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苑拓耕(唐培吉先生口述)》通过对有名历史学者唐培吉先生进行采访（以唐培吉先生口述形式），较为全面地再现了唐培吉先生的基本生平、学术生涯，尤其对其在党史、犹太学、抗战史等学术上的建树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一定层面浓缩展示了诸多学科的发展脉络，对后学者了解、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上篇 人间正道是沧桑
一、我的父亲、市北公学的创办人唐乃康
二、我的家庭和我的童年与青少年时代
三、参加革命(1949—1950年)
四、考入复旦大学(1950—1952年)
五、参与组建华东政法学院(1952—1958年)
六、“三天革个命”：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58—1961年)
七、调入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工作(1961—1973年)
八、回母校复旦大学当教师(1973—1979年)
九、复旦大学分校和上海大学时期(1979—1989年)
十、最后的归宿：同济大学(1989—1996年)
十一、学会工作(1988年至今)
下篇 史苑拓耕
概述
一、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
二、抗日战争史研究
三、新四军军史研究
四、中国现代史研究
五、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六、开拓上海学、延安学与犹太学研究
附录：唐培吉先生著述目录
著作及主编、参编教科书、工具书
论文、文章
后记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
上海大学历史系王敏博士打
电话给我，要我为她所整理
的《史苑拓耕——唐培吉先
生口述》一书作序，我几乎
不加思索就答应了下来，并
要她将文稿发我，以便学习
参阅、提高认知，避免因评
价不当而有损先生口述之质
地。
唐培吉先生是我最为尊
重的一位师长。作为后学，
我有幸与先生有过一段同事
的经历。我是六六届高中毕
业生，1968年入伍，成为
福建基地一名人民海军战士
。提干后不到两年，被推荐
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
1975年毕业后转业留校，
分配在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
研室任教。翌年，先生等一
批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国革命
史教研组的教师十多人并入
历史系，加盟现代史教研室
。此后，大凡系室活动，先
生都积极参与。他仪表堂堂
、风度翩翩，特别是每每带
有磁性的讲话，以严密的层
次感和逻辑性，紧紧扣住听
众的心弦，更使我这位来自
海疆的新教员佩服得五体投
地，先生自然而然就成了我
心目中的偶像！1979年，
复旦大学成立分院，先生被
派去组建历史系，就任系主
任。三年多时间的同事生涯
一晃而过，但先生的强大气
场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深
刻印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主讲中
国现代史等课程时，先生在
学界已经名声鹊起。他参与
撰写的几部著作如《中共党
史大事年表》《(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注释本》《中共党史事
件人物录》等，就成了我备
课及攻读硕士学位的案头参
考书。1985年他所主编的
《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
下册)问世，更让我得益匪
浅，获得了从抗战史ABC的
学习到进入抗战史研究领域
的飞跃。这部一百多万字的
鸿篇巨制，在国内研究抗日
战争史通史类著作中莅于首
席，他也因此而成为中国抗
战史研究第一人，并在中共
党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研究
领域奠定了大师级人物的基
础。而后，唐先生以一发不
可收拾的势头，不懈耕耘、
努力攀登，在创新和超越之
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凸显
其独特的学术智慧。
先生又是我参与上海市
社联学会工作的引路人。虽
然我是“文革”后恢复的上海
市历史学会和新成立的党史
学会、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
最早会员之一，但到1987
年，我被特招到上海空军政
治学院，这是我第二次入伍
。从海军到空军，以后学校
转隶总政治部，我又穿上了
陆军军服，从戎三军，我致
力于军校的军事历史与军事
史学的研究，与上海市社联
学会工作渐趋疏远。直至20
世纪90年代中叶，随着军地
合作的加强，上海社会科学
界五路大军的联系越来越广
泛全面。当时，我正主编一
份军事类综合性学术刊物—
—《军事历史研究》，并承
担军事学硕博研究生的带教
，工作相当繁忙。但在先生
的鼓动下，我参加了党史学
会活动，并接替中共上海市
委党校教务长朱华教授担任
的秘书长一职。1998年，
我以党史学会秘书长的身份
，参加上海市社联第五届委
员会全体会议，并被推选为
常务委员会委员。2002年
10月上旬，在先生的竭力推
荐下，我接替先生担任第七
届上海市党史学会会长，先
生为名誉会长。之后，我连
任第八、第九届学会会长，
共三届历时13年另8个月之
久。由于先生教诲有方，我
也能够萧规曹随，学会大事
均向先生讨教，在先生强有
力的关心、支持下，学会每
年都被评为社联优秀学会。
2012年下半年，党史学会
还被评为市级优秀社团，我
代表学会在上海市第八次哲
学社会科学学术团体工作会
议上作《加强学会建设，推
进学会发展》的发言。这些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先生的
鼎力相助和潜心指导！
2016年5月下旬，学会召开
第十届换届大会，上海大学
原党委副书记、博士生导师
忻平教授接任会长，先生与
我都随了心愿，并都被聘为
学会名誉会长。至于我参加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
活动，并先后就任副会长兼
学术委员会主任、常务副会
长等职，也是在先生的引荐
下实现的。
十年前，党史学会为庆
贺先生80岁华诞，编纂了《
史苑拓耕——唐培吉学术论
文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我与学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华东师范大学唐莲英
教授为该书作序。为惜史存
墨，我把当年序文中的几段
话摘录如下：
《史苑拓耕》除见长于
内容丰厚、史料详实、观点
鲜明、视角独特等特点外，
本人以为最具代表性的特点
就体现在“拓耕”两个字上。
所谓“拓耕”，关键在于
敢为天下先。综观唐先生的
学术成果，诸多篇目均列于
同类之首。如上文所述的《
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下
册)、《两次国共合作史稿
》《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
》、“上海抗日战争史研究
丛书”等，在同类著述中名
列前茅，为同行之先。
所谓“拓耕”，核心在于
敢为天下新。创新是学术研
究的不竭源泉。唐先生参与
学术研究活动，始终致力于
新学科的开拓，被学术界传
为佳话。他在《上海学研究
的若干问题》一文中，首次
提出要建立“上海学”，呼吁
学界关注。他在《延安学刍
议》《延安学的核心内容—
—群众路线》等文中，首次
提倡“延安学”，为

本书以著名史学家唐培吉先生口述整理（唐先生曾任上海市党史学会会长、上海犹太研究会理事长、上海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副会长），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比较简洁地介绍了其出生家世，见证其成长过程，尤其是全面介绍了其在教学科研工作经历，是一个学者的成长缩影。二是详细介绍了其学术创见，尤其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抗日战争史、新四军军史、近现代中外关系史、上海学延安学犹太学诸多领域的创新卓见与学术成就，为学术研究开拓创新的重要贡献。

为唐培吉先生整理口述
，对学生而言，是莫大的荣
幸。成为唐先生的学生还是
在30年前，那时我即将大学
毕业，准备报考研究生，但
不知选哪所学校，跟随哪位
导师。我大学时期的班主任
李占才老师建议我报考唐培
吉先生的研究生。李占才老
师说唐先生是党史学界非常
资深和有影响的学者，人也
非常好。于是，又通过李占
才老师的同学张劲老师(同
济大学教授)的介绍，在
1990年10月的一天，我从
苏州赶来同济大学，在社会
科学系的办公室第一次见到
唐培吉先生。
那时的唐先生虽然已满
头白发，但是儒雅谦和、风
度翩翩。记得唐先生当时耐
心地指点我如何备考，并为
我列出主要的参考书目。第
二年，我顺利考取同济大学
社会科学系中国革命史方向
的硕士研究生，有幸跟随唐
培吉先生和徐筠老师攻读硕
士学位。
我在同济大学社会科学
系学习有两年多时间。那时
的唐先生担任很多行政工作
，十分繁忙，除了上课之外
，学生们能够见到唐先生的
时间不多，但是唐先生渊博
的学识、踏实严谨的学风，
对我们后来从事学术研究，
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唐
先生宽厚仁爱的长者之风，
尤其令我印象深刻，至今难
忘。学生时代的我们，年少
轻狂，不知天高地厚，有时
会做出令老师们不满意的事
情，但是唐先生从未疾言厉
色地批评过我们，他总是循
循善诱，即使是批评，也总
是和颜悦色。那时的我只有
20多岁，不谙世事。毕业时
唐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
：社会复杂，要洁身自好，
与人为善；走上工作岗位以
后，与同事相处，只谈工作
，不谈其他，更不要拉帮结
派，陷入无谓的人际纷争。
这些教诲令我终身受益。
我离开同济大学之后不
久，唐先生就从同济大学退
休了。退休之后的唐先生并
未像其他老年人那样游山玩
水或者养花弄草，而是更加
专心地从事自己钟爱的学术
研究，出版了一批相当有分
量的学术著作，这令我尤其
感佩，产生了为唐先生做学
术访谈的想法。因此，自
2017年的2月至6月间，我
和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袁
蓉博士一起为唐先生做了多
次访谈，话题从唐先生的家
世、经历直到唐先生的工作
和学术研究等各个方面。本
书即是在这些采访的基础上
整理而成(本书上篇部分内
容以《人间正道是沧桑》为
题，刊载在《史林》2018
年口述史增刊)。
为唐先生做访谈，使我
有机会得知唐先生不同寻常
的家世和丰富的人生阅历，
同时亦有幸分享唐先生对社
会和人生的感悟，更对唐先
生的学术研究成就有了比较
全面的了解。
唐先生祖籍湖州，出生
在上海。父亲唐乃康先生毕
业于复旦大学，是孙中山先
生的追随者，年轻时受到陈
其美的器重并来沪任职。南
京国民政府时期担任过高官
，并在上海闸北创办市北公
学。虽然家世显赫，但是唐
先生的童年却相当不幸，因
母亲在其出生后一直因病住
院，故其主要由奶妈抚养。
6岁时母亲即去世。虽然出
生在一个大家庭，但童年时
代的唐先生如同“孤雁”，并
没感觉到家庭的温暖。不幸
的童年却造就了唐先生坚强
的性格和豁达的心胸。青少
年时代的唐先生勤奋好学，
在上中学时就阅读进步书刊
，并且接受了进步思想。在
大学就读时，参加学生运动
。上海解放之初，唐先生又
参加了革命工作，为浙江省
衢州政府的组建者之一。后
因病返沪，入复旦大学政治
系就读。毕业后，唐先生进
入华东政法学院工作，是华
东政法学院的筹建者之一。
此后，唐先生又先后在上海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
共华东局、复旦大学、复旦
大学分校、原上海大学和同
济大学工作，同时还兼任上
海市党史学会会长的职务。
1996年，唐先生退休。
唐先生在这些单位工作
的时间有长有短，均全身心
投入，尤其是对复旦大学分
校、原上海大学历史系和同
济大学社会科学系(后为文
法学院)的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在承担繁重的行政和教学工
作的同时，唐先生还专注学
术研究，在中共党史、抗战
史、中国现代史、新四军军
史等领域的研究成就斐然，
出版、发表了数量十分可观
的著作和论文，是这些领域
的开拓者之一，研究成果受
到同行和学界的广泛认可和
赞誉，有多项成果获得上海
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此外，唐先生还首倡上海
学、犹太学和延安学研究，
是这些领域的开拓者。
能够取得这些成就，固
然同唐先生的才智和勤奋有
关，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唐先
生所具有的老一辈知识分子
的坚定信仰和崇高精神境界
，那就是爱党、爱国和乐于
奉献社会的精神。唐先生淡
泊名利，胸怀宽广；与人相
处，恪守君子之交淡如水。
在同行和晚辈的眼中，唐先
生是令人尊敬的学识渊博的
学者，也是德高望重的长者
。中国古语云“仁者寿”，用
在唐先生身上，再合适不过
了。
今年是唐先生诞辰90周
年，仅以此书作为献给唐先
生的寿礼，并祝唐先生健康
长寿！
整理者：王敏谨志
2020年5月5日

一、我的父亲、市北公学的创办人唐乃康
1930年6月29日，我出生在上海。我的父亲是唐乃康(1888—1949)，又名公英，字伯耆。我出生时，父亲担任大上海特别市财政局局长。
父亲出生在浙江湖州，祖上是湖州当地的士绅，兼营一些商业，是当地一个大姓人家。
因家境比较好，父亲来到上海读书，考入复旦公学(父亲入复旦公学读书的具体时间，父亲未同我讲过，我也不清楚。如有早期复旦大学的档案，应该可以查到)，读的是法律专业。毕业后，进入浙江高等学堂工作。
父亲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的追随者。1912年，随陈其美①来上海，担任上海都督府秘书。陈其美也是湖州人，因此他们同乡。父亲参加过讨袁和二次革命。自1915起(时年27岁)，在上海闸北创办了市北公学，并担任校长。
国民革命兴起后，父亲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事，他的主要任务是在上海为北伐军筹备军饷。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7年6月起)，父亲任浙江德清县县长兼浙江全省戒严司令部法官、国民革命军第26军司令部秘书。1928年，调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浙江省烟酒税局局长；1929年起任南京特别市财政局局长；1930年调任上海特别市政府参事，兼上海市财政局局长、上海市劳资仲裁委员会委员；1932年调任国民政府内政部总务司司长；1935年任审计部第三厅厅长；1936年任交通部监察委员；1937年4月辞职。
从父亲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的变化可以看出，他逐渐被边缘化。据我猜测，可能是因为他对国民党上层日益向右转有所不满，且人比较率直，上司对他不满意。退出政界后，父亲一直在教育界和商界做事，不再涉足政治，后来当我对社会不满要求进步的一些言行，他没有反对干涉，似乎是默认的态度；我入党时组织上找我谈话，亦讲到父亲不反动，似乎还是个开明人士。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曾邀请父亲到北京开会，父亲因病重，乃派大女婿王汝霖(时为上海交通大学讲师)参加，会后王汝霖即调到北京工作，后为中国石油化工研究所总工程师。据我所知，父亲跟同样是湖州人的陈立夫、陈果夫关系不怎么样，他肯定没有加入CC系。我感觉他同国民党政学系的关系似乎更近一些。我父亲同CC派的干将、时任上海市社会局局长的潘公展也不大来往。潘公展也是湖州人，是我的姑父，但是我的印象中，我们家里同这个姑父的交往也不多，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两家会互派人拜个年，平常来往很少。我1986年去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讲学时，通过唐德刚介绍，见过潘公展的儿子和湖州大商人章荣初的儿子，他们那时都住在新泽西州，互相有往来。
父亲离开政界后，于1941年与人合开振业商业储蓄银行(位于宁波路315号)。这家银行规模不大，在当时并不是很有名。1948年，父亲生病，银行就转给他人经营了。1949年冬，父亲病故。 父亲去世后，我的这个大家庭也就散了。大家庭就是这样的，有主心骨在，还能撑着，主心骨不在，就树倒猢狲散了。父亲的几房太太中有的也走掉了，孩子们也各自找出路。但是对我没有影响，因为那时我已经不在家里了，正在浙江衢州政府部门工作。这个我后面还会讲到。
父亲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后来又参加国民革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又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比较高的官职，也算是国民党中比较有资历的人。但是，我觉得他的一生最大的成就同时也用心最多的是办教育。虽然父亲后来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但他一直都担任上海市北公学的校长，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市北公学交给上海市政府，变为公立学校。
父亲一直坚持办教育，这应该主要同他的反帝爱国和教育救国思想有关。他认为“教育关系国家之命脉。今日之中国，欲求国势昌盛，事业发展，尤非提倡教育不为功……国内教育，苟日臻发达，则他日之为工、为农、为商，以及任何一种职业，必尽为具有学问之人，对外则一心一德抵御列强，对内则群策群力以巩固国本，中国前途之发皇，自不难操左券”。他的办学目标是“国人自办学校以育国人”。他说：“即收回租界上的教育权是也。盖欲抵御外人之腐化侵略，正与抵御其经济侵略相似。关于经济侵略的抵御，在消极方面，则为不购外货；在积极方面，则为振兴国货。以此类推，则使上海青年不入外人所设的学校，尚是消极的方法；必使租界以内，发展国人自设之学校，始足称积极的方法。”或谓：“兹事体大，又岂区区一校所能负荷？”“要知租界内，苟多一国人自设之学校，即可减少外人文化之侵略若干力量。换言之，苟多培植一具有国性之人民，即可减少一崇拜帝国主义的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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