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是列入“十二五”“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的“重大出版工程”项目。任继愈先生在其向中央提交的论证报告（即本书代总序）中对《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的文化意义、启动缘起、基本内容、规模结构、编纂条件等都做了详细介绍。
　　全编分十部，每部以篇章页标明起始。
　　全编所收各类文献统一编号，序号标于经题前，如“〇〇〇一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凡一种文献有两种以上版本且文字出入较大，无法在同一文本中会校者，则分别予以整理，并在经题下括注“别本”以示区分。部分文献《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曾予收录，别本则收入续编，读者可互为参照。

　一、《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编辑出版始末
　　大藏经，是继承和发扬佛教历史上的“结集”传统，以一定的结构、体例和编辑方式，汇总以佛教经典为核心的佛教典籍，并通过一定的载体保存传世佛教文献的丛书。当今世界佛教的三个系统——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都有自成体系的大藏经，即南传巴利语三藏、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其他各种文字的大藏经或佛书集成，都不出对这三种大藏经翻译、重编的范畴。大藏经不仅对于佛教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哲学、历史、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国际关系等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世界文化的瑰宝。所以，大藏经不止属于佛教，而且属于整个人类。
　　佛教传入中国两干多年来，经历了从一个外来宗教转变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佛教经典的翻译、佛教义理的诠解、佛教宗派的建立、佛教观念的普及，无不依赖汉文为必须的工具；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包括信仰形态，与使用汉文表述的佛教体系之间，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相互滋养，相互丰富，使诞生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华大地上开出了繁盛的花朵，创造了儒、释、道三家鼎立支撑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壮观局面。应运而生的汉文大藏经，就是佛教中国化的有力见证和突出标志。从唐代以前的写本，到北宋以迄清代的刻本，千余年间，汉文大藏经版本不断增加，内容不断扩充，特别是宋以后历代王朝都将编辑刊印汉文大藏经作为「盛世盛举」的事实，说明了社会各阶层的广大信仰者对于佛教法宝的需求和崇敬，说明了华夏民族对于佛教已经成为「自己的」精神财富的接纳和认可。由于长期的积累、反复的蒐集，也由于中国文化传统和佛教本身所具有的包容性，汉文大藏经在三种语系的大藏经中，表现出了所收典籍数量最大、涉及时间跨度最长、地区覆盖面最广、包含佛教派别最多的特点，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之一。汉文大藏经不但受到佛教界一以贯之的尊崇和珍爱，而且随着近现代学术文化事业的开展，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深入研究。
　　汉文大藏经以其篇幅宏大、版本众多、历时久远闻名于世。雕版印刷术以前，佛经传播靠手写流传。南北朝时北方已有摩崖石刻佛经，刻凿在崖石上，与造像祈福目的相同。隋代已开始用石板刻经，那是为了保存佛教经典，以防止兵燹战乱的破坏。刻在石板上，每块重达百斤，利于保存，但不便阅读。十世纪，北宋开宝年间开始以木版印刷藏经，世界上第一部雕版大藏经问世，世称《开宝藏》。后来辽、金、元、明、清各朝都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雕造藏经。现存公私家刊印的《大藏经》，达二十种之多。辛亥革命后，还出版过铅字排印的两种大藏经——《频伽藏》和《普慧藏》。在国外，汉文版大藏经有《高丽藏》《黄檗藏》《弘教藏》《卍续藏》《大正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