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访谈录。从2008年到2018年，是我国慈善事业快速发展的十年。这十年间，很多人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和勇气投身公益，从无到有，砥砺而行，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他们的选择和努力令人尊敬，他们的经历和思考也已成为中国慈善史上的重要一页，值得被记录下来。为此，作者陆续采访了十七位国内有影响力的基金会秘书长。他们对这十年有赞美，也有批判；有追忆，也有反思；有对过往的深情回顾，也有对未来的美好畅想。

马广志，男，1974年出生，河北威县人，曾先后供职于《中国改革报》《华夏时报》，任记者、编辑。现任善达网执行总编、“慈典”公益项目查询平台创始人、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副秘书长。已出版《青瓦台的悲剧》《荣智健谢幕》等书。

卢迈：50岁开始做秘书长
缪力：公益是一辈子的事业
秦国英：公益生态建设要突破『圈子』局限
王林：公益要避免『泛道德化主义』
丘仲辉：独行快，众行远
房涛：做社会治理创新的『柔性引擎』
胡广华：正视『管理费』背后的公益命题
赵本志：成功就是『永远在路上』
王平：『见物不见人』是公益领域的GDP主义
涂猛：我是一个『事本主义』者
彭艳妮：要重视行业基础设施建设
窦瑞刚：公益最大的社会价值是连接信任
刘洲鸿：整个社会的公益文化还远未形成
彭翔：基金会秘书长应该是个『杂家』
叶正猛：新湖公益的『左』与『右』
郭力：意识到自己有多渺小，才知道有多重要
陆波：从『一带一路』到乡村振兴

中国需要更多的资助型
基金会
欣闻广志采写而成的《
初心永恒：中国基金会秘书
长访谈录》一书即将结集出
版，甚为欣喜。因为这些访
谈文章在其所任职的《善达
网》公众号上刊登后，颇受
欢迎，已经在基金会秘书长
中相互传递开来。集结成册
不仅满足了“批量”阅读的市
场需求，也会为中国慈善留
下一份时代印记。
1981年中国第一家基金
会诞生，到2021年正好40
个年头。这40年间，从
1988年《基金会管理办法
》出台到2004年《基金会
管理条例》颁发，从2008
年中国公益行业集体亮相故
被称之为“公益行业发展元
年”到2016年《慈善法》颁
布实施，中国的基金会从“
官办”到民办，从少到多，
发展迅速，数量已逼近
9000家。与世界各国慈善
基金会的发展轨迹相仿，中
国的基金会也是站在公益事
业和社会创新的前沿，无论
在动员社会力量、解决转型
期中国的社会问题方面，还
是在推动公益生态的建设方
面，都扮演着中国慈善发展
的历史叙事中举足轻重的角
色。
自2008年中国公益行业
发展元年至今，中国基金会
的发展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许
多有影响力的基金会在此前
后成立。此书的写作背景也
着眼于此。在这十余年间，
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为什么
选择以公益为志业？基金会
领域目前的状态究竟是由哪
些人、哪些事、哪些机构一
一促成的？出现过哪些起伏
跌宕的故事？有哪些智慧应
对策略方法堪称经典？如何
处理好于公益伦理与商业伦
理的关系？对中国慈善事业
未来的前景如何判断？公益
文明，路在何方？
带着这些问题，不妨借
采写人物之口述、广志之妙
笔，来一一解扣。读此书，
仿佛在读一部中国基金会和
公益慈善发展的缩微版“史
记”，开卷有益，回味绵长
。
访谈录以十七家基金会
秘书长为访谈对象，围绕核
心竞争力、品牌建设、舆情
管理、公益与市场等多个议
题，呈现了中国一批优秀基
金会的办会理念和使命、面
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访谈涉及的基金会有资
助型基金会也有运作型基金
会，有公募基金会也有非公
募基金会，各有鲜明的特色
和优势，又共同以服务社会
和推动社会发展为使命，或
重视赋能草根机构，或重视
运作公益项目。其中，中国
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在支持政
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领域
卓越的代表；南都公益基金
会在支持民间公益和公益生
态建设上行业领先；友成基
金会在倡导和引领社会创新
方面一直在积极探索和行动
；发起人的宗教背景则赋予
了爱德基金会在参与公益与
社会工作时更多显著的资源
和优势；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的“母亲水窖”公益项目和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免
费午餐”项目则是继“希望工
程”之后最具价值的公益品
牌。十七位基金会秘书长深
耕公益领域，对基金会的功
能和发展趋势有着深刻的洞
察，在基金会治理方面有着
丰富的经验，通过系列专访
分享个人及其基金会的发展
历程和实践经验，有助于我
们了解中国优秀基金会的运
营模式及经验，有助于发展
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
这十七位受访者，都是
基金会领域涌现出的优秀的
、极富性格的秘书长，他们
的故事与思考，值得被反复
追问。看得出，每采访一位
秘书长，广志都是做了功课
的。他的发问从受访者的履
历谈起，逐渐深入至其基金
会，再到整个行业面临的各
种问题和挑战，不温不火，
但字里行间能感受到和受访
者平视、对等的姿态，以及
拿捏着的节奏。像是一位向
导，带同读者一起，穿越时
光隧道，走进每一位受访者
的故事，感悟基金会十余年
来的发展历史。
本访谈录出版，正赶上
党中央提出把初次分配、再
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作为协调
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以
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可以
说，基金会将成为第三次分
配即民间公益捐赠的重要“
枢纽”，中国慈善事业的发
展也将面临更大的机遇和前
所未有的挑战。
推动第三次分配的健康
发展，对于基金会和所有社
会组织来说，首先需要坚持
自愿和透明两条铁律，守住
一条底线，就是信任底线。
当下中国，信任是最为稀缺
的社会资本；而对于公益部
门来说，信任则是“命根子”
。市场有钱，政府有权，公
益无钱无权，靠的是社会信
任。人们甚至把公益看成社
会信任的最后一块“绿洲”，
有时甚至会苛求公益。一个
难以回避的现实是，这些年
来，公益公信力不是走高，
而是走低。公众宁可选择传
统慈善的做法，通过水滴筹
等把捐款直接送到有困难的
个人手里；通过互联网的个
人求助捐款规模居然超出整
个互联网公益募捐的五六倍
。面对如此尴尬局面，基金
会行业有没有一点反思？
《慈善法》提出，慈善
行业组织应当建立健全行业
规范，加强行业自律。行业
自律的目标是追求卓越，行
业自律准则或公约要比法律
规定还要严格。在这些方面
，基金会行业在十几年前就
开始努力，从商玉生老师主
持的恩玖非营利组织信息中
心，到基金会发展论坛的坚
持和基金会中心网的建立，
都是这些努力的成果。在此
基础上，依

本书以多个基金会秘书长为访谈对象，围绕核心竞争力、品牌建设、舆情管理、公益与市场等多个议题，呈现了中国一批优秀基金会的办会理念和使命、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这些受访者，都是基金会领域涌现出的优秀的、极富性格的秘书长，他们的故事与思考，值得被反复追问。
本书可以看作是秘书长们阶段性的自我总结，也是一次诚挚的邀请，它邀请每一位阅读者，加入到这场跨越时空、仍在进行的对话，相信中国基金会的发展会因这对话而令人充满期待。

采访时间：2018年4月13日
采访地点：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北京市皇城国际中心A座15层）
“从高校任教到师从杜润生”
马广志：看资料，您大学毕业后就留校任教了。
卢迈：对。我上大学时已经30岁了，1981年从北京经济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做到系副主任。1968年响应号召去了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始接触中国社会现实。“文革”10年，有6年在乡下，4年在工厂，也等于是在学习，体验中国基层社会的情况，了解所面临的问题。
马广志：当时也没有抱怨时运不济。
卢迈：没有，我在北京四中受的教育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当然，当时也没想，以后一定要做什么大事。
马广志：上大学改变了一批人的人生轨迹。
卢迈：是的。上大学让我们的人生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1982年，改革开放之风，我们一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建立了流通与市场研究组。当时产品都不能自由流通，价格也都不是商家确定的。不像现在大家去超市购物，商品琳琅满目，价格也或高或低。
研究组成立后，得到了由杜润生主任领导的中央农研室的支持和资助。杜老当时交给我们任务、教给我们方法，鼓励我们参加中央农研室组织的关于农村经济改革方面的调研和讨论，我也是第一次接触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学习了解农村的改革和进展。
马广志：后来，你就调到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
卢迈：1986年调过去的，当时所长是王岐山同志。1987年我协助王岐山同志组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我们做了很多试验，比如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生不增、死不减”、承包关系三十年不变、粮食供销体制改革等，当时很多政策讨论都很胶着，大家的意见不一致甚至对立，但杜老领导下的开放、平等、包容的工作氛围，促成了很多政策从调查研究、试验评估到最终成型。
马广志：这种经历对你现在从事基金会工作有什么帮助和影响？
卢迈：让我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的政治决策过程。中国的改革决策采取了较富弹性的“政策”形式，不同于法令，有相当大的可纠错性和含混性。改革不是一次完成的，这在农村改革中极为突出。并且，改革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上下互动的决策过程。
中国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要帮助政府形成政策，这个政策可以影响到千万人。40年改革开放走过的路，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发展组的邓英淘同志就说，当对未来的情况不是那么清楚时，要有一个方向，有个坐标，然后不断地探索试错，然后才能到达彼岸。
马广志：历史证明，“摸着石头过河”相比俄国采取的“休克疗法”，我们是走对了路。
卢迈：“休克疗法”证明是错的。市场经济有多种形式，过渡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社会过程。所以，中国用试错的办法过渡到市场经济，其中还有双轨制、有承包制，都是中国特色。既然有这样一个渐进的“摸着石头过河”过程，它对于政策方面的研究需求就更强，各个地方都有试点，各地情况不一，制定政策时，都需要了解。
每年1号文件发布后，杜老就会派大家去全国各地了解实施情况，研究下一步遇到的问题，为明年的1号文件做准备。当时，我还陪王岐山同志去过温州调研。
马广志：您对王岐山同志印象是怎样的？
卢迈：他精力充沛，记忆力极好，理解能力极强，对杜老的一些观点，对年轻人的一些想法，他都能迅速吸收，然后把它互相传递好。
马广志：当时您已经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了？
卢迈：是的。1986年到1989年四年间，我先后在发展农研中心研究所、联络室和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有个小插曲是，我调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时，北京经济学院不想放人，就提了一个要求，说学校是市属单位，要走需要拿中组部的调令。我一个系副主任怎么能拿得到？后来是王岐山同志拿到了调令给了市委组织部，我才抽身而出。
马广志：不久您又去了美国读书。
卢迈：是这样的。当时中央农研室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它们已经实现现代化了。然后领导同意我去国外学习，王小强、周其仁、蔡昉、陈东琪等，都是前后去的，这个项目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我先是在美国学了一年的英语，然后去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读公共管理的硕士研究生，后来又在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工作了两年。这段学习和工作经历对我后来在基金会的工作非常有帮助。
马广志：到基金会工作，您是主动选择还是领导安排？
卢迈：我是1995年回国的。其实当时留在美国很容易，但做事只能是在国内。当时中心农村研究部部长是陈锡文，他欢迎我们回来，让我先做研究员。
这期间呢，我就给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帮忙，同时帮章含之任会长的城乡发展国际交流协会做点事。这样就对非营利组织大概有了个了解。后来中心主任王梦奎觉得我既然可以做那些事，那也可以做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