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奥登是考察喜马拉雅山的地质学家的先驱。迈克尔·斯彭德是调查从西藏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第一人。而他们的弟弟W·H·奥登和斯蒂芬·斯彭德在文坛取得了声望后,争相参加将珠穆朗玛峰交给一位英国人的探险队,这一探索成为英国对印度保持权力争斗的比喻。 这场竞争中又发生了另一件事:1938年夏天,这两个兄弟同时爱上了一位名叫南希·夏普的画家,而这位画家最终将选择谁作为终身伴侣取决于他们在战时将自己对国家的忠诚放在哪儿。
从加尔各答到伦敦,再到喀喇昆仑山冰川冰封的野外,再到珠峰,最后的英国人也是一代人的故事。在这个令人振奋的故事中,有印度和英国的作家、艺术家、探险家、顽固分子、民族主义者、流氓和内线犯人。他们中的关键人物是一位名叫Sudhin Datta的高贵的孟加拉诗人,这个忧郁的灵魂像他那代人中的许多人一样,在对大英帝国的憎恨和对欧洲文学的深深热爱之间撕裂,他的生活将被在加尔各答发生的战争而颠覆。
黛博拉·贝克撰写了《建一座农场:罗伯特?布莱的故事》(Making a Farm: The Life of Robert Bly) ,普利策奖人物传记类别的最终入围作品《危急时刻:劳拉·莱汀的故事》(In Extremis: The Life of Laura Riding),《蓝色之手:垮掉的一代在印度》(A Blue Hand: The Beats in India) 以及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最终入围作品《皈依:放逐与极端主义的故事》(The Convert: A Tale of Exile and Extremism)。她曾获得古根海姆奖学金(Guggenheim Fellowship)和怀汀非虚构奖(Whiting Award for Nonfiction),主要居于印度和纽约两地。
致谢
我在思考如何书写二战时期的印度时,第一次读到有关约翰·比克内尔·奥登的资料。有种视角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味着让一部分国家彻底摆脱英国的统治。然而,很少有书从这一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和之前十年的状况。1926~1953年间,约翰·奥登是印度地质调查局的地质学家。我在他的资料中找到许多通信,来自他在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人朋友圈,以及他的喜马拉雅山脉探险家朋友们。还有他和弟弟威斯坦之间跨越数十年的通信。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成长起来的英国作家如此密不可分,日后他们以“奥登一代”(Auden generation)而闻名。
我一向好奇英国向德国宣战后,W.H.奥登为什么选择留在美国。奥登亲历了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崛起。他发表演讲,撰写了许多诗歌、散文,警告世人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以及该如何对抗它。所以,英国在1939年9月3日宣战后,他没有回国曾引起许多朋友和同时代人的不满。从奥登写给哥哥约翰的信中,我重新理解了他当初为什么离开,后来又为什么选择不再回来。虽然约翰·奥登在加尔各答的朋友们也挣扎在政治忠诚、英勇无畏、无法摆脱英式作风等相似的难题中,但作为殖民的一方,他们对1930年代的政治动荡又持有不同见解,而这些想法决定了战火燃烧到加尔各答时他们的经历和所做的选择。因此,我打从心底感谢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的伯格收藏室(Berg Collection)收集的藏品,以及那里的档案保管员、图书管理员和xvi工作人员。当初正是伯格收藏室的负责人艾萨克·格维尔茨(Isaac Gewirtz)建议我阅读约翰·奥登的资料。
我在写作和为本书搜集资料期间,阅读了许多描写战时印度的出版物。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亚斯明·汗(Yasmin Khan)撰写的《战火中的英属印度》(The Raj at War)和......