的是，对于史学研究而言，
过于浓厚的文献研究色彩是
会对研究的纵深产生消极影
响的。往纵深发展的史学研
究是超越文献、立足问题的
，而单纯的文献研究则自有
边界，往往会割裂问题。
近现代古史研究之所以
不是古代经学的延续，并不
是今人的学力超出了乾嘉诸
老，而是近现代史学的学科
体系、研究方法、学术视野
较之乾嘉学术均有质的飞跃
。出土文献的整理和解读，
确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回归
经学方法；但若因此抛弃了
近现代古史大家们开拓的学
科体系、研究方法、学术视
野，让制度史、古史传说、
社会形态等问题的研究逐渐
淡出，恐怕也有舍本逐末之
嫌。孔子不可谓不伟大，今
人不可不重视其思想与智慧
，但若是鼓吹回到孔子时代
，或者全面推行孔子的主张
，未免太不合时宜。同样，
今人治学，虽叹服清儒之经
学成就，但若在治学方法和
精神上回归乾嘉时代，最多
只是在21世纪训练出一个
18世纪的二流学者，虽然不
是完全没有意义，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