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也冲击了整个思想产业。本书将智库作为独立组织进行研究，研究智力类组织在遭遇危机后的自我调适，以持有不同立场的四家英国智库作为研究对象，对比他们在金融危机前后的资金来源变化、组织架构调整、政策建议内容和媒体曝光情况，指出英国智库由于强烈的路径依赖，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公共干预能力和影响力有衰退之势。

李刚，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首席专家，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智库理论与实践》副主编，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紫金文化英才，“中国智库治理论坛”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主持开发了中国第一个聚合智库搜索、智库数据管理和智库评价功能三位一体的“中国智库索引”系统（CTTI）；先后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各类项目20余项；在《光明日报》《中国图书馆学报》等权威媒体和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和译著10余部。

第一章 在压力下思考：2008年后的智库和政策研究
第二章 思考如何在智库中产生
第三章 新经基金会：危机是错失的机会
第四章 亚当·斯密研究所：自由市场的禁卫军
第五章 国家经济社会研究所：专家仲裁者的命运变迁
第六章 政策交流智库：政治镁光灯下的利与弊
第七章 结论:变幻局势中的干预
后记：知识变革的比较社会学
参考文献
索引
缩略语
图目录

风雨骑士：英国智库与
金融危机智库，曾被上一
代人称为“思想的二道贩子”
（secondhanddealersofide
as），如今已成为当代政
策辩论舞台的重要角色。
智库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
提供问题溯源及效果解读
的服务，以助于他们更深
入理解所面临的挑战。智
库的核心“业务”是提出政策
意见并促使其得到采纳。
一家智库为了长期发挥功
能，需要让政策制定者和
公众相信，自己拥有决策
者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也就是说，智库不仅是
知识权威，还需要具备合
理严格的分析能力以寻求
真相，且不能为经济或政
治利益甚至便利性所驱动
。如此一来，智库为本书
的研究对象，研究背景是
这场智库未能预测到，但
却正面推动其发展的金融
危机。
不管我们研究的四家智
库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
上的差异有多大，它们在
分析、上的“合理性，，和
政策建议上的“适度性”皆有
目共睹。马科斯·冈萨雷斯
。赫尔南多认为，智库作
为组织在这次危机中获得
的政策关注和媒体赞誉无
疑是成功的，但在政策辩
论过程中也充斥着失败和
错误。他认为，以往的智
库研究侧重于智库的政策
影响，如能深入研究智库
内部的组织作用机制，让
人一窥智库内外作用的全
貌，意义匪浅。他认为，
一般来讲不管从意识形态
层面还是物质层面，智库
具有“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复
杂性和不稳定性。
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很
多智库措手不及，当然大
多数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
也毫无防备。不过，这也
为公众、政客和决策者提
供了一个认真反思经济秩
序基础问题的“机会窗口”。
马科斯由此认为，“这不仅
是一次经济危机，更是一
场知识、政治甚至道德危
机”。正是基于其成因，智
库对危机做出解释并深度
参与关于危机影响的辩论
，是众望所归。马科斯认
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所以他对四家智库在
参与政策辩论时进行“公共
干预”的表现进行了概括：
……
左翼倾向智库热衷于批
评对金融业放松管制造成
的严重后果，也对紧缩政
策深表失望。而相反的，
右翼自由派智库更倾向于
批判监管，而对私营领域
、人性的贪婪乃至自由市
场的缺陷熟视无睹。学术
型技术组织常自我包装成
实事求是的中立方，政府
支持者则习惯于制定政策
，即便被认为在模拟一项
实际政策，也要通过实施
去捍卫这项政策。
尽管舞台上大家都有各
自的角色剧本，但这次危
机深刻影响了智库，尤其
在智库与公众互动、智库
分析报告时效性、智库内
部事务处理以及政策问题
的内部学术观点差异等方
面。智库正面临着巨大的
压力，这正是本书的主题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
种压力有目共睹。在全世
界范围内，智库产业并非
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安
然无恙。尽管缺乏系统性
调查数据，但经济紧缩政
策已经影响到了智库的日
常开支的传闻并非空穴来
风。过去半个世纪里，智
库产业有所发展，但现有
资金来源的增加和新资金
的流人步履缓慢。以往，
英国政府机关和各部委曾
是智库资金的一个相对稳
定的来源，但现在这些机
构对外部专业知识的态度
也日益封闭。即便是鼎盛
时期，资助机构的态度也
让人捉摸不定。英国经济
和社会科学研究资助机构
越来越习惯于对研究活动
强加指导。富豪、机构赞
助者、慈善信托、政府部
门、欧盟议会、地方政府
以及贸易组织均会设置必
要条件，在研究日程和研
究成果的发表与传播上，
均有所要求。捐助者对政
策影响力的期待值越来越
高，捐助资源也随之变得
稀缺。这些情况加剧了智
库之间及与其他政策分析
机构间的竞争。
随之而来的情况是，“政
策宣传”变得无孔不入。当
下，“智库’’和“学术’’在公共
知识领域越来越具有互换
性。大学成立了自己的研
究所和“政策实验室，，这
类抢智库生意的机构。全
球大部分非政府机构都具
备了较强的内部政策研究
能力。商会、跨国公司、
银行、专业机构和工会通
过内部研究部门和社交媒
体发声的水平日益精湛。
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社交
媒体的流行，已经彻底改
变了智库以往的营运环境
。20世纪见证了智库的兴
起，难道21世纪预示着智
库的衰落？显然不是。马
科斯认为，基于其可塑性
和跨界性组织特征，人员
在各领域流动发展，智库
有能力保持在传媒界、非
政府组织以及政治和政策
精英间的存在感。
本书研究的四家英国智
库不断革故鼎新：建设成
熟完善的网站并致力于内
部沟通系统的专业化。它
们通过社交媒体、新闻发
布会和部门会议等不同渠
道获取了不同的受众群体
，保持了相当的竞争优势
。此外，智库的“旋转门”机
制的优势并未被削弱，退
休的政客、外交官和公务
员希望在退休后可以进入
一个发挥余热的政策研究
机构。在智库丧失学术可
靠性的地位之前，政府和
媒体依然会需要智库提供
高水平的分析报告和意见
。
然而，公众对专家这一
角色的失望加剧了社会对
智库的质疑。在多党制的
国家，智库本应在公众辩
论中扮演布道者的角色，
然而却常常加剧分歧。马
科斯认

本书研究的四家英国智库不断革故鼎新：建设成熟完善的网站并致力于内部沟通系统的专业化。它们通过社交媒体、新闻发布会和部门会议等不同渠道获取了不同的受众群体，保持了相当的竞争优势。此外，智库的“旋转门”机制的优势并未被削弱，退休的政客、外交官和公务员希望在退休后可以进入一个发挥余热的政策研究机构。在智库丧失学术可靠性的地位之前，政府和媒体依然会需要智库提供高水平的分析报告和意见。

本书的理论动机有二。
首先，我对负有知识使命
的机构如何应对含有认知
因素危机很有兴趣，尤其
当这些机构对自身倡导的
理念需要付出实质性代价
的时候。鉴于金融业在英
国的重要性，英国智库可
以作为智力机构的典型用
以审视2008年圣济危机后
类似知识机构发生的变化
。介绍完几家智库的实践
后，我希望进一步研充智
力机构的协作和不确定性
。但愿本书的读者已通过
我模糊又谦虚的方式获取
了适用于考察知识机构及
其集体组织、公共干预、
内部协调以及如何适应舆
论环境的理论和方法。
其次，我在书籍的最后
几段有提到过，是关于社
会学家的“次级’，知识分子
角色，至少我们这样认为
。我们学科中的很多人可
能没注意到，不管社会科
学理解社会知识的初衷如
何，其权威已经在公众中
受到损害，在某些领域的
声誉甚至无法挽回。不管
我们怎么做，我们总被认
为不够公正、不足以拥有
专家权威。因此，社会学
领域外的受众，还有在愈
演愈烈的全球反智浪潮中
的公众，没兴趣听社会学
的概念和新发现，不仅因
为他们认为社会学无趣或
靠不住，也因为他们认为
社会学的发现在政治上不
可信。
对于社会科学和人类学
来说，摒弃空想成为积极
科学的优势在于让研究者
更深刻地认识其研究对象
，这当然值得赞扬且很有
必要。不过质疑也随之而
来：为何在社会问题的判
断上，就要多听取社会学
家的意见？因此，相当一
部分社会学家的公共干预“
胎死腹中”，而且很多其他
类型的专家和智库学者取
代了社会学家的理想角色
，在公共辩论中游刃有余
（Medvetz 2012；Misztal
2012）。
不过，这种怀疑仅仅是
对“软”学科的顾虑并不正确
。国经所的实践表明，当
下“硬”学科或有志于此的学
科已然无法像以往一样指
点江山了。此外，撇开
2008年经济危机，此前对
国际问题进行解读或预测
的专家早就被拉下神坛了
，当下对人为气候变化和
MMR（译者注：三联疫苗
）安全性的争论都是很好
的例证。在传统认知权威
的缝隙里，外来者不再是
被人人喊打的“江湖郎中”，
新来的公共干预者也不再
拘泥于所谓的专家共识。
在智库领域，这为“适度”政
策理念和专业知识的传播
营造了空间，认知自治和
有说服力的专家们退居次
要地位。
长期来看，公众对专家
的质疑已给智库学者，尤
其是有政治能量的这一批
学者带来很大影响。以往
取决于政治中心性的政策
机构，现在不得不面对仅
从事将政治压力转化为可
实施的政策报告工作的局
面。一位亚当所的受访者
表示，未来智库工作可能
更多地倾向于“见风使舵”的
状况，依政治局势的变化
进行政策研究，但缺乏长
期深入的预警性研究。直
白来讲，这种情势更适合“
温和型”智库，仅为政府并
不科学的政策进行背书。
2016年之后，这种例子比
比皆是。
基于上述情况，智库学
者被冠以“砖家”、傀儡或传
声筒的称号就不足为奇了
。根据阿拉赛德（a1aSaid
1994）对知识分子的标准
定义，这个结论很容易得
出，我也会受其影响。但
从方法论和务实的角度还
是值得商榷的：即便智库
存在着先人为主的偏见，
智库的公共干预在公共辩
论中的作用仍值得研究。
再者，智库表现出了强大
的变革和学习的能力，不
管驱动变革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都能从研究中获益
良多。
不过还有一个更深层次
的原因可以避免仅将智库
作为政策部门的副产品。
很多研究智库的社会学家
直言，他们意在压缩自治
型尤其是学术派学者的生
存空间。但对专业知识的
怀疑早已司空见惯，此种
做法效果甚微，而且被认
为是祥林嫂式的抱怨，并
不能博得同情，即便是抱
怨，都慢了批评者一步，
亦复哀哉。
申辩已无济于事，我认
为知识分子社会学的研究
对弄清主客观之争及专家
、宣传家和外行之间陈旧
的分歧有重要作用。不过
这种社会学需要改掉刻意
疏远社会的毛病。韦伯式
社会学研究早就说过，如
果不能深入他人的世界观
，那至少去了解他们言行
方面的逻辑或某一个时间
点能自圆其说的逻辑。这
就要求我们即便对某人的
政见嗤之以鼻，也要去学
习他的说话方式。
此种情形下，出于相互
尊重，我们需要花更多的
力气去学习他人（包括他
人的语言），学会用他人
的立场思考，了解他人思
想背后的根源所在。从更
根本上说，我们需要像有
党派倾向的智库学者一样
去体验和理解这个多样化
的世界：为何我之砒霜会
是他人之蜜糖？简而言之
，避免黑泽明《罗生门》
式的情况，避免鸡同鸭讲
的沟通方式，需要我们努
力将双方的立场、事态的
发展以及背后的关联度整
合起来。
综上所述，希望我做的
研究能为上述思路做一些
贡献，毕竟知识分子社会
学归根到底是政体社会学
。

公共干预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是其所指的主题、政策问题、事件或事态。什么被认为是值得进行干预的，取决于（这里只提几个因素）一个智库的研究议程，公众辩论中突出的议题，官方政策、政党正在推进的问题，资金优先事项，受托人和资助者的利益以及监管限制。因此，任何以智库的名义进行的公共干预，在决定“关于”什么需要干预时，原则上都有一定的回旋空间和限制。此外，由于正常问题处于更大的背景之下，公共干预相当于与许多其他行为体（通常是更专业的行为体）进行“对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类似问题的公共干预往往在“研究规划”和内部分工（研究团队、集群或单位）中具体化。
当然，这种“进入对话”是从特定的角度寻求的，并要提及对这个问题干预的先例，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突出一个问题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其他方面。因此，在研究一个复杂现象时所选择的“问题”可以揭示智库的政治取向和组织特征。例如，将重点放在货币、金融或财政政策上来追溯危机的根源，可以显现智库可利用的制度资源（例如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及哪些因素被该智库认为是相关的。然而，一些问题仍难以避免，鉴于其严重性、复杂性和不确定的后果，2008年的危机再次成为一个重要例子。
公共干预的第二个层面是其对提出的事件的“叙述”。我指的是它们的实质性内容，通常包括对事态的描述、对原因的叙述以及提出的解决办法。通过这一叙述，当前问题的某种具体理解被提炼出来，而其他方面则被忽视或被最小化。可以说，将描述、结论和建议联系起来，通常以受害者、罪犯和英雄的形式出现，这样的叙述收集不同元素来编织一个“可理解的整体”（Ricoeur 1980：171）。最终，所有的叙述，即使是那些最受尊敬的知识权威，如社会研究的科学文献报告，都会忽略社会的某些层面，屏蔽其他方面的同时“引导观众”到特定的逻辑渠道里（Hilgartner 2000：9）。
我追加一点，这些叙述可以在范围、野心和创新性方面有所不同。根据他们的关注点，他们可以将智库定位在一个冷门的领域（如社区发展融资），或一个更具争议性的、各方争抢关注（如经济政策）的政策领域。智库可以尝试提出一种解决政策问题的新颖方案，争论政府的作用，或者仅旨在帮助决策者做出明智的决定。“叙述”的这些方面反映了话语者的定位，揭示了他们的知识主张和政治立场。
由于设计出新颖的政策叙述和理念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同一组织的公共干预经常借鉴他们之前的工作。通过不同的媒介不断地传递信息，发展信息的各个方面，可以使智库在特定问题上的“品牌”具有独特性和可视性。重复，对于传播理念并获得其所珍视的认可是至关重要的（Baert 2012：316-317）。此外，引用其他人的话，特别是那些具有更高认知权威人士的话，可以博取更多关注，特别是对那些被视为不太成熟或不具党派色彩的智库来说。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寻求中立专家声誉的组织（例如国经所、财政研究所）通常被那些提出更公开的政治主张的组织（例如亚当所、新基会）所引用。反过来，重复和引用别人的意见有助于建立和巩固一个志同道合的盟友网络，给自己的立场赋予“高密度”。这样一个过程在针对自由市场智库的案例中被详细阐述，在学术界处于相对劣势的情况下，它系统地引用了同类思想家的工作，从而建立并传播了一个似乎更有力的反对战后共识的案例（Cockett 1995；Medvetz 2012;Stah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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