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中国哲学史(上)》在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新思维、新方法的基础上,运用传统训诂和现代诠释等方法,以文献史料为主,兼顾考古发掘史料,尽力摆脱和打破以往哲学史简单分类、教条化及西方模式,凸显中华人文精神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围绕中国哲学史每一历史时期各哲学学派和哲学思潮及其代表人物思想来展开有重点性的梳理、阐发、探讨、分析,力求准确地诠释和通俗地表达传统哲学思想的意蕴,并充分注意传统哲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全面展示其哲学本体论、价值论、人生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各个侧面,从而建构和撰写出一部耳目一新的中国哲学史教材。
《新编中国哲学史(上)》:
三、道佛二教的传播与思想文化的多元格局
就汉唐时期而言,传道授艺之业仍然依靠于官府设置的各种学校。官学以传习“五经”为事业,故“士”亦多指儒士。然而,影响这段时期思想文化乃至社会历史国家政治变迁的,决不只限于儒术。道教、佛教二教作为两种与儒学有别的宗教思想和社会组织,在这段时期里,也显得非常活跃并显示了各自独特的社会功能。
1.道教的创立和传播。
道教的创立,始于东汉末年。张角率领的黄巾农民起义军即以“太平道”为旗帜,张鲁在今陕南川北建立的政权则以其祖父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为组织。黄巾起义不久为东汉政权与豪族的联合力量所镇压,张鲁之“五斗米道”采取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却维系了三十多年。非常有趣的是,该教把所辖区域区分为二十四治,以祭酒、鬼卒为首领统率地方教政事务;凡人教者交纳五斗米,各地方首领则于辖下各处设义舍、置义米,路过的百姓都可免费受用;教徒凡有过错,原谅三次不改而后以罚修道路等方式予以教育。“五斗米道”这些教法推行的结果,是“民夷便乐之”(《三国志,张鲁传》)。“五斗米道”所表达的,显然是农民的平均主义诉求。“五斗米道”又奉《老子》五千言为教经,使徒众“都习之”。道教由此与老子道家相结合。及张鲁被迫降曹,曹魏把张鲁家族迁入江西,“五斗米道”遂在江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人晋后被称为“天师道”。
“太平道”、“五斗米道”作为民间信仰,主要以符篆为人祛灾请福,冀求长生久视。。其来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民间流行的术数和汉代流播的图谶。降及两晋之后,道教经葛洪、陶弘景、寇谦之等一批学者型的道教首领改革,转以炼金丹求仙术为主,发展为金丹道教。金丹道教的理论基础则为两汉流行的宇宙论。宇宙论讲宇宙万物由一气化生,而气本身不生不灭;道教徒坚信,人通过服食金丹,使自己禀得的精气不会耗散,或损耗后得以补入,即可以进达与气同体或与气同化的神仙境界。
道教经葛洪等人作理论建构后,很快在社会的上层,包括知识界与各朝贵胄赢得信仰。东晋士族王羲之、王献之数代奉事“五斗米道”。南朝梁武帝待陶弘景极笃。《隋书·经籍志》称:陶弘景“受道经符篆,武帝素与之游。……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吴兴,故亦奉焉。”陈武即南陈武帝。这表明,南朝君臣多信奉道教。寇谦之推动的道教信仰则得到了北魏太武帝的支持。武帝亲到道场受符篆。及至唐代,道教更受尊崇。李氏王朝认老子为祖先,唐高宗亲幸终南山道观拜祭老子。贞观十一年,敕道教名位排于佛教之前,后又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睿宗、玄宗更令公主人道,并为其立道观。道教由此大盛,道教学者如成玄英、李荣、司马承祯等人才辈出,他们弘扬道家道教思想,形成一股“重玄学”思潮。此前,葛洪、陶弘景所习的丹道学,侧重于服食丹药以求成仙,被称为外丹术。“重玄学”转而看重人本有之性命,认为通过本有的性命双修可以成就仙境。由是,道教之丹道学遂逐渐由外丹术转向内丹术。入于宋金,在天师道之外发展出一以炼内丹为功夫的新的道教教派——全真教。全真教在北方也有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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