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欣赏》是《读者》的一份综合类艺术生活杂志。不为专业研讨，不是快餐文化，只为在机械年代，用轻松愉快的方式，带给读者高雅的情趣和至真至美的艺术享受。
本套书避免拘束，没有呆板，让您在都市的喧嚣中和家人一起经历视觉的奇妙旅程。
本书为精华第25卷B版，分为雅玩、行走等板块。

云鬓簪事
雅玩
水墨之间，明清文士们的闲情雅致
莳蒲养心：文人案头的芥子须弥
人间四月天挽袖作新词
行走
巴巴多斯：灿若明霞尽绚烂
“飞龙之城”卢布尔雅那
西藏秘境天上阿里
鲜话说吧
千年抗疫——从“鬼神所作”到“寒暑错时”
“颠张醉素”的草书世界
青
酒香也怕巷子深，看古人怎么打广告
对酒当歌

作为中国期刊第一品牌《读者》旗下刊物中唯一的高端杂志，《读者欣赏》以提升国人的艺术修养为目标，通过对艺术的通俗读解，努力打造中国人的美学读本。经过多年发展，《读者欣赏》无论发行量还是影响力，均在艺术综合类期刊中位居前列。
本书为精华第25卷B版。

《读者欣赏》是《读者
》的一份综合类艺术生活杂
志。不为专业研讨，不是快
餐文化，只为在机械年代，
用轻松愉快的方式，带给读
者高雅的情趣和至真至美的
艺术享受。避免拘束，没有
呆板，让您在都市的喧嚣中
和家人一起经历视觉的奇妙
旅程。
《读者欣赏》编辑部

从古至今，人类一直无法逃避疫病的威胁。瘟疫的流行给社会风俗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古代的节令风俗中，常能见到与驱疫、避疫有关的内容，这一点在文献中也多有记载。
《吕氏春秋·季冬记》云：“腊岁前一目，击鼓驱疫，谓之逐除。”先秦时期，人们在除夕这一天要举行驱傩仪式，用击鼓的方式驱逐“疫疠之鬼”，以保来年无病无灾。当今除夕的各种习俗，例如挂灯笼、放爆竹、贴门神等，都与驱疫有关。甚至“除夕”的“除”字，也是将疫病、鬼怪等不祥之物全部驱逐之意。
到了唐代，驱傩仪式已经演变为除夕夜里最热闹、最盛大的娱乐活动。诗人孟郊对此作有一首《弦歌行》：“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唯齿白。暗中奉奉拽茅鞭，裸足朱裨行戚戚。相顾笑声冲庭燎，桃弧射矢时独叫。”诗人沈俭期在《守岁应制》诗中写道：“殿上灯人争烈火，宫中假子乱驱妖。宜将岁酒调神药，圣祚干春万国朝。”沈俭期在诗中提到的“岁酒”，是守岁时喝的一种药酒，据说可以压邪气。
原本出于避祸求生目的的祭祀活动，为何变成了一种群众娱乐活动呢?这当然要归功于中国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中国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中，已有关于治疗瘟疫的记载。如《素问》中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文中指出，瘟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黄帝内经》还记载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原则，未病先防，已病防变。这种方法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最有效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瘟疫防治的一大进步，发生在东汉末年。据史书记载，东汉末年疫病流行，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上万的生命被病魔吞噬，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曹植的《说疫气》记载了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文中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这说明那时的人们不再认为疫病是鬼神降祸，而是需要想办法医治。这种客观理性的态度，为防治瘟疫开启了一道门。
三国时期名医辈出。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可治疗流行性黄疸病。屠呦呦正是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研制出了治疗疟疾的新药。
东汉末年，真正对瘟疫做出巨大贡献的名医，是与华佗并称“建安三神医”的张仲景(另外一位是董奉)。张仲景出身名门望族，官至长沙太守。按照汉朝的规定，官员是不能随意进入百姓住所的，而当时的医生却习惯于上门问诊。身为高官的张仲景为了给普通百姓治病，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规矩：每月逢初一和十五，暂停处理政务，打开大门让需要看病的百姓前来问诊。这种坐诊等患者自行上门求医的做法，也被其他医生承袭下来。后来人们将坐诊称为“坐堂”，就是为了纪念最初在公堂为百姓诊病的张仲景。
即使这样，张仲景也没能阻挡瘟疫侵袭长沙郡。几番瘟疫过后，原本有200多人的张家，在短短10年间，仅剩下五六十人，其中有100多人死于伤寒。悲痛之余，张仲景辞官潜心研究医术。他翻遍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古书，寻访各地名医，结合自己多年的经验，写下了中国第一部中医临床治疗的专著《伤寒杂病论》。书中论述了多种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方法，其中有的药方被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辨证施治方法更是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张仲景因此被称为“医圣”。
为什么叫“伤寒”而不是“瘟疫”?因瘟疫多发生于底层民众，为贵族所不喜，故改称“伤寒”。《小品方》日：“云伤寒，是雅士之辞；云天行、瘟疫，是由田舍问号耳。”因为历史久远，且连年战乱，再加上《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初受限于传播途径，此书流传并不广泛，以至如今所见《伤寒论》各版本均有缺失。
隋朝末年，又出了一位名医一“药王”孙思邈。他继承了前人防治瘟疫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提出讲究个人卫生，重视运动保健，将食疗、药疗、养生、养性、保健相结合的防病治病主张。
孙思邈强调“预防为先”的观点，坚持辨证施治，认为人若善摄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体形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并提出“存不忘亡，安不忘危”，认为“每日必须调气、补泻、按摩、导引为佳，勿以康健便为常然”。唐朝建立后，孙思邈接受朝廷的邀请，与政府合作开展医学活动。唐显庆四年(659年)，孙思邈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使得他的医术得到广泛推广。
至唐朝，中国已经形成了基本完善的抗击瘟疫的综合手段，无愧于当时世界头号强国的称号。
除了张仲景、华佗、董奉、孙思邈，还有很多名医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