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官窑考》(英文题名Early Ming Wares of Chingtechen)，是由英国学者白兰士敦于1938年编撰而成，由北京法文图书馆印制发行，首次印刷仅650册。该书作为西方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明初官窑瓷器的论著，参引价值极大。该书出版后，引起了西方古陶瓷学界、鉴赏界和艺术界的强烈反响和极大轰动，使当时西方各界对陶瓷的关注点由中国外销瓷转向更加精美的明清官窑瓷，并掀起了一股鉴赏、研究明代及其以后官窑瓷器的热潮。可惜的是，如此重要的一部由西方撰写的中国古代陶瓷论著，却没有中文译本，这不能不说是陶瓷研究中的一种遗憾和缺失。有鉴于此，本译著应运而生。白兰士敦于1941年去世，此书英文版已公版。

目 录

导言 1

致歉 1

眼力 2

讨论范围 2

中文文献 2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永乐时期（1403—1424年） 5

文献 7

暗花祭器 7

莲子碗 10

盘 10

僧帽壶 11

靶杯 12

青花器 13

鲜红器 13

第二章 宣德时期（1426—1435年） 23

文献 24

一点细节 25

款识 25

青花品质 26

釉 27

绘画 27

器用 27

御用红器 28

青花靶杯 29

青花? 30

青花碗 30

釉下青花加彩器 32

青花杂类器物 32

珐琅彩瓷 33

黄釉器 33

第三章 成化时期（1465—1487年） 47

款识 49

釉 49

文献 50

斗彩 51

葡萄靶杯 51

鸡缸杯 52

其他斗彩器 53

靶杯 53

青花器 54

盘碟 54

碗 54

靶杯 55

黄釉器 55

第四章 弘治时期（1488—1505年） 67

青花器 68

珐琅彩龙纹碗盘 68

黄釉器 69

后记 71

24 ｜ 明初官窑考

第二部分 73

第一章 浮梁地区与窑场 73

第二章 陶瓷烧造技术 81

原料加工 83

工艺方法 84

釉下青花 85

圈足 85

釉料 87

烧制 87

釉下颜色变化 88

原书图版说明 100

附录一 龙与凤 105

附录二 主要器型及其尺寸 107

附录三 中国著名陶瓷产地 115

原版英文对照 117

编后记 195

译后记 198

编注者新增附录一 199

编注者新增附录二 205

编注者新增图版

编译导读（节选）

二、《明初官窑考》的内容价值

《明初官窑考》是白兰士敦在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工作、北京琉璃厂交游、景德镇窑业考察的基础上所获得的理论思考和经验总结，属于古陶瓷鉴藏与研究的重要学术论著。该书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以明初的各个时期为序，针对器物品类、工艺特征、功能用途、绘画风格、文献史料等方面，分别论述了明初永乐、宣德、成化、弘治诸朝官窑瓷器的总体面貌。尤为可贵之处在于白兰士敦在鉴赏与研究明初官窑瓷器时，将18世纪清代宫廷摹仿永乐、宣德、成化官窑瓷器的特征作了比较分析，并能够相对准确地辨析明代原物与清宫仿作之间的区别。因此，白兰士敦是国际学者中较早关注和探究18世纪清宫摹古风潮的一位学者。第二部分则主要论述了浮梁唐代以来的窑业生产概况、陶瓷制作工艺等，并附录了景德镇与浮梁窑场分布图、中国陶瓷地图、明初官窑瓷器造型图等比较实用的资料信息。笔者将此书置于中国陶瓷研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鉴藏学、文献学、工艺学等三个方面来具体探讨其内容价值。

1．鉴藏学价值

白兰士敦以丰富的瓷器实例贯穿全书，因为他深刻认识到瓷器鉴赏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必须以大量具体的实物例证作为鉴赏与研究的基础，这是此类学术的最大特点。白兰士敦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去思考总结和分析研究，为梳理清楚明初官窑瓷器的特征作出了积极探索和努力。该书的鉴藏学价值主要体现在精析标准件的胎釉料、深研写款方式、对比区分明初官窑与清代仿作等三个方面。在精析标准件的胎釉料方面：白兰士敦使用永乐无款与宣德有款的标准器进行比较，以敏锐的眼光试图区分出永乐与宣德两个时期同一御窑瓷器品种的细节特征，进而总结出它们之间的异同。如宣德“青花瓷”一节中，他就分别论述了一组永乐、宣德时期同样装饰的青花莲子碗，经过仔细对比后，总结出两者之间的差异：永乐的胎体比宣德的薄，釉面也更光亮。钴料在釉薄处呈烟黑色，在釉厚处呈翠蓝色。

白兰士敦深刻认识到陶瓷器物本身，以及带有款识的标准件的重要性，因此他力求通过对上手实物及其胎釉料的细微观察，建立起古陶瓷鉴藏者和研究者对于器物本身的充分感知，这在古陶瓷鉴藏和研究中是至关重要的。在深研写款方式方面：白兰士敦总结了宣德时期的常见写款，虽未囊括全部，但已集当时之详尽。他认为：这一时期（指宣德时期）在器物上书皇帝年号的做法，有助于我们对大量的器物进行鉴定。尽管其后的明代正德时期直到如今，对宣德年号款识均有仿制，但是审视过一些标本后，对宣德年号书写者的风格还是不难辨认的。因为御器厂的产量不可能很大，一名写款者大致足够应付一天的生产所需。我们可以辨认出这一时期三四名写款者的笔迹。白兰士敦能够得出这一结论，是他带着陶瓷工艺思维去思考辨析实物特征的结果，这是当时国内外诸多学者所不具备的，殊为可贵。其实，直到宣德时期，明代官窑瓷器并未形成在固定位置使用统一形式的写款方法，往往是比较复杂多变的。白兰士敦以亲身实践和认真观察，为明初官窑瓷器的鉴定提供了独特视角，并尽其所能地为世人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标准款识。在对比区分明初官窑与清代仿作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明初永乐、宣德、成化的官窑瓷器如何做到与明代后期、清代宫廷的摹古器物的有效区分，无论是中外学术界还是收藏界，都是一大难题。白兰士敦在20世纪30年代时就开始关注到这一问题，他十分留意清代康、雍、乾三朝来自宫廷对于明初永乐、宣德、成化官窑醉心模仿的现象，并极力尝试探索两者之间的区分依据。因此，他在如何看待后世仿永乐、宣德、成化官窑瓷器方面，颇有独到心得。如在“宣德时期”一章，白兰士敦就从绘画技法、书写款识、胎釉工艺等方面详细比较了宣德本朝与清代仿品之间的区别，具体论述如下：宣德时期，青花装饰首次受到青睐，因此也就毫无疑问地在其制作上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和精力。从事这项工作的设计师、陶工和画工都应是有理念、有技巧和有闲暇的人。他们的秉性没有屈从于教条，同时产量需求也不过分。这些要点在清代似乎被忽视了，因为清代的仿品虽然造型完美，但是缺少宣德作品中的性格，并且绘画有时是逐线临摹的，显得了无生气。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仿品（指仿宣德官窑红釉器）做得非常好。并且，至少就釉面和发色而言，在许多时候都能与原作相媲美。仿品上的款识写得与原作还是有差异的，许多糟糕到可以一眼识别。高仿品在款识上犯错的地方是写得太小心翼翼，其汉字过于规则和方正，尤其是“宣”字的书写，其笔画都是垂直或水平的。当用青花书写款识时，色调太淡太单一。宣德盘碗最显著的特点是有轻微的凸底，而清代仿品的内面和底部则是极其平坦的。宣德时期，圈足露胎处局部呈浅红色，清代仿品的该类特征则过于明显，整个圈足覆盖着一层非常精细的橘色釉。

编译导读 ｜ 11

为何白兰士敦的这部《明初官窑考》能够在鉴藏界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力？这与欧洲收藏风尚的转变密切相关。欧洲早期关注和收藏的中国瓷器主要是晚明至清代的外销瓷，晚清以后，随着更多的中国早期瓷器流入欧洲，欧洲人开始意识到外销瓷并非是中国珍藏之器a。于是，他们的收藏风尚开始发生变化，将其收藏和研究重点逐渐转移到中国高古陶瓷和明清官窑瓷器两大领域上。而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整个欧洲对明清官窑瓷器知之甚少，当时只有1923年霍布逊著的《明代瓷器》，可以给世人一个有关明代瓷器的整体认识。但真正带来学术震撼影响的，乃是1938年白兰士敦《明初官窑考》的出版问世，该书可被誉为西方系统研究明初官窑瓷器的开创性论著。之后，欧洲、日本陶瓷学者和鉴藏家开始将目光聚焦到明清官窑瓷器这个版块，由此开启了西方古陶瓷鉴藏与研究的新领域。

2．文献学价值

白兰士敦在编撰《明初官窑考》时，不仅认真通阅了相关的外文陶瓷文献，还克服了语言障碍，深度研读了许多中国陶瓷典籍，具有明显的文献学研究价值。具体而言，其文献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征引文献广博、追溯文献来源、勘正文献漏误三个方面。首先，《明初官窑考》一书征引中国历史文献多达20余种，包括元代陶宗仪的《辍耕录》、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高濂的《遵生八笺》、张应文的《清秘藏》、陈继儒的《妮古录》、谢肇淛的《五杂俎》、董其昌的《骨董十三说》、沈德符的《敝帚斋余谈》、文震亨的《长物志》，清代孙承泽的《砚山斋杂记》、朱琰的《陶说》、蓝浦的《景德镇陶录》、李日华的《紫桃轩杂辍》、李调元的《古董志》等，还有历史地理类典籍，如《浮梁县志》《饶州府志》《江西通志》

《明史本纪》《豫章大事记》等。在外文文献征引方面，白兰士敦通读了儒莲、卜士礼、福开森、霍布逊等西方学者有关中国陶瓷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白兰士敦征引文献广博，中西糅合互参，而在具体的实物鉴赏和分析研究中，常常以文献史料引出实物例证，以实物例证辨析文献史料，两者紧密结合，相互印证，以求其实。其次，白兰士敦虽然是外国学者，但是在征引中文文献时毫不懈怠，苦心孤诣，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对所征引的中文文献追本溯源。如他在《明初官窑考》的篇首就曾提到：初作探索研究时，清代的《景德镇陶录》《古董志》已令人满意。直到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被发现，并用它来辅助研究后，白兰士敦认识到《古董志》中的大部分内容与《遵生八笺》雷同。然后，通过进一步的深研，发现《景德镇陶录》的部分内容也不标明出处，并有取自于《遵生八笺》的内容。因此，白兰士敦删除部分清代参考书目，直接使用明代原始文献。白兰士敦在征引文献时追溯文献来源，使用最接近其事件发生时间的文献记录，以求获取最能反映a Soame Jenyns：Later Chinese Porcelain:The Ch’ing Dynasty (1644—1912), London: Faber and Faber，1951年，pp.vii.

12 ｜ 明初官窑考

当时实际情况的文献史料，然后详细标明出处，体现他在文献参引过程中的严谨性和规范性。再次，白兰士敦在论述明初官窑设置的相关问题时，明确指出了《浮梁县志》《江西通志》两种中文文献记载的矛盾之处。如《浮梁县志》a（图9）中载：御器厂建于珠山之南，明洪武二年（1369年）设厂制陶，以供尚方之用。而《江西通志》b（图10）中则载：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有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宣德中，以营缮所丞专督工匠。正统初罢，天顺丁丑（1457年）仍委中官烧造。嘉靖改元，诏革中官，以饶州府佐贰

督之。由此可见，白兰士敦在编撰《明初官窑考》时，已经充分认识到有关明初官窑的文献史料在记载方面的混乱，这也促使他在参引文献史料时，始终能够带着敏锐的观察和细致的考证来辨析真伪，勘正漏误。

3．工艺学价值

与同时代或稍后出现的学者相比，白兰士敦对陶瓷制作工艺的高度重视，是他从事陶瓷研究的最特别之处。前文述及《明初官窑考》中录载了白兰士敦当时拍摄景德镇制瓷实况和三宝蓬瓷石采掘加工等方面的影像资料，这是该书最大的贡献之一。除此之外，白兰士敦依照陶瓷器物的工艺特征，即从釉质、青花料、胎骨、圈足等方面进行的深入剖析，以及以工艺技术为视角的思考可谓贯彻全书，实例比比皆是。在釉质方面：如白兰士敦对永乐甜白釉和后世仿品的釉色所呈现的色温差异，就总结出一

a 白兰士敦并未在书中提及使用《浮梁县志》的具体版本，笔者所用版本的信息为：（清）乔溎修，贺

熙龄纂，游际盛增补：道光《浮梁县志》卷五《公署·御器厂》，清道光十二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

馆藏。

b 白兰士敦并未在书中提及使用《江西通志》的具体版本，笔者所用版本的信息为：（清）谢旻等修，

陶成等纂：雍正《江西通志》卷二七《土产》，清雍正十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图9 道光版《浮梁县志》书影

图10 雍正版《江西通志》书影

编译导读 ｜ 13

套比较标准的辨别依据：据观察，永乐白釉暗花瓷器常呈乳白色，且釉薄处呈淡金黄色。与之相反的是，清代仿品呈现的是冷色调的白垩色或脱脂牛奶色。这一经验总结和心得体会如今依然实用有效。在青花料的选用方面：青花是明初官窑的重要品类，对于各朝青花料选用的差异，白兰士敦力求达到细致而精准的分辨，并对于同种钴料在不同器型上展现的差异，以及导致其产生差异背后的工艺原因进行了分析。如在论述宣德时期“青花的鼎盛时代”一节时，白兰士敦就明确指出：青花的发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器物的烧制情况，虽不尽然，但多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青花在釉层较薄处发色较好，反之则较差。这很可能是由于烧成后期窑炉中空气过多或不足所致，或与匣钵多孔性有关。具有相同装饰、造型和款识的器物，其青花的主体发色有时也会完全不同。因此，我们不应对任何时期的青花呈色下定论。而另一方面，我们在比对过一些标本之后，不管器物的烧制情况如何，也很容易将苏泥勃青与本土青料区分开来。如果青料施得太厚，或釉面太薄，则青花发色呈现出黑色或深褐色。这点在一些图版中可以看到。在清代，即使是最好的仿古高手，也无法复制这种偶然性特征。为了达到同样的效果，他们靠反复顿笔以施加额外的青料。这种痕迹清晰可见，从方法上来说比较蠢笨，因其色斑太有规律，并且仅呈深蓝色。本土青料的发色为均匀的灰色调，常常以淡描涂施；虽然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有例外，其蓝中闪黑，或青料再氧化的现象极为罕见。除此之外，该书还多处对明清官窑瓷器进行比较论述，如脱胎、青花、斗彩等器物，白兰士敦尤为关注的一点是“胎体与圈足”。他总结出明代瓷器的胎体常见有起伏不平的现象，但却质地坚实，富有厚重感，其圈足的处理和火石红现象也比较自然；而清代瓷器的胎体和圈足的处理往往比较平坦工整，再用手指、毛笔刷进行处理，因此即使出现火石红现象，也显得比较干净整齐。

白兰士敦通过在景德镇实地考察整个制瓷工序及其操作流程，然后结合明初官窑瓷器的工艺遗留痕迹进行认真分析和研究，复原了当时景德镇瓷器制作时的工艺细节，这是非常难得的。并且，他还尽可能地使用他所掌握的西方理化知识来阐释自己理解的明初官窑工艺，尤其注重阐释瓷器烧造过程中的诸项成因和机理。在不尽相同的制瓷原料和不断发展的制瓷工艺的相互作用下，最终生产出的陶瓷产品是每个时代窑业沿革的真实反映，并且具有不可逆性的特征。白兰士敦之所以立足于工艺方面的思考，是因为他觉得只有通过工艺进行认真细致的比较和辨识，才能更有力地帮助世人实现对明初官窑瓷器的准确断代和对后世仿品的明晰甄别。由此可见，白兰士敦对明初官窑瓷器本身的工艺细节观察入微，这也启迪我们在今后的古陶瓷鉴赏和研究中，要十分重视器物制作的工艺细节，切记不可空洞地脱离工艺思维来进行鉴定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