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读人群 ：大众读者

1.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电视剧《人世间》原著作者梁晓声现实主义长篇巨制。

2.一部没有“代沟”的知青文学，想要成功的人，想要提升境界的人，都应该读一读。

3.不仅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一部写给当代青年的精神启示录。

4.每个人的一生都值得好好活着。人间值得，你更值得。

5. 以前我只是写那一代人如何如何；后来我突然意识到,那一代人背后的时代，更加可贵和重要。小说中极为重要的人物，它叫“时代”。我写《返城年代》并不是为了怀旧,更重要的是回到历史的端点，展现一段真实的岁月，给现在的年轻人补上历史记忆，不仅让他们了解那一代人，更要让他们知道那段历史。——梁晓声

《返城年代》是梁晓声的代表作，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在哈尔滨生活的几个返城知青家庭的悲欢故事，反映一代人在激情过后的挣扎与创痛。小说以林超然、何凝之、罗一民、杨一凡、张继红等人物命运的发展与纠葛为主线，艺术地、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了知青返城后所经历的生活的艰辛、迷茫、彷徨、辛酸，甚至绝望。然而，他们不曾向命运低头、向生活屈服，通过奋斗与打拼，终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归属。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生于哈尔滨，当代知名作家、学者。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至今创作了包括散文、小说、杂论、纪实文学等在内的作品逾千万字。代表作有《雪城》《年轮》《返城年代》《今夜有暴风雪》。凭借作品《人世间》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第一章

一九七九年年底，哈尔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防洪纪念碑在雪中巍然耸立,冰封的松花江如铺白毡。

一条条街道两旁的街树缀满新雪，巨大得像银珊瑚一般。此时已是后半夜，每一条街道都寂静悄悄，无人，无车。

一家服装店的橱窗内贴着红纸黑字的告示：为了迎接崭新的一九八〇年，不惜血本大甩卖！新时代万岁！

三孔桥一带的路有段陡坡，两个人影肩并着肩，小心翼翼地从陡坡上走下来，是林超然与妻子何凝之。何凝之棉袄外穿着兵团大衣，腹部微隆，看上去是怀孕了。尽管怀孕了，却还是拎着一塑料桶豆油，背着两张卷成一卷的狍皮；林超然则肩扛满满一袋面粉,左手拎旅行包，看上去也不轻。

两人都累了，走得呼哧带喘的。

何凝之：“没想到，都快一九八〇年了，还满列车的知青，还晚点七八个小时。”

林超然：“兵团、农场、农村，哈尔滨的，北京、上海、天津的，还有好几万知青在陆续返城嘛……你可千万小心点儿啊，我摔一跤没事儿，你摔一跤问题大了……”

林超然话音刚落，不料自己滑倒，旅行包、面口袋掉在地上，人也滑出去挺远。

何凝之：“超然！”

林超然滑到了一根电线杆那儿，喊：“别管我！慢点儿下坡，雪下有冰！”

他扶着电线杆欲站起来，但脚腕疼得他直咧嘴，又一屁股坐下。

何凝之走到了他跟前，问：“没事儿吧？”

林超然皱眉道：“脚脖子扭了。”

何凝之：“先别动。”

她放下装豆油的塑料桶，转身去将旅行包和面口袋拖了过来。面口袋摔裂一道口子，撒出不少面粉。她掏出手绢，从里边垫住裂缝，并将地上的面粉往口袋里捧……

林超然喊：“算了，损失点损失点儿吧！”

何凝之也大声地喊：“不捧起来损失不少呢，这可是精粉！”

她将面粉口袋拖近林超然，大口大口喘气，又说：“唉，女人一怀孕，行动起来就像七老八十了。”

她咬下双手的手套，搓手。

林超然：“坐我对面歇会儿，我替你搓搓手。”

何凝之：“别了，我现在这样，坐下费事儿，起来更费事儿。”

她将手套又戴上了。

林超然：“那，扶我起来。”

何凝之将他扶了起来。

林超然：“看来真走不了啦。”无奈地靠着电线杆。

何凝之的眼光有所发现：“你头上方贴着一张小广告，署的好像是我小妹的名字！”

林超然：“这会儿我可没心思关心她了。”贴着电线杆又坐下去。

何凝之擦去眼睫毛上的霜，从书包里掏出手电筒照着细看，但见小广告上秀丽的楷字写的是——“本人女，二十六周岁，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返城知青，容貌良好，品行端正，欲寻三十五岁以下品貌般配且有住房之男士为夫，住房十平方米即可，大则甚喜……”署名何静之。

何凝之大叫：“果然是我小妹！”

林超然：“别激动，同名同姓的人多了！”

何凝之：“绝对是她！她写给我的信中说她在练小楷，这么征婚，还‘大则甚喜’，气死我了！”

林超然双手抱着大头鞋一边活动那只崴了的脚一边问：“什么‘大则甚喜’？”

何凝之：“欲寻三十五岁以下品貌般配且有住房之男士为夫，住房十平方米即可，大则甚喜……”

她试图将小广告撕下来，却早已冻在电线杆上了，哪里撕得下来！

林超然：“老婆，先看看几点了行不行？”

何凝之愣了一下，看手表，小声地说：“快一点了。”她不那么生气了，平静了。

林超然仰视着她说：“咱们现在可该怎么办呢？我不同意带这么多东西，你偏不听我的！”

何凝之：“眼看要过新年了，接着就过春节，空手回家像话吗？你爸你妈都有腰腿疼的老毛病，给他们各带一张狍皮也是应该的吧？”

林超然不耐烦地说：“别说那么多了！我问的是，咱们现在可该怎么办？”

何凝之怔了怔，看看地上的东西，吃力地弯下腰，翻一只旅行包，翻出一把带鞘的匕首揣入大衣兜。

林超然：“你把它揣兜里干什么？”

何凝之：“只能这样……你坐这儿守着东西等，我自己先回家去，叫上我爸和我两个妹妹，一块儿来接你。”

她觉得委屈，流泪了，擦了一下脸，转身就走。

林超然看在眼里，明白她觉得委屈了，料到她流泪了，柔声地说：“老婆……”

何凝之站住。

林超然：“就不怕把我给丢了？”

何凝之不转身，不回头。

林超然：“哎哟！”

何凝之一下子转过了身，不安地问：“怎么了？”

林超然：“逗你呢！别急，我有耐心在这儿等。慢慢走，千万别像我似的滑倒了啊。”

何凝之点头。

林超然：“别生气，刚才我不该埋怨你。爱你。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

何凝之高兴了，笑了，也柔声说：“别心烦，这才多大点儿事儿啊！我家有自行车，我让我爸骑上自行车先来！”

她走了。

林超然直望到她的身影消失，从兜里掏出烟，往电线杆上一靠，吸着烟，陷入回忆……

兵团军马场场部里，林超然正与现役军人的教导员饮酒话别。桌上除了土豆、拌木耳，还有一大碗蘑菇炖肉。

教导员：“这是鄂伦春猎人送的狍子肉，为什么一口不吃？嫌我炖的不好吃？”

......

自序　我和我的那些“知青小说”

“知青小说”四字乃姑妄言之；从概念上说是模糊的——知青写的小说？写知青的小说？抑或曾是知情者写的知青小说？

莫衷一是。

何况，“知青”这一概念也多种多样。它曾是知青的当年青年仅有经历的共同点、类似点；在人品、家教、学业程度、文化影响以及心灵的善恶方面千差万别，不能同日而语。

古今中外没有什么统一的称谓能像相同的帽子一样——任何人戴在头上便都是同一种人了。

我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我笔下的所谓“北大荒知青小说”，大抵写的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当年又叫“兵团战士”。

军队编制、半军营化的集体生活方式以及管理方式、老战士们（他们曾是真正的兵，有的兵团干部还是经历过枪林弹雨考验的人）对知青们的军人作风的影响——诸种因素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在当年与插队知青、农场知青总体“气质”上大为不同。

“气质”一词也是姑妄言之。

所以——当然的，我的“知青小说”中的知青们，也与别人笔下的“知青小说”之“气质”不同；这是由笔下知青人物们的不同所决定的。

如果我不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断不会写那么多“知青小说”。

起初我写“知青小说”，当然很受所谓“知青情结”的促使。

怎么会不那样呢？

但后来就不是了。

应该说，从《雪城》开始就不是了——那时我已十分明了，我笔下塑造的只不过是一批曾是知青、返城后人生几乎要从零开始的青年人。知青返城了，知青经历不论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有多么深——他们，不，我们也不再是知青了。这是常识。

是的，自《雪城》后，我只不过在将笔下的知青人物视为具体的“人”来塑造，这后来一直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工人，不代表“中国工人”；

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农民，不代表“中国农民”；

同样，任何文学作品中的兵、学生、商人、干部，都不可能对“全体”具有公认之代表性。

反过来看就对了，就符合文学词典的本意了，即——作家们只不过在写是工人；是农民；是兵、学生、商人和干部的——“人”。

身份不是文学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征；

文学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征乃是由人性怎样、人品怎样、人对自己有无做人准则来决定的。

我笔下的许多知青人物寄托了我对人性、人品、人格的理想——若言理想主义，这才是我身为作家的理想主义，与其他什么“理想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

在极特殊的年代，在人性很容易被扭曲的情况下，是青年的一些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守住做人底线，并在做人的底线上尽量提升自己的精神坐标和心灵标杆的层级——这才是我后来一再写“知青小说”的原因。

我将我的作品中表现没表现此点，一直当成我写得有价值或没价值的标准之一种。

绝不是唯一标准。但在我，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标准。

这是理解我“知青小说”的一把钥匙。

现在我将它交给读者，相信许多读者读后会有如下感受——我爱书中的许多人物；原来做一个心灵中多一些真善美、少一些假丑恶的人是如此值得的事。

我相信许多人读过后，会乐于将我的书推荐给自己的儿女。

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是受人尊敬的好人呢？

让做人的坏法似乎反而令人着迷的可恶现象见鬼去吧！

中国需要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