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为何重视叙事？中国史学如何影响中国叙事传统？中国史学何以孕育中国叙事理论？本书立足中国史学上关于“叙事”之术语、概念、命题的提出与运用，以相互关联的四部史学名著——《汉书》《汉纪》《后汉纪》《后汉书》为分析对象，从中国古代史学主干之皇朝史的叙事经验，窥探中国古代史书叙事重“事”、主“人”、寻“美”、用“意”之紧密结合的突出风格，揭示中国古代史书叙事之理论反思的路径和主流。

朱露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学与史学批评。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各一项。发表论文、札记、评论三十余篇。

引言
第一章 从中国古代史学的话语体系出发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史书叙事概念群的初步形成
三 “善叙事”是“良史之才”的标准
四 “文直”“事核”是史书叙事的基础
五 史书叙事与揭示“事理”相得益彰
第二章 述者相效：变动中相联系的叙事格局
第一节 史学理论家提出的命题及其启示
一 从“班荀二体”到“范袁二家”
二 治汉史之风与“汉书学”的盛行
三 编年、纪传均可为“史之正用”
第二节 “班荀二体”开创的叙事格局
一 皇朝史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史学条件
二 《汉书》奠定的皇朝史叙事格局
三 《汉纪》改变《汉书》的叙事面貌
附 荀悦《汉纪》书年辨误三则
第三节 “范袁二家”叙事形态的变迁
一 《后汉纪》发展《汉纪》的内部结构
二 《汉书》《后汉纪》直接影响下的《后汉书》
小结
第三章 裁成汉典：皇朝史书事体要的确立
第一节 皇朝史叙事之“事”的品格
一 聚焦“国之大事”的书事原则
二 “博闻”而能“从善”的采撰理念
三 “切于世事”的载文标准
第二节 皇朝史叙事之“事”的范围
一 “包举一代”史事的《汉书》
二 以“五志”立成国典的《汉纪》
三 以“弘敷王道”为主线的《后汉纪》
四 “正一代得失”动力下的《后汉书》
第三节 皇朝史叙事之“事”的采择
一 从“涉猎广博”到“存其大体”
二 “号为精密”和“博采众书”
三 由载文形成的文本关联
小结
第四章 观其名迹：历史中的人如何“走进”历史叙述
第一节 类编纂法在“两汉书”中的多维运用
一 类编纂法的历史渊源
二 “以类相从”的设传原则
三 类叙法的产生及其应用
四 清人论类叙法的启示
第二节 类编纂法由纪传入编年的路径
一 “连类列举”的叙事结构
二 “各以类书”的记人方法
三 类编纂法的逻辑限定
第三节 人物群像：皇朝史叙事的着力处
一 以人才群体考察政治兴衰
二 两汉开国功臣的不同命运
三 逸民和节士引领的社会风尚
四 谏官与党人的殊途同归
小结
第五章 述序事理：史家主体意识的积极彰显
第一节 光扬大汉：皇朝意识引领下的“实录”追求
一 两汉之际的一种“智识”
二 “汉承尧运”的权威化
三 从“人心厌汉”到“民皆思汉”
四 “明章之治”背后的危机
第二节 谋有所用：借史书叙事实现“献替”之志
一 从“献替”之志到“立典五志”
二 释“省约易习，有便于用”
三 “未尝效一言于操”的坚守
第三节 扶明义教：“名教”观念在史书叙事中的运用
一 自然化的“名教”观念
二 “因前代遗事”以维护皇权
三 评价历史人物的“名教”标尺
第四节 以意为主：不得志的范晔如何“转得统绪”
一 “以意为主”的落脚点
二 “不得志”的范晔
三 一个世族史家的“自得”
小结
第六章 美的追寻：皇朝史叙事的审美品格
第一节 史书叙事的审美自觉
一 《史通·叙事》提出的问题
二 “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
三 “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
第二节 《汉书》叙事的雅正之风
一 “函雅故”的审美倾向
二 “正文字”的时代要求
第三节 追求“其词不流”的《后汉书》
一 从“文赡事详”到“详简得宜”
二 “其词不流”的理想之境
第四节 “两汉纪”叙事之美的呈现
一 “辞约事详，论辩多美”的《汉纪》
二 一时“文宗”袁宏的史文之美
小结
结语
附录 纪事本末体的确立与中国古代史书叙事发展的新阶段
主要参考文献
作者研究“叙事”问题的已刊文章
后记

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学
位论文基础上，结合最近两
年的研究，增删修改而成的
一本学术著作。作为导师，
我对此书的出版，表示衷心
的祝贺。
这是一本部帙不大的著
作，但从其所论述的内容来
看，这是当代史学研究非常
需要的一本学术论著，主要
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近几年来，学术
界、理论界都在讨论“三大
体系”建设，发表了许多很
有启发意义的文章，大家都
得到了提高。但从史学领域
来看，从“三大体系”建设的
思路出发，结合某一学术领
域撰写出一部学术专著，而
把“三大体系”建设落到实处
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本
书在这方面作出了艰苦的努
力，即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为指导，根据中国历史学
科发展的需要，就史学理论
与史学史学术领域关于史书
叙事问题，深入阐述了中国
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并自
觉地在论述中力图建立起这
方面的话语体系，成为致力
于“三大体系”建设的一个实
例。
我们知道，推进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
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
学科体系的全局来看，学科
体系建设是根据社会发展的
需要和国家利益的需要而形
成的合理的学科门类，是全
局性的、整体性的，具有现
实性和前瞻性，在稳定和变
动的有机统一中辩证发展。
学术体系是“三大体系”的中
间环节，学科的性质和任务
，规定并引导着学术体系建
设，其中以各学术领域的理
论体系最为重要。话语体系
则是学术前沿之活力的呈现
，因为学术理论指导下的某
一具体研究成果，需要通过
与这一理论体系相联系的话
语体系传播于社会，从而完
成学科的任务和目标，建立
某一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实
现社会价值。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
史研究之最重要的启示是：
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实际相
结合，是历史学理论体系建
设的正确路径。细察本书的
撰述要旨，正是在这个指导
思想和逻辑关系中实现的。
所不同的是，作者为了提醒
读者更多地关注话语体系问
题，特意首先论及话语体系
问题，以有关话语体系的“
概念群”开篇并使之贯穿于
全书之中，这就抓住了本书
的关键，因为概念是反映事
物之一般的、本质的特征，
由概念入手讨论问题，势必
围绕此问题的一般特征而不
会游离他向。本书在话语体
系方面的把控，具有明显的
启示意义。由此推及研究中
国史学史上的其他问题如史
学功用问题、史学批评问题
、史家修养问题等等，也都
可以采用这一思路和方法进
行研究。
第二，作者选择将史书
叙事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题
目，显然与这些年来“叙事”
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相
关，也可以说是受到这一“
热门”话题的启发和激励。
一则是关于“叙事”的讨论，
许多都是响应国外学者提出
的论点与阐述；二则是参与
这一讨论的学者，大多是从
文学角度出发，而史学工作
者参与讨论者较少，这与中
国史学在“叙事”方面的丰富
遗产形成鲜明的反差。从上
述情况得到的结论是：史学
工作者有责任阐述中国史学
“叙事”的成就与传统以及特
点与风格，以推进关于“叙
事”的讨论和研究。作者在
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对有关
讨论的中外参照是有意义的
，对有关讨论的文史参照也
是有意义的。
第三，我以为作者在研
究对象上的抉择是恰当的和
果断的。中国史学遗产异常
丰富，研究中国史书叙事问
题，该从何谈起？首先是不
可空论，因为空论不能说明
事物本身；其次是不可泛论
，因为泛泛而论难得深入，
不易把问题说清楚；再次是
不可就事论事，因为就事论
事难以上升到理论认识。作
者选定“两汉书”和“两汉纪”
作为研究对象，用以阐述中
国史书的叙事风格，确是恰
当的和果断的。这是因为这
四部史书在史学史上本有联
系，作者借用“述者相效”四
个字揭示出这种联系。而唐
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对这四
部书曾作出评论，即所谓“
班荀二体”和“范袁二家”，
表明了这四部书的史学地位
是有代表性的。更重要的是
，这四部书记述的内容是两
个盛大的皇朝即西汉和东汉
的历史，内容丰富，起伏跌
宕，在历史演进和历史撰述
上，都有突出的代表性。总
体来看，作者在这方面的思
考和抉择，为其展开论述、
深入发掘以至于理论概括，
提供了极好的研究对象。
本书的旨趣，是揭示中
国史书叙事的风格，即第三
、四、五、六等章所论，概
括说来，就是书事、写人、
用意和审美的要旨及相互间
的辩证关系。
关于书事。这是讨论史
书叙事的第一位重要问题。
从标目上看，作者强调中国
史书叙事之“事”的历史品格
，即“文直”“事核”。史书中
的“事”，是历史撰述得以成
立的基础。但是并非所有具
备“文直”“事核”的“事”都可
以成为史书叙事的对象，这
取决于史家在“采撰”和“载
文”上的抉择，而关注于“国
之大事”，以及“包举一代”“
存其大体”的叙事要求，显
示了皇朝史叙事的重点所在
。总之，一是真实之事，二
是国之大事。这样的“事”，
后人读其中得失之故，自会
受到震撼和启示，产生“彰
往察来”的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