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这首耳熟能详的山西民歌让“走西口”不再陌生。从明末清初至今，走西口的山西人从未间断，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带着亲人的嘱托，毅然离开家乡，去口外寻找希望与财富。走西口的历史是一部名闻天下的移民史，晋商在血泪和辛酸中书写着辉煌。
本书通过对走西口的历史成因、具体移民路线和主要参与人群等进行描述，以及对西口位置进行具体界定，梳理了走西口的历史发展脉络。此外，全书从多个维度详细介绍了走西口现象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走西口文化的异化与传承、走西口精神对于当今社会的积极影响，从而强调了走西口所具备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前言
第一章 传奇诞生
第一节 勇往直前的灵魂
一、春去秋归“雁行客”
二、名闻天下之移民潮
第二节 缔造者的血泪与辛酸
一、艰险的途程
二、艰苦的生活
第三节 渊源探寻
一、自然给予的智慧
二、时代赋予的使命
第二章 追问西口
第一节 众说“西口”
一、汤旨说
二、特指说
第二节 历史上最早的西口
一、历史的硝烟
二、税卡的繁荣
第三节 变迁中的西口
一、归化城的印记
二、河曲、保德、偏关的见证
第三章 历史足迹
第一节 歧道地：两难抉择
第二节 杀虎口：追寻西口古道的繁华
一、西口古道重游
二、商贸日益繁荣
三、日进斗金斗银
四、山西第一税关
第三节 张家口：穿越大境门的记忆
一、八大皇商的殊荣
二、张库大道的辉煌
第四节 路线图之描绘
一、路线图之轮廓
二、路线图之坐标
三、路线图之商道
第四章 故事主体
第一节 叫绝北疆“大盛魁”
一、从“吉盛堂“到“大盛魁”
二、“财神股”的设立
三、“狗股”之美谈
四、独占大漠鳌头
五、风雨飘摇中的挣扎
第二节 雄踞包头之著名商铺
一、“复”字号领跑包头商业
二、甘草行西碾房
三、粮油行田油坊
第三节 驻足京城“都一处”
一、京都谋生
二、乾隆赐匾
第五章 商繁业茂
第一节 塞上明珠：张家口
一、独特魅力催生的繁荣市场
二、相关产业的蓬勃兴起
第二节 塞外商埠：归化城
一、商贸勃兴
二、牲畜交易
三、粮食市场
四、中俄贸易
第三节 漠北城市的勃勃生机
一、库伦
二、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
第六章 文化符号
第一节 醉人调调：二人台
一、生动的演绎
二、悠远悲怆的《走西口》
第二节 真情流露：民歌
一、苦情的发泄
二、笔墨无法描述的情感
三、山曲儿中的真实独白
第三节 晋蕴遗风：建筑
一、古老的四合院
二、街头巷尾
三、藏汉合一的佛教寺庙
第四节一脉相承：方言
一、差异
二、融合
三、继承
一第五节交汇融通：饮食与民俗
第七章 回望永恒
第一节 隐蔽的创伤：一段口内民众的
苦难史
第二节 可贵的品质：一部栩栩如生的传世教材
一、勤
二、韧
三、智
四、严
五、勇
六、信
第三节 “塞上绿洲”的传奇：“走西口”精神之今日传承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跋

三晋大地是孕育中华民
族的热土。距今180余万年
前，山西□河西侯度出现了
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
的人类。许家窑、丁村、峙
峪、北撖……山西几乎保留
了旧、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
的所有遗存。从那时起，山
西曾一度是中华文明的代表
。
隋代，雄踞太原的李渊
成为天朝大国新的主宰，太
原也因此成为大唐帝国的北
都。唐代的三晋是一个文化
昌达、名人辈出的地方，王
维、柳宗元、狄仁杰、河东
裴氏……一个个镌刻在青史
上的名字，推动着唐代文化
登峰造极。当鼎盛的铅华在
四起的狼烟中悄然褪尽，宋
太宗的铁骑踏过黄河，刘汉
王朝灰飞烟灭之后，连年的
战火、无休止的争斗，李唐
盛极一时的河东文化似乎真
的随着太原城那场人为的大
火飘零没落了。
有人说，唐代以后的山
西乏善可陈，科考不利、文
化名人匮乏，山西的文化凋
落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
在时代变革、文化演进的浪
潮中，山西扬弃旧腐、推陈
出新的地域文化特征和独特
的文化变迁方式。17世纪以
降，在风云诡谲的世界形势
中，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国家
兴衰至为重要的因素。当西
方凭借坚船利炮不断开拓世
界市场、中国依然沉浸在义
利之辩中无法自拔时，被梁
启超先生“常以自夸于世界
人之前”的那些“胡服辫发”
的山西商人又一次成为引领
时代潮流的群体……时任德
国柏林大学校长的李希霍芬
男爵曾评价说，山西人“具
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
，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
有发达的数字意识和金融才
华”，因此“中国人好比犹太
人，而山西人更像犹太人”
。
晋商从默默无闻的引车
卖浆者逐渐发展成为“非数
十万不称富”的豪商巨贾，
纵横捭阖五百余载，足迹遍
及大江南北。他们凭着敢为
天下先的精神，利用国家政
策，抓住历史机遇。他们栉
风沐雨，远渡重洋，北至西
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南抵
香港、加尔各答，东到神户
、大阪、横滨、仁川，西涉
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业
务涉及盐、茶、粮食、布匹
、典当、票号等诸多行业，
以独具特色的经商理念与经
营艺术，创造了一个个令世
人瞩目的商业奇迹。我们山
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同仁曾
循着晋商的足迹赴东瀛，到
欧美，北上恰克图、海参崴
收集相关史料。大家无不为
昔日晋商“劈开万顷波涛，
踏破千里荒漠”的那种艰苦
创业、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折
服。尽管晋商在清末战乱中
逐步走向衰败，商业和金融
业态的转变使之无法承担起
信用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庞大
交易费用，但他们并没有化
作历史的尘埃随风飘逝，其
遗留下来的丰富的物质和精
神遗产，至今依然影响着我
们。
站在平遥、太谷、祁县
等古老县城的街道，放眼望
去，掩映在夕阳余晖中的是
一座座明清晋商的豪宅大院
、孕育着郁郁生机的老街，
还有那商号店铺的门帘随着
进进出出的人们不停地摆动
，像少女头饰上随风摇曳的
流苏。熙攘而恬静，喧嚣而
自然，建筑和人交相融合，
很容易让人产生时间上的错
觉。思绪的穿越，把我们带
回到清代，街面上此起彼伏
的吆喝声、票号柜台上眼镜
戴在鼻尖上的掌柜、镶满铁
钉的大门、被缰绳磨得发亮
的花岗石拴马桩……使我们
抑制不住钩沉旧事的冲动。
每处遗存都有着自己的
故事，每件古物都有着鲜为
人知的传说。发现故事讲给
世人听，是三晋学人义不容
辞的责任。因此，我们会集
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以及
经济、历史、教育、体育等
学科从事晋商研究的多位学
者，捃摭多年研究成果，从
晋商盐帮、茶商、典当、票
号、镖局、会馆、家族、大
院、教育，以及走西口、粮
油故道、保晋公司等入手，
通过点滴历史事件，深入浅
出，图文并茂，向读者展示
明清晋商的不同侧面，以期
雅俗共赏，弘扬中国传统商
业文化。
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
所

提到走西口，人们脑子里很容易形成一幅百姓因为灾患逃离故乡，食不果腹，居无定所，去口外谋生养家糊口的图景，这的确是走西口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回望历史，在走西口的路上，很多人把逃荒之路变成了淘金之路，他们改变了耕田种地看天吃饭的生活，开始经商，最终成就了晋商的传奇。本书梳理了走西口的历史发展脉络。

明清晋商在中国商业舞
台上活跃的时间之长、影响
之大，是空前的。然而历史
的车轮无情地碾过那段令人
激奋和无奈的岁月，只留下
斑驳的记忆和深深的叹息。
如何重拾昔日辉煌、重振晋
人精神，如何改变百年封闭
思想、形成晋人与时俱进的
理念，如何挖掘历史文化遗
产、实现文化强省，如何改
变外界对山西的偏见、重塑
山西的时代形象，成为当代
有识之士急于破解的难题。
在国家日益重视文化对
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的背景
下，正值山西省省委、省政
府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
良好历史机遇，2008年初
夏，时任山西教育出版社社
长的荆作栋以敏锐的市场把
握和独特的文化视角，结合
晋商出版物的现状，将晋商
文化的挖掘和传承作为出版
工作的一个切入点，提出做
一套能全面展示晋商文化的
图书的出版思路；山西大学
晋商学研究所近二十年来一
直致力于晋商研究，曾先后
出版相关专著十余部，发表
相关论文二百余篇。鉴于此
，张沛泓、杨文两位编辑在
多方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
上，最终确定与山西大学晋
商学研究所合作，以《晋商
五百年》丛书的形式，将近
年来在晋商各方面的研究成
果进行整合，以通俗和生动
的方式图文并茂地展示给广
大读者。山西大学晋商学研
究所在深入思考和集思广益
之后，决定全力以赴做好这
套书。相信这必将有力地推
动晋商文化的宣传和普及，
更好地满足文化市场发展的
需求。
随着晋商研究的深入，
晋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已经初具规模，其研究的外
延亦不断扩大。《晋商五百
年》丛书主要从经营行业(
盐商、典商、票商、茶商、
粮商等)、会馆、家族、教
育、公司、建筑、经营、镖
局、走西口等方面，对晋商
现象进行概括性描述，基本
可以反映出明清晋商的全貌
。在本丛书的各分册中，对
晋商饮食起居、书法戏曲、
官商关系、社会公益以及特
有的商业习俗等也都有所涉
及。
《晋商五百年》丛书十
四册的编写历经五年有余，
经过出版社同志们的辛勤劳
动和各分册作者的共同努力
，终于可以付梓出版了。丛
书作者为山西大学的晋商学
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经
济与管理学院、教育学院和
体育学院研究晋商学的老师
和研究生，他们分别从自己
研究的领域和视角对晋商现
象进行了介绍。在五年多的
编撰过程中，出版社编辑和
作者两方多次探讨，反复修
改，几易其稿，达成共识；
特别是在丛书整体的文字表
达上，尽量使用通俗的描述
语言，并配以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涉及范围广的“延
伸阅读”，让各册内容更加
丰满，知识涵盖面更加广泛
。在此，对各位著作者的辛
苦工作表示敬意。
山西教育出版社编审委
主任张沛泓、项目部主任杨
文在本丛书的论证、策划、
立项、组织等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并在成书的过程中积
极推动，在此对她们的敬业
精神表示钦佩。各册责任编
辑为使图书形象更加美观、
内容更加生动丰富，通过各
种渠道搜集和拍摄了大量图
片，下了很大功夫，也付出
了很多心血。山西教育出版
社美术编辑刘志斌在丛书的
装帧设计、正文图片的统筹
和编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此对山西教育出版社相
关领导和编辑们的敬业精神
和辛苦工作表示崇高的敬意
和衷心的感谢。
在本丛书的编写过程中
，我们参考了大量学界前辈
和研究同仁的研究成果，但
囿于体例和篇幅限制，不能
全部一一标列，在此对各位
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深深
的歉意。由于本丛书有的分
册是师生合作编撰，其中在
结构安排、行文内容等方面
还有一些尚需斟酌之处，恳
请各位读者指正和谅解。
刘成虎
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
所

康熙皇帝说：“今朕行历
吴越州都，察其市肆贸迁多
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
。”
——《清实录》康期二
十八年二月乙卯条
山西巡抚刘于义上奏说
：“山右积习，重利之念，
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
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
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
书应试。”雍正帝在其奏疏
上“朱批”：“山右大约商贾
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
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
读书。朕所悉知。”
——《雍正朱批途旨》，
第四十七册，雍正二年五月
十二日朱批
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
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
辞以对，独至有历史、有基
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
，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
前。
——梁启超《在山西票商
欢迎会演说词》，1912年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
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王士性《广志绎》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
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谢肇淛《五杂俎》
山右巨商，所立票号，
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
最著。
——《清朝文献通考》，
卷十八

清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防范较严。他们一方面采取一系列羁縻政策，把蒙民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来加强对蒙古民族的统治，另一方面严厉禁止汉民到口外垦殖，对胆敢招募汉民的蒙古官员和越境到口外种地的汉人进行非常严厉的惩处。《钦定理藩部则例》中记载：凡蒙古官民私招汉民去种地的，要扣罚俸禄，有违反的竞扣8年俸禄，直至革职；罚牲畜，最多罚72头，打皮鞭，最多打100皮鞭，往往是罚打一并施行；戴木枷坐牢9个月，甚至充军。如果汉人私自到蒙古草原开荒种地，要戴枷治罪，甚至发配到4000甲以外的边疆去充军。
随着清王朝统治地位的日趋巩固，对蒙古民族的防范也就日渐松懈，汉人也得以随着蒙古草原的逐渐开放而进入蒙古腹地。最先进入蒙古草原的汉人是被称为“绿营军”的一群人，他们是清王朝收编的明末农民起义军部队的一部分。作为地方治安部队，有一部分驻在内蒙古，为了区别于八旗兵士而打着绿色的旗帜，故得名。绿营军为解决军粮就在营区开荒种地，部队开拔之后，剩下的熟地就招募汉人种植。汉族的一般穷苦百姓就是这样得以进入蒙古草原的。后来随着绿营军驻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汉民开始到“口外，，谋生。
到了康熙朝，随着边外蒙古社会秩序的逐渐趋于稳定，牧区出现了“牲口繁息，生计丰饶”的经济复苏景象。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单纯的游牧经济已不能满足牧民生活多样化的需求，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口外蒙古地区人民生活困窘的状况。而且每遇灾荒，草原上便会出现“青草不生，牛羊倒毙不尽”的状况，这对以畜牧业为主的口外经济来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开垦土地种植庄稼势在必行。当时蒙古牧民也有人从事农耕，但耕种技术远较中原地区落后，于是，一些地方官员和蒙古王公便向清政府上奏“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一同耕种”。
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灾荒不断，给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破坏，再加上八旗贵族在华北地区颁行“罔地令”，又使大批内地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这样，对这些失去田地的口内人来说，口外大片未垦殖土地无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一旦限制口内百姓出境垦荒的政策有所松动，大批难民必定从各个关口涌出口外谋生。在这种形势下，鄂尔多斯贝勒松普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提出的招募内地人合伙种地的请求获得了朝廷批准。清政府允许在原勘定的50里宽的“黑界地”内划出20到30里的“白界地”为垦殖界限，招募汉人耕种，历史上称之为“开边”。当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清政府对“走西口”民众有一定的要求，且盘查比较严格，所以此时以季节性出边者居多，他们春出秋回，被称为“雁行客”，人数并没有大幅度增加。
雍正以后，清政府虽然仍在严厉推行“封禁令”，但由于人口增加等诸多因素导致的口内人地矛盾日趋严重，所以流民违禁出边和违禁开垦的现象日益增多，甚至还出现了涌入蒙地的移民潮。移民潮禁之难禁，阻之难阻，清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采取了一些权宜之计。
雍正时实行“借地养民”政策，下令内地灾民可往口外蒙地开垦土地谋生。乾隆年间又再次重申：“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即时出发。”政策的松动使得走西口的人数猛增，到包头、萨拉齐县一带垦荒的人逐渐增多，不少人由“雁行”发展到定属于口外。但是可以看到从康熙“开边”到乾隆年间，虽允许汉人到鄂尔多斯、后套、土默川等地开垦土地，但防范还是相当严密的。
《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嘉庆二十年(181 5年)仁宗皇帝说过，“近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竞有建造房屋、演戏听曲之事，此已失其旧俗。兹又留邪俗，尤属非事”。可见，到嘉庆年问，走西口已进入盛期。从嘉庆以后，汉民已经在口外地区人口中占据很大的比重，日益成为当地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廷日益没落，清政府为加强边防势力，解决财政危机，对蒙地实行全面放垦政策，由禁止开垦蒙荒转为鼓励大量垦殖蒙地，并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督导各项事务。此时“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从此，“走西口”就没有人阻止和干涉了。
清朝灭亡之后，为加强当地生产发展和社会经济建设，绥远省主席在1932年提出了“移民实边”的政策，政府出面组织内地农民迁往西北地区，对愿意去口外的人给予优厚待遇，这样就吸引了一些口内百姓继续向口外迁移。到1937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华北后，“走口外”这一历史过程仍然没有间断。新中国成立初期，每年仍有一部分人去“口外”谋生。1956年农业合作化以后，由于人人有地种、有活儿干，再加上内蒙古地区加强了对草场的管理，大规模的走西口活动便到此结束了。当然，此后也不是绝对没有人去“口外”寻求生活门路，但他们“出口”的背景和性质已截然不同。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