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章》为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诗歌代表作，以写实手法反映屈原坎坷一生与心灵挣扎，乃研究屈原生平与思想第一手资料，在屈原与楚辞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历代学人重视《九章》注释，留传下来的注释成果数量宏富，版本众多，精粗互见，得失杂陈。《九章集注》精选了有代表性的注家，对每一项注释皆善选底本，并吸收新的整理成果。选择各家注释时注重观点阐发，摒奔烦琐的字句考证。部分学者的观点，从其相关论文与着作中摘录。个人注释以屈原节士的身份为核心，重新排定各章创作时间次序，并按序进行注解，注意会通各篇，其中就屈原投水时间、地点等进行详细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看法。

《九章集注》接续游国恩《楚辞注疏长编》之创意，汇集了历代以来关于《九章》有价值之注释近百家，供专业研究人员对旧注进行总结与批判时使用。

屈原为中华文明轴心时期文学领域充满“理智与个性”的代表人物，其凭忠诚爱国情怀与坚贞纯洁之个性创作出了《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杰出诗篇，在中国文学史占有极高的地位。在屈原诸多作品中，《九章》对研究屈原生平与思想有重要意义。然相比《离骚》《九歌》等屈原作品而言，对《九章》的深入研究尚嫌不够，这与《九章》地位极不相称。为了给学界研究《九章》提供系统的资料，决定编纂“九章集注》。在搜集整理此前各家注释的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也有一些思考，现写出来，供使用《九章》时参考。

一、节士为《九章》主要人物类型

清代以前，关于《九章》的争论几未涉及各篇之真伪问题，而对《九章》篇次与作时作地诸问题讨论较多。对篇次、作时、作地的界定，历代注家均注意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去着手，如黄文焕以《九章》中多有言及岁月，并以此为綫索做出篇次重排；林云铭等注意到《九章》各篇中言及东、南、西、北之方位，结合《史记》所言屈原流放之故实等排出篇次顺序；蒋骥则注意到《九章》各篇所言山、水等地形、水文，如陵阳、夏水、汉水、沅水、湘水等，对《九章》各篇创作的时间、地点，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篇次序上做出了新的编排。这些探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给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与参考。然而由于时间久速，各篇创作时间跨度长，资料也缺乏，各说亦有未尽完善之处。如以岁月为綫，则每年皆有春夏秋冬四季，皆有十二个月份，到底为哪一年，很难有确定的答案。以方位为才来界定也是一样，以为屈原先往东，就不能往西，在南即不言北，亦不能令人信服。而陵阳是不是山名，本就存在争议，以此判定屈原的行踪及其创作，也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过去人们研究《九章》，几乎没有注意到《九章》中屈原称引的人物有着明显的特征，即《九章》称引人物几乎均为节士。此为解读《九章》各篇创作时间、地点，确定各篇篇次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节，《说文》：“竹约也。”原指竹节。节士，指坚持气节之士。节士乃先秦时期一重要群体，其事迹集中见于刘向《新序，节士》篇。此外，“左传》《史记》及先秦诸子作品中亦常有见到。在《九章》中，节士人物主要有：

申生。见于《惜诵》，其云：“晋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谗而不好。”刘向《新序，节士》中载，晋献公太子申生路行，遇蛇绕车轮，随从以为天降祥瑞，建议申生取代父亲，自己即位，即所谓“得国”。申生曰：“不然。我得国，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谓礼。见机详而忘君之安，国之贼也。怀贼心以事君，不可谓孝。挟伪意以御天下，怀贼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国之危，明也。”遂伏剑而死。《节士》篇引“君子”日“可谓远嫌一节之士也”。关于申生事迹，《节士》篇与《左传》僖公四年、《史记，晋世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