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五道全史》为一部通史性的丝绸之路史著作。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本书所研究的丝路五道为陆路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包括唐蕃古道、茶马古道），草原丝绸之路（包括“回纥道”）和东北亚丝绸之路。
本书旨在反映历史上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强调了丝路五道在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和总体历史脉络，其中以陆路丝绸之路的历史进程为主线。本书注重考古资料、西北少数民族古文字资料和考察资料的整理搜集，同时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大月氏、粟特、吐蕃、回鹘、大食、波斯、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活动及其对丝绸之路的贡献做了研究。

杨富学，1965年生于河南省邓州市，先后就学于兰州大学、新疆大学、印度德里大学、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北京大学，现为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宗教学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维吾尔古典文学和木卡姆学会理事．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外关系史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少数民族文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外文化交流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甘肃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甘肃省钱币学会副会长等职。
主要从事西域、敦煌出土回鹘文文献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项：出版《沙州回鹘及其文献》《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回鹘之佛教》《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回鹘与敦煌》《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甘州回鹘史》《敦煌民族史探幽》《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回鹘学译文集》等多种著作，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中国西北宗教文献》《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丛书》《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和《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等大型丛书，发表论文三百余篇，译文百余篇。

序/陈国灿
总论
第一节 丝路五道概说
第二节 丝绸之路上异质经济的沟通与交融
第三节 丝绸之路的多元文化传播与交融
第四节 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传播与交融
第一章 张骞“凿空”前丝绸之路的开通
第一节 史前欧亚之间的部族流动与文化交流
第二节 夏商周时期的中西联系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西交通
第四节 秦帝国与中西交通
第五节 西南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先秦古蜀文明
第二章 两汉时代的丝路与东西方关系
第一节 匈奴与丝绸之路的开通
第二节 邮驿系统的完善与西域都护的设立
第三节 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绝与通
第四节 绚烂多彩的丝绸之路经济文化
第三章 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
第一节 秦汉时期对西南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经略
第二节 秦汉时期对西南丝绸之路交通路线的开拓
第三节 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与贸易
第四节 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与文化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西方交流
第一节 曹魏时期的丝绸之路与东西方往来
第二节 两晋时期的丝绸之路
第三节 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繁荣
第五章 隋唐陆路丝绸之路的繁荣
第一节 隋朝对丝绸之路的经营
第二节 唐朝丝绸之路的繁盛
第三节 青海道的繁荣
第四节 中原王朝与边地民族的绢马贸易
第六章 海路的开通
第一节 唐代前期海路交通的萌芽
第二节 唐代海路交通发展及路线
第三节 唐代海路贸易之兴盛
第四节 唐代海路之文化交流
第七章 唐蕃古道
第一节 唐蕃古道的开辟
第二节 唐蕃双方的会盟
第三节 贯穿于高原上的“婚姻红线”
第四节 唐蕃古道上的行人
第五节 吐蕃丝路上的东西文化交流
第八章 丝绸之路上的商业霸主——粟特、回鹘、大食
第一节 粟特：无远弗届的商旅
第二节 回鹘：丝绸之路新霸主
第三节 大食：陆路与海路贸易的掌控者
第九章 吐蕃、西夏对丝绸之路的经营与争夺
第一节 青藏高原与中原交往的通途——吐蕃丝路
第二节 吐蕃的商业贸易
第三节 西夏在丝绸之路贸易中的经营
第五节 吐蕃、西夏对丝绸之路的争夺
第十章 辽金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
第一节 契丹与草原商路的开拓
第二节 契丹对丝绸之路的经营
第三节 草原商道物质文化交流与繁华的丝路商镇
第四节 金代丝绸之路的发展
第五节 金代丝路物质文化交流与丝路商镇
第六节 金代海上丝绸之路
第十一章 两宋时期陆路海路丝绸之路的兴衰交替
第一节 两宋时期陆路丝绸之路的衰落
第二节 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
第十二章 东北亚丝绸之路
第一节 初兴至唐代的东北亚丝绸之路
第二节 辽代的东北亚丝绸之路
第三节 金代的东北亚丝绸之路
第四节 元明清时代的东北亚丝绸之路
第十三章 元代东西贯通与陆路丝绸之路的复兴
第一节 元朝与东西陆路交通的贯通
第二节 元代陆路丝绸之路的发展
第三节 元统治者对陆路丝绸之路的经营与管理
第四节 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交流
第五节 往来于丝绸之路的东西方代表人物
第十四章 元代海上贸易与沿海城市的突起
第一节 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
第二节 统治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经营与管理
第三节 海上经贸、文化往来
第四节 繁荣的对外贸易港口
第五节 元代侣行家与海商
第十五章 明代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式微
第一节 明代陆路丝绸之路的衰落
第二节 明代中西方陆路丝绸之路的交流
第三节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蓬勃发展
第四节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
第五节 明代繁荣的海港城市
第十六章 清代丝绸之路的兴废
第一节 清代西北陆路丝绸之路
第二节 清代北方草原丝绸之路
第三节 清代西南丝绸之路
第四节 清代海上丝绸之路
参考文献
后记

《丝路五道全史》是由
敦煌研究院杨富学研究员主
持完成的一部丝绸之路通史
。与以往著作不同的是，在
学界，丝绸之路一般指绿洲
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偶尔会提到草原丝绸之路和
唐蕃古道等，该书不落窠臼
，将包括唐蕃古道在内的西
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
，甚至学界很少提及的东北
亚丝绸之路都给予了特别的
关注，将其与绿洲丝绸之路
和海上丝绸之路并提，不仅
使丝绸之路的概念更为清晰
、丰富，而且更具有全史的
性质。
该书有以下几个重要特
点：
其一，立意新颖，选题
得当。丝绸之路是当前国内
外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近
期涌现出来的相关图书甚多
，但多有雷同者。由杨富学
主编的《丝路五道全史》角
度比较新颖，将绿洲丝绸之
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
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东
北亚丝绸之路熔于一炉，为
此前同类著作所无。《丝路
五道全史》既追求学术上的
新成就，同时又注意行文优
美，做到雅俗共赏，图文并
茂，势必会取得社会效益与
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从而有
助于推动丝绸之路历史文化
的研究与弘扬。
其二，作者群体优势明
显。《丝路五道全史》除总
论之外，共有正文十六章，
每章有一个主题，各章之间
又互相联系，构成一个有机
的整体，内容涵盖了丝路五
道中比较重要的领域，详略
得当。总论部分论述了丝路
五道的特点，尤其是多元文
化在丝绸之路上交汇的问题
，立意高远，资料丰硕，对
今后的丝绸之路研究富有启
发意义。与役其事者有十余
位学者，分别来自全国不同
高校与科研机构，大都学有
所成。王禹浪教授在东北亚
史研究方面成就巨大，闻名
海内外，在日本学术界影响
尤著；张乃翥教授立足洛阳
，以出土文物为依据研究中
西关系，创获颇多；包朗教
授对摩尼教的研究引人注目
。此外，张海娟、彭晓静、
王东、程嘉静等几位年轻学
者也都有属于自己的领域，
而且已在各自领域中崭露头
角。领衔者杨富学教授更是
学术领域宽广，大凡东自黑
龙江，西到波斯、中亚，北
起蒙古高原，南到南亚次大
陆，皆在其涉猎范围，特别
是对丝绸之路沿线的民族、
宗教问题多有精深研究，应
该说是该书的灵魂人物。作
者团队齐整、力量强大、关
注面宽，确保了本书的学术
质量。
其三，特色明显。本书
注重将传世文献资料与出土
文献、考古资料相结合，大
凡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
文书乃至墓志碑铭和墓葬壁
画等，尤其是近期新发现的
资料，都受到特别的关注；
课题组成员注重实地考察工
作，除对国内丝绸之路沿线
进行了多次考察外，还先后
分头赴丝绸之路沿线十余国
进行学术调查，开阔了眼界
，收集到大量国内难得一见
的新资料；本书还特别注意
挖掘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的
史料和当地学者的研究成果
，关注国际学术前沿。这些
特色都是很明显的。
其四，本书特别重视丝
绸之路沿线，大凡是新疆、
敦煌、黑水城等地出土的不
同民族文字的文献资料，怯
卢文文书、突厥卢尼文碑铭
、回鹘文写本、粟特语文书
、西夏文文书、蒙古文文书
在书中多有引用，此外，还
涉及波斯语、梵语、叙利亚
语、希腊语等多种外语文献
。对少数民族语言文书的研
究与利用，一直是国内丝绸
之路研究的短板，此书能够
大量利用，与汉文资料互证
，非常值得提倡与赞赏。
本书主编杨富学博士是
我多年的忘年交。1992年
，由朱雷先生和我牵头申报
国家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
点项目“海内外所藏吐鲁番
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富学
即应本人所邀而与役其事，
负责回鹘文和梵文部分的研
究与整理工作。此后数十年
如一日，我们一直致力于敦
煌学、吐鲁番学、丝绸之路
历史文化的研究，差不多每
年都要碰面，在敦煌、吐鲁
番，在兰州、武汉，或在国
内外其他不同场合。富学为
人处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厚道，从来不计较得失
，永远充满热情，满面春风
，而且乐于助人，与人为善
。在学术上，他总是兢兢业
业，一丝不苟，最大的特点
是勤于思考，敢于创新，搜
罗资料之宏富，在学术圈内
是少见的。长江后浪推前浪
，获取大成就，是我对富学
及其他年轻学人的期待。
《丝路五道全史》于
2018年获准立为国家出版
基金资助项目，可喜可贺。
在项目申报阶段，本人应邀
撰写推荐函，当时就对该书
抱有很大期望。今其大作完
稿，洋洋百万言，结构清晰
，重点突出，有很多探幽发
微的内容，与国内外现刊的
丝绸之路研究著作迥然有别
。今富学邀我写序，却之不
恭，欣然为之序。
2018年4月6日

《丝路五道全史》是一部全面描述丝绸之路通史的专著。
《丝路五道全史》与以往著作不同的是，在学界，丝绸之路一般指绿洲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偶尔会提到草原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等，该书不落窠臼，将包括唐蕃古道在内的西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甚至学界很少提及的东北亚丝绸之路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将其与绿洲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并提，不仅使丝绸之路的概念更为清晰、丰富，而且更具有全史的性质。

《丝路五道全史》从策
划到议定，再到2017年9月
完稿，历时多年。2013年
下半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张
沛泓、杨文二位编辑惠临兰
州寒舍，提出一个设想，即
希望由我出面组织相关学者
撰写一部既有学术性、又力
避烦琐艰涩的丝绸之路通史
。据二位编辑讲，她们早在
2009年就策划这个项目，
但一直未能如愿。丝绸之路
，长期以来一直是我所关心
的课题，能有此机会，自是
欣然应允。幸赖二位编辑玉
成，该课题于2013年11月
得以正式立项。兹后，研究
工作随之正式展开了。
“丝绸之路”，作为一个
概念，最早是由普鲁士地理
学家、近代地貌学的创始人
和东方学家费迪南·冯·李希
霍芬
（FerdinandvonRichthofen
）提出来的。他曾于1860
年随德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过
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
他于1868年至1872年在中
国工作，调查煤矿和港口，
并绘制了一套五卷本的地图
集——《中国亲程旅行记》
，在他逝世后才陆续问世。
当他谈到中国经中亚而与希
腊一罗马社会沟通的交通道
路时，首次将之命名为“丝
绸之路”。1942年，法国东
方学家格鲁塞（R。
n6Gmusset）在《中国通史
》（1942年第4版）中，增
补了整整一章的“丝绸之路”
。随之，“丝绸之路”一词传
播开来。这是学术界比较认
同的说法。另有专著言，“
丝绸之路”这个名词逐渐被
人们接受，是因为斯文。赫
定（SvenHedin）在1936年
出版了一本讲述中亚探险的
书，此书1938年被译为英
文发表，题目为《丝绸之路
》。1948～，《泰晤士报
》的“炉边家庭问答：常识
测验”栏目曾经刊载这样的
问题——“丝绸之路从哪儿
到哪儿？，，答案是：“从
中国边境到欧洲的诸多条道
路。”这个名词作为对横跨
欧亚大陆的陆路商贸和文化
交流的指称已经基本固定下
来了。
“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
称谓，则出现得晚些。最早
提及者应当是法国著名东方
学家沙畹（EdouardCh，
avannes），他在1903年刊
布的《西突厥史料》中，首
次含糊提道：“丝路有陆海
两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
通印度诸港之海道。”最早
从事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是
法国著名印度学家和梵文学
家让．菲利奥札JeanFillozat
），1956年他在《印度的
对外关系学》一书中，用大
量篇幅研究了“海上丝绸之
路”。
“丝绸之路”作为连接欧
亚大陆的纽带，是世界历史
发展的主轴，与世界历史的
发展关系密切。一般而言，
起点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古都长安
与洛阳，终点系位处意大利
中部的罗马。这是传统的说
法。后来，人们广而延之，
把古代经由海路的中西交通
路线也称作“丝绸之路’’了。
再后来，又有了草原丝绸之
路、西南丝绸之路的概念。
如是一来，传统的丝绸之路
便被称作“陆路丝绸之路”了
。
在西方，人们所谓的丝
绸之路一般指陆路，如瑞典
学者斯文．赫定著《丝绸之
路》和法国学者阿里·玛扎
海里（AlyMazah6ri）著《
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
交流史》即是如此。后来虽
有所扩大，对草原路和海路
有所关注，但人们所言丝绸
之路仍主要指陆路丝绸之路
，至于海路、草原路、西南
道，只是附属而已，例如广
为中国学者所熟知的法国学
者布尔努瓦（Lu。。tt。
Boul。。i。）著的《丝绸
之路》就是这样处理的。21
世纪初于美国创刊的刊物《
silkR。。d》（丝绸之路）
仍然沿袭了这一理念。东北
亚丝绸之路更是少有提及。
在国内，20世纪90年代
中叶以前，“丝绸之路”的概
念一般是指由长安西行而至
西方的陆路，如杨建新、芦
苇著的《丝绸之路》、李明
伟著的《丝绸之路与西北经
济社会研究》以及新疆人民
出版社推出的《丝绸之路研
究丛书》等都是如此。这样
做，存在的问题就是把东西
方的交流限定在陆路丝绸之
路，不能全面反映东西方关
系的历史。
曾几何时，国内掀起丝
绸之路热，研究成果蜂拥而
出，令人目不暇接，丝绸之
路的外延逐步扩大，如浙江
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丝路文
化·沙漠卷》《丝路文化．
草原卷》《丝路文化·海上
卷》《丝路文化·西南卷》
《丝路文化。吐蕃卷》即为
其代表。五卷之中，除西南
卷篇幅偏少外，其余都在26
万字左右。这样做的好处是
把过去不为人熟知的西南、
吐蕃、草原丝绸之路提到较
高位置，引人注目；缺点是
：一、为了照顾篇幅，内容
详略势必会有巨大偏差，西
南、吐蕃、草原诸卷尽量要
详，而沙漠（即陆路）卷势
必要简，否则会失衡严重；
二、为求平衡，丝绸之路的
主体——陆路丝绸之路被淡
化了；三、丝绸之路的历史
脉络在某种情况下会显得模
糊不清。
有鉴于此，我们当时的
想法就是要编写一部内容较
为全面的、具有通史性质的
丝绸之路史著作。该著作应
以陆路丝绸之路的历史进程
为主线，兼及海上丝绸之路
，西南丝绸之路（包括唐蕃
古道、茶马古道），草原丝
绸之路和东北亚丝绸之路。
本书取名《丝路五道全史》
，其意就在于强调这五条道
路之全，而非内容之全。面
面俱到的丝绸之路全史需要
全世界各国学者的通力

当世界还处于被浩渺无际的海洋分隔的时代，亚欧大陆之问就已构架起了文明沟通的大陆桥，它就是被今人称为“丝绸之路”的洲际文明大动脉。
第一节史前欧亚之间的部族流动与文化交流
人是会传播的动物，我们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传播。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用传播做材料。所以，无论是个人、群体，还是不同部族或是国家，相互的接触和交往，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亚欧之间的部族流动和文化交流，早在新石器时代甚至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一、旧石器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始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旧石器时代，人们之间的交往和文化的传播还很有限，但是，相互之间进行交流与接触的探索已经开始。考古学发现，印度北部、中国、东南亚的旧石器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比如都曾盛行使用砍砸器。所以，有学者认为上述区域旧石器时代人类工具的相近性，表明那时可能已经有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往和交流。
在石器时代的中期，源起于我国中原的以细小的、打制为特征的细石器及其文化曾向外传播，在中国、北亚、东北亚和南西伯利亚形成了同一系统的细石器文化区。在我国北方鄂尔多斯一带以萨拉乌素文化遗址和水洞沟遗址为代表的古文化，表明在旧石器时代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即已存在。20世纪中叶以来，在西藏地区发现了不少旧石器和新石器遗址。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藏北申札、双湖一带以及阿里地区，发现了旧石器和大批细石器。自公元前1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西藏高原已流行土葬习俗，出现以石板、石块砌建的石棺墓和竖穴土坑墓。山南隆子石棺墓中出土长条形磨光石斧，也早见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遗址，以及四川岷江上游的理县、汶川等地的原始文化中。④
在我国的新疆地区，也发现了天山七角等细石器文化遗址。这些遗址遍及新疆，从昆仑山北麓至帕米尔高原，从天山南麓罗布淖尔荒原至吐鲁番盆地，从哈密绿洲及天山北麓的木垒、吉木萨尔到阿勒泰草原均有分布。这些细石器，从形制特点来看，深受中原地区细石器工艺的影响，但又有自身的独特性。
在我国出土的细石器以非几何形状为主，而南亚地区则多为几何形状的细石器。这两种类型的细石器文化在印度东北部交会，在恒河流域的乔塔纳格普尔高原和西孟加拉邦一带，发现了类似我国非几何形状的细石器，这些细石器以细石叶为特征，并有锥形和柱形细石核。非几何形细石器和几何形细石器，分属两个系统，尽管它们都在今印度东北部交会，但来源不同。因此，人们认为非几何形细石器明显受到了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的细石器的影响。西藏细石器甚至进入了印度东北和恒河中下游。这种文化上的联系，可能是通过我国西藏阿里和日喀则地区而实现的。
可见，在中国和南亚之间，虽然横亘着高山和河流，但这并没有阻碍两地早期人类的沟通和交流的步伐。
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交流 东西文化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何时以及东西方世界的第一次对话发生的背景和过程，是整个欧亚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东西方学术界一直努力探索。随着考古发现的深入，近年来这一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20世纪初，南非古人类学家Clarrke在对意大利罗马附近Ceprano发现的距今807Y年前的直立人头骨化石重新复原所做的研究中指出，该头骨具有明显的亚洲直立人特质。这一研究从一个重要方面揭示了东亚古人类在那段久远历史当中，可能对西方人类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由于很难在罗马古人类化石与北京人化石之间找到确定的联系线索，Clarke发现的重要意义，还有待证实。
2004年，法国人类学家EricBoda提到阿舍利（Acheulian）文化在东方的分布问题。阿舍利文化是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目前已知最早的阿舍利文化遗存发现于非洲，年代在距今100万年以前，阿舍利文化遗存曾在非洲、西欧、西亚和印度发现过。西方学术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阿舍利人的祖先是早期直立人，他们从非洲向东迁徙而来，可能由南亚次大陆到印度尼西亚。而据法国人类学家EricBoda的研究，距今807Y年前的广西百色旧石器、陕西蓝田旧石器和周121店北京人使用的石器中，都有阿舍利文化因素。阿舍利文化很可能沿海路占领了印度，继而向东扩展到印度尼西亚。ErieBodah．为中国境内的阿舍利石器，与印度、印度尼西亚的发现，文化风格十分接近。中国北方地区阿舍利文化因素的存在，可能是自南而北传播的结果。EricBodaj～＿指出，生活在周口店的北京人，并不是简单被动地接受阿舍利石器技术，这里发现的两面加工石器和薄刃斧，是在阿舍利技术的基础上，结合本地文化创新的结果。但这种观点目前仍是一种需要审滇对待的学术假说。
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发掘了宁夏水洞沟旧石器晚期遗址，标志着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这一论断的终结。水洞沟遗址发现有属于西方莫斯特文化的勒瓦娄哇石器，法国学者据此认为水洞沟遗址好像处在很发达的莫斯特文化和正在成长的奥瑞纳文化之间，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